2009-05-20 来源：星岛环球网
来自中国的有毒婴儿奶粉、受污染的宠物食品、危险的玩具令人质疑这个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的制造标准。为中国制造业辩解的辩辞说，生产如此增长，随着而来的问题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而且，可以说中国正经历日本战后发展期间或美国19世纪末制造业繁荣时期发生的同样的质量周期——只不过中国所处的环境比当时更加严格。
对于这两种评论，米德勒(Paul Midler)在《中国的不良制造(Poorly Made in China)》作出回应。米德勒能说流利的中文，在2001年的时候到中国去，为越来越多的西方在华投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那些公司曾经在欧美工厂生产的业务如今已经转包给广州周边的新兴工业区。他去中国的时候正值一个完美的时期。开展业务相关的普通问题，例如获得客户或者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之类的问题难不倒米德勒，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并从中获益。
米德勒大部分的工作在应对他所谓的“质量凋零(Quality fade)”。中国工厂把无利可图的合同变成有利可图的关系。他所见的生产周期与持续改善的理论模式相反。
在解决初期问题以及生产出符合标准的产品之后，工厂内部的创新转向削减成本，削减成本的方式令人讨厌，甚至是危险的。包装要减价，化学配方要更改，卫生标准缩减等等。产品水平持续降低。
来自各国的、有强烈知识产权意识的、有创新产品的客户拿到了有利的制造价格，但这只是因为工厂后来可以把冒牌货直接卖给那些忽视专利权和商标权的国家。米德勒表示，这是工厂的一种套利行为。
对付质量打折产品的第一道防线是工厂的客户，即进口商。当他们开始怀疑中国制造“伙伴”并希望了解情况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渴望在中国找到像米德勒这样的人。这表明他们需要资讯。
但是，米德勒发现，他们过分挑剔。当怀疑变成事实，他们往往变得不愉快——解决问题的成本昂贵，而且有破坏性，他们为此感到难过；然而，合谋兜售一种危险的产品又十分恐怖。如果消费者无法识破这些问题，情况尤其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最好不知情。
意识到这些情况后，西方零售商越来越多的使用外面的实验室监测中国产品。但米德勒认为，这往往也是形式高于功能，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就好像运动员使用增进成绩的方法时，会有少数人被抓到，但比较聪明的运动员却使用尚未列入违禁名单的产品，保持领先。
当然，一棍子打死所有中国企业的做法有失公平。少数企业的质量获得国际认可，但这种认可让企业自身付出代价，因为随之而来的是不受欢迎的审查。
当米德勒目睹中国大型现代企业把工作外包出去(哪怕这样意味着放弃规模经济的生产利益)的时候，这种奇怪的情况变得明显。小工厂更容易躲过环境管制以及产品及工人的安全标准。
清理这个烂摊子的明显办法就是通过更加广泛的披露，但由谁披露呢？中国媒体有时候会披露，但它往往受控制。米德勒表示，很多生产问题在当地制造业圈子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相互勾结的情况猖獗，而且在中国，告密没有什么好处。
处于米德勒位置上的多数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揭发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而且很多测试实验室通过隐藏而不是揭发它们所测试的东西来保护自己的名声。因此，如果米德勒的观点没错，主要的揭发源将以最糟糕的方式呈现——购买中国产品的消费者只能用自身的体验来发现它们的缺点。
原文链接:http://www.stn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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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星岛环球网 时间：2009-05-20
来自中国的有毒婴儿奶粉、受污染的宠物食品、危险的玩具令人质疑这个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的制造标准。为中国制造业辩解的辩辞说，生产如此增长，随着而来的问题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2009-05-20 来源：星岛环球网
来自中国的有毒婴儿奶粉、受污染的宠物食品、危险的玩具令人质疑这个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的制造标准。为中国制造业辩解的辩辞说，生产如此增长，随着而来的问题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而且，可以说中国正经历日本战后发展期间或美国19世纪末制造业繁荣时期发生的同样的质量周期——只不过中国所处的环境比当时更加严格。
对于这两种评论，米德勒(Paul Midler)在《中国的不良制造(Poorly Made in China)》作出回应。米德勒能说流利的中文，在2001年的时候到中国去，为越来越多的西方在华投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那些公司曾经在欧美工厂生产的业务如今已经转包给广州周边的新兴工业区。他去中国的时候正值一个完美的时期。开展业务相关的普通问题，例如获得客户或者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之类的问题难不倒米德勒，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并从中获益。
米德勒大部分的工作在应对他所谓的“质量凋零(Quality fade)”。中国工厂把无利可图的合同变成有利可图的关系。他所见的生产周期与持续改善的理论模式相反。
在解决初期问题以及生产出符合标准的产品之后，工厂内部的创新转向削减成本，削减成本的方式令人讨厌，甚至是危险的。包装要减价，化学配方要更改，卫生标准缩减等等。产品水平持续降低。
来自各国的、有强烈知识产权意识的、有创新产品的客户拿到了有利的制造价格，但这只是因为工厂后来可以把冒牌货直接卖给那些忽视专利权和商标权的国家。米德勒表示，这是工厂的一种套利行为。
对付质量打折产品的第一道防线是工厂的客户，即进口商。当他们开始怀疑中国制造“伙伴”并希望了解情况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渴望在中国找到像米德勒这样的人。这表明他们需要资讯。
但是，米德勒发现，他们过分挑剔。当怀疑变成事实，他们往往变得不愉快——解决问题的成本昂贵，而且有破坏性，他们为此感到难过；然而，合谋兜售一种危险的产品又十分恐怖。如果消费者无法识破这些问题，情况尤其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最好不知情。
意识到这些情况后，西方零售商越来越多的使用外面的实验室监测中国产品。但米德勒认为，这往往也是形式高于功能，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就好像运动员使用增进成绩的方法时，会有少数人被抓到，但比较聪明的运动员却使用尚未列入违禁名单的产品，保持领先。
当然，一棍子打死所有中国企业的做法有失公平。少数企业的质量获得国际认可，但这种认可让企业自身付出代价，因为随之而来的是不受欢迎的审查。
当米德勒目睹中国大型现代企业把工作外包出去(哪怕这样意味着放弃规模经济的生产利益)的时候，这种奇怪的情况变得明显。小工厂更容易躲过环境管制以及产品及工人的安全标准。
清理这个烂摊子的明显办法就是通过更加广泛的披露，但由谁披露呢？中国媒体有时候会披露，但它往往受控制。米德勒表示，很多生产问题在当地制造业圈子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相互勾结的情况猖獗，而且在中国，告密没有什么好处。
处于米德勒位置上的多数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揭发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而且很多测试实验室通过隐藏而不是揭发它们所测试的东西来保护自己的名声。因此，如果米德勒的观点没错，主要的揭发源将以最糟糕的方式呈现——购买中国产品的消费者只能用自身的体验来发现它们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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