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美国联邦陪审团宣告安然公司前CEO肯尼斯·雷（Kenneth Lay）和前总裁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共谋与欺诈罪名成立，并将于9月11日对两人判刑。各大新闻媒体在对此次审判进行报道时都提到，安然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能源巨头是被一群高级管理人员拖垮的，而这些人的贪婪本性与欺诈手段即使按照后网络时代的标准衡量也令人咋舌。但安然事件决非近来唯一引起高度关注的公司丑闻，政府也将继续严厉打击滥用职权，骗取股东、员工和公众信任的CEO。沃顿知识在线的潘迪穆（Mukul Pandya）和罗比·谢尔（Robbie Shell）在2006年5月30日邀请了沃顿商学院法学与商业伦理学系主任、社会合约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专家托马斯·邓菲（Thomas Dunfee）谈谈对此次安然审判的看法。
沃顿知识在线：汤姆，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本次节目。首先，您认为陪审团做出的判决是否合理？
邓菲：是的，我认为这个判决是合理的。据报道许多陪审员都指出，他们在审判刚开始时都对雷和斯基林报有同情。但后来在对本案取证调查的过程中，两人表现出非常强硬，甚至有些傲慢的态度，这使得那些原先同情他们的陪审员改变了看法。
沃顿知识在线：在本次审判结果宣布后，人们可能会说，“美国司法体制的效率很高，这些人都得到了审判”。但这次审判结果整整花去了四年半的时间。所以在您看来美国的司法体制是否确实发挥了效率？
邓菲：是的，我认为美国司法体制的效率仍然有高。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假如陪审团此次宣布雷与斯基林无罪将会出现怎样的反应？因为这毕竟是对曾经的偶像公司进行审判，并且影响到对此后发生的系列公司丑闻进行调查。假如政府在这次审判中失误，将会对美国企业界产生带来相当严重的打击，并且对今后的起诉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美国政府花大量时间仔细调查这桩相当复杂的案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沃顿知识在线：所以再回到我的第一个问题，您认为这个判决结果是正确的？
邓菲：即便斯基林本人也在审判结果宣布后承认“美国的陪审制度确实有效。陪审员做出这样的判决是有理有据的。”陪审员们在此案审理过程中对所有的证据都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他们做出了全体一致的裁决。考虑到此案的复杂程度以及漫长的审讯过程，其实陪审团做出判决的速度相当快。大家可以想想陪审员常常接连几周都要离家在外为此案奔忙。所以我认为我们的陪审制度确实不失效率。
沃顿知识在线：您认为美国政府在这桩引人注目的案件落幕后会对更多的公司丑闻进行审判并定罪吗？如果会那么接下来会轮到谁？
邓菲：我认为此次审判的价值其实是今后类似的案件数量会减少。想想看这次对两高管的定罪数量。据估计雷和斯基林可能被判入狱十几年到二十几年，而且许多专家认为他们上诉的成功率几乎为零。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判决本身就具有威慑力，类似公司丑闻的数量应该不会增加。
另外2002年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出台后，许多公司都对自己的会计控制制度进行了改革。进行改革的公司数量之多令人惊异。你还记得作为高管被判重刑经典案例的泰科公司前CEO科兹洛夫斯基（Koslowski）和世通公司的前CEO伯尼·埃博斯（Bernie Ebbers）的抗辩词吗？那就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此这些人尽管犯了欺诈罪，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必须有新的监管措施到位让我们对 CEO的行为进行诊断并且更容易发现其中的不法形迹。
沃顿知识在线：也就是说，您认为今后美国企业的透明度将会增加，从而在局面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发现CEO们的不法行为。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准确？
邓菲：在未对安然高管进行审判之前的局面很有意思，当时有许多人对监管制度的改革提出质疑，企业抱怨准备报告的成本高昂，而且可能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工才能完成。于是有人开始反对改革。但我猜测此次对安然两高管的审判将会减少这些反对的声音，我们可以继续加强企业行为的透明度。
沃顿知识在线：安然审判可能会减少反对改革的呼声，但它是否也会对其它CEO起到威慑作用，从而阻止他们重蹈斯基林和雷的覆辙？
邓菲：对《萨奥法案》持反对意见的人士指出，安然审判虽然对CEO具有威慑作用，但同时也使这些人更加不愿意承担风险。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许多公司丑闻被审判以及许多人因此锒铛入狱确实让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和其他人员更加谨小慎微。类似安然案件的审判还有多起。有些决策人员在做决策时会改变主意，决定不去揭发内幕，而是采取某一特定的行动。
大家可能还记得安然公司的董事会曾经两度被迫放弃行为准则，对法斯托（安然前首席财务官Fastow）进行的某些交易放行。我希望大家从安然事件中汲取的一个教训就是，假如你身为公司董事，有人要求你抛开行为准则对某些暧昧不清的财务交易放水，你在投赞成票前必须要三思而行。
沃顿知识在线：您前面提到伯尼·埃博斯和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的抗辩策略，即宣称“噢，欺诈，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那么您又是如何看待雷和斯基林声称公司只有安迪·法斯托等人在从事不法交易，所以安然其实是被负面的新闻报道、股市的卖空行为和由此引发的市场恐慌拖垮的。
邓菲：这种说法真是有意思，我也在星期五的《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社论报道。大家可能会以为《华尔街日报》会对雷和斯基林表示同情，因为他俩的抗辩理由中就包括《华尔街日报》刊登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并由此引发安然垮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华尔街日报》是绝对不会同情这两个安然高管的。我和我那些相信市场效率的金融界同僚认为他们的证词很难令人信服，还有许多人也本能地觉得他们的说法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对于一家安然公司这样的能源巨头而言，假如它确实拥有自己声称的那些资产，仅凭《华尔街日报》刊登的几篇新闻报道怎么可能引发股市的卖空行为，继而造成整个公司的轰然倒塌呢？这种说法完全与人们的直觉背道而驰而且听上去根本没有说服力。
沃顿知识在线：您的分析听上去很有意思。我能问一下您前面提到的问题吗？您说专家认为安然两高管上诉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这是为什么呢？
邓菲：关于上诉其中牵涉到的问题很多。法官要求雷和斯基林两人必须一起受审，案子不得在休斯敦以外的地区审理，需要做出一系列的决策；法官定下的标准……或许有待商榷。知名度很高的玛莎·斯图尔特案，甚至是阿瑟·安德森案都利用上诉机会成功推翻陪审团的判决，但与这两起案件不同的是，对于财务欺诈领域的犯罪似乎有着非常清楚的法律界定，法庭似乎也完全依照这种明确界定的法律行事。而且审理上诉的巡回上诉法庭相对比较保守，在这类案件上也倾向于支持政府的立场。没人知道上诉的确切结果，但胜诉的几率应该非常小。我认为这类案件总的来讲上诉成功的几率都很小，安然事件上诉成功的几率就更小。
沃顿知识在线：您认为安然的股东是否会提起集体诉讼来挽回自己的损失？我的意思是现在雷和斯基林的刑事罪名成立，那么对他们提起民事诉讼是否比较容易？
邓菲：提起集体民事诉讼的问题在于被告要财大气粗，有能力支付股东提出的民事索赔金额。而不论是安然公司还是斯基林和雷本人都没有支付赔偿的财力。希望找到人赔偿损失的股东只能将投资银行告上法庭。当然这样做的难度会更高，因为这些投资银行受到安然丑闻的冲击要小得多。我认为对安然高管的判决并不一定会引发新一轮的集体民事诉讼。
法庭还判决雷欺诈银行的罪名成立，当时他从银行获得贷款并且签名保证不会利用这笔贷款收购安然的股份，但后来他正是利用这些钱购买安然股份。对于这点至少他的部分证词是站不住脚的。他称别人盗用他的电子签名签署这些文件。假如你是判案的法官，看到被告的态度非常强硬并且极尽狡辩之能事，同时在其他的审判中证人也证实他曾说过“我是竭尽所能用尽十八般武艺来获取贷款”。但现在他居然连自己的电子签名也无法控制；这令人不得不对他的证词产生怀疑。
沃顿知识在线：总的来讲，您认为从整起安然事件中最应该汲取怎样的道德伦理教训？
邓菲：保持透明度是企业以及编制财务报告的人必须遵循的重要准则。安然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许是故意将财务报告弄得一塌糊涂，以此给分析师出难题，让他们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找出数字背后隐藏的真相。所以，金融市场要正常发展，财务报告就必须保持精确和透明。
另外，各个企业内部都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存在，以安然公司为例，它拥有完美无缺的行为准则手册（你可以在eBay网上买到尚未拆封的全新的公司行为准则手册），组建了汇集众多知名人物的董事会，也制定了各种公司的规章制度。但是把关的人在哪里？内部审计师在哪里？董事会在哪里？外部的律师事务所又在哪里？他们在应该站出来的时候都保持缄默。假如你发现公司内部存在某些严重的错误，你不能只是祈祷上帝保佑然后在文件上签字。所以仅有行为准则手册在那里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真正遵循这些价值观。将价值观写在纸上很容易，但最后很可能就沦为一纸空文。
沃顿知识在线：最后我还想问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很多场合被问过很多次了，就是商学院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今后安然事件重演？我知道沃顿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因为以前我曾经跟您谈到过这个问题。
邓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然事件可能会被写入教科书成为教学案例。商学院的学生可以阅读整个事件的始末，然后设想自己是其中的各种角色。世通丑闻已经成为我们的教学案例。从某个角度看这个案例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当时世通公司的内部审计师面临来自伯尼·埃博斯的种种压力，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甚至设法让她手下的一个助理在晚间潜入公司找到相关数据以查明事实真相。她就这样顶住了来自公司高层所有的压力。
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向这位审计师学习，我们总是期待自己能够保持正直，有时候甚至幻想成为英雄人物。有的学生可能会说我也希望成为审计师那样的人，所以将来遭遇类似情形的时候他们或许会停下来思考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课堂上教授道德伦理不可能取得完美的效果。有些人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改造的。但我认为这些案例确实会产生影响。我相信教授这些案例会对学生产生影响，我们已经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曲线，现在企业中有许多人游走在正义与邪恶的边缘。从长远来看这些人将在改善企业伦理道德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增强他们的意识，引导他们改变自己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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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美国联邦陪审团宣告安然公司前CEO肯尼斯·雷（Kenneth Lay）和前总裁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共谋与欺诈罪名成立，并将于9月11日对两人判刑。各大新闻媒体在对此次审判进行报道时都提到，安然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能源巨头是被一群高级管理人员拖垮的，而这些人的贪婪本性与欺诈手段即使按照后网络时代的标准衡量也令人咋舌。但安然事件决非近来唯一引起高度关注的公司丑闻，政府也将继续严厉打击滥用职权，骗取股东、员工和公众信任的CEO。沃顿知识在线的潘迪穆（Mukul Pandya）和罗比·谢尔（Robbie Shell）在2006年5月30日邀请了沃顿商学院法学与商业伦理学系主任、社会合约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专家托马斯·邓菲（Thomas Dunfee）谈谈对此次安然审判的看法。
沃顿知识在线：汤姆，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本次节目。首先，您认为陪审团做出的判决是否合理？
邓菲：是的，我认为这个判决是合理的。据报道许多陪审员都指出，他们在审判刚开始时都对雷和斯基林报有同情。但后来在对本案取证调查的过程中，两人表现出非常强硬，甚至有些傲慢的态度，这使得那些原先同情他们的陪审员改变了看法。
沃顿知识在线：在本次审判结果宣布后，人们可能会说，“美国司法体制的效率很高，这些人都得到了审判”。但这次审判结果整整花去了四年半的时间。所以在您看来美国的司法体制是否确实发挥了效率？
邓菲：是的，我认为美国司法体制的效率仍然有高。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假如陪审团此次宣布雷与斯基林无罪将会出现怎样的反应？因为这毕竟是对曾经的偶像公司进行审判，并且影响到对此后发生的系列公司丑闻进行调查。假如政府在这次审判中失误，将会对美国企业界产生带来相当严重的打击，并且对今后的起诉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美国政府花大量时间仔细调查这桩相当复杂的案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沃顿知识在线：所以再回到我的第一个问题，您认为这个判决结果是正确的？
邓菲：即便斯基林本人也在审判结果宣布后承认“美国的陪审制度确实有效。陪审员做出这样的判决是有理有据的。”陪审员们在此案审理过程中对所有的证据都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他们做出了全体一致的裁决。考虑到此案的复杂程度以及漫长的审讯过程，其实陪审团做出判决的速度相当快。大家可以想想陪审员常常接连几周都要离家在外为此案奔忙。所以我认为我们的陪审制度确实不失效率。
沃顿知识在线：您认为美国政府在这桩引人注目的案件落幕后会对更多的公司丑闻进行审判并定罪吗？如果会那么接下来会轮到谁？
邓菲：我认为此次审判的价值其实是今后类似的案件数量会减少。想想看这次对两高管的定罪数量。据估计雷和斯基林可能被判入狱十几年到二十几年，而且许多专家认为他们上诉的成功率几乎为零。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判决本身就具有威慑力，类似公司丑闻的数量应该不会增加。
另外2002年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出台后，许多公司都对自己的会计控制制度进行了改革。进行改革的公司数量之多令人惊异。你还记得作为高管被判重刑经典案例的泰科公司前CEO科兹洛夫斯基（Koslowski）和世通公司的前CEO伯尼·埃博斯（Bernie Ebbers）的抗辩词吗？那就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此这些人尽管犯了欺诈罪，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必须有新的监管措施到位让我们对 CEO的行为进行诊断并且更容易发现其中的不法形迹。
沃顿知识在线：也就是说，您认为今后美国企业的透明度将会增加，从而在局面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发现CEO们的不法行为。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准确？
邓菲：在未对安然高管进行审判之前的局面很有意思，当时有许多人对监管制度的改革提出质疑，企业抱怨准备报告的成本高昂，而且可能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工才能完成。于是有人开始反对改革。但我猜测此次对安然两高管的审判将会减少这些反对的声音，我们可以继续加强企业行为的透明度。
沃顿知识在线：安然审判可能会减少反对改革的呼声，但它是否也会对其它CEO起到威慑作用，从而阻止他们重蹈斯基林和雷的覆辙？
邓菲：对《萨奥法案》持反对意见的人士指出，安然审判虽然对CEO具有威慑作用，但同时也使这些人更加不愿意承担风险。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许多公司丑闻被审判以及许多人因此锒铛入狱确实让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和其他人员更加谨小慎微。类似安然案件的审判还有多起。有些决策人员在做决策时会改变主意，决定不去揭发内幕，而是采取某一特定的行动。
大家可能还记得安然公司的董事会曾经两度被迫放弃行为准则，对法斯托（安然前首席财务官Fastow）进行的某些交易放行。我希望大家从安然事件中汲取的一个教训就是，假如你身为公司董事，有人要求你抛开行为准则对某些暧昧不清的财务交易放水，你在投赞成票前必须要三思而行。
沃顿知识在线：您前面提到伯尼·埃博斯和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的抗辩策略，即宣称“噢，欺诈，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那么您又是如何看待雷和斯基林声称公司只有安迪·法斯托等人在从事不法交易，所以安然其实是被负面的新闻报道、股市的卖空行为和由此引发的市场恐慌拖垮的。
邓菲：这种说法真是有意思，我也在星期五的《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社论报道。大家可能会以为《华尔街日报》会对雷和斯基林表示同情，因为他俩的抗辩理由中就包括《华尔街日报》刊登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并由此引发安然垮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华尔街日报》是绝对不会同情这两个安然高管的。我和我那些相信市场效率的金融界同僚认为他们的证词很难令人信服，还有许多人也本能地觉得他们的说法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对于一家安然公司这样的能源巨头而言，假如它确实拥有自己声称的那些资产，仅凭《华尔街日报》刊登的几篇新闻报道怎么可能引发股市的卖空行为，继而造成整个公司的轰然倒塌呢？这种说法完全与人们的直觉背道而驰而且听上去根本没有说服力。
沃顿知识在线：您的分析听上去很有意思。我能问一下您前面提到的问题吗？您说专家认为安然两高管上诉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这是为什么呢？
邓菲：关于上诉其中牵涉到的问题很多。法官要求雷和斯基林两人必须一起受审，案子不得在休斯敦以外的地区审理，需要做出一系列的决策；法官定下的标准……或许有待商榷。知名度很高的玛莎·斯图尔特案，甚至是阿瑟·安德森案都利用上诉机会成功推翻陪审团的判决，但与这两起案件不同的是，对于财务欺诈领域的犯罪似乎有着非常清楚的法律界定，法庭似乎也完全依照这种明确界定的法律行事。而且审理上诉的巡回上诉法庭相对比较保守，在这类案件上也倾向于支持政府的立场。没人知道上诉的确切结果，但胜诉的几率应该非常小。我认为这类案件总的来讲上诉成功的几率都很小，安然事件上诉成功的几率就更小。
沃顿知识在线：您认为安然的股东是否会提起集体诉讼来挽回自己的损失？我的意思是现在雷和斯基林的刑事罪名成立，那么对他们提起民事诉讼是否比较容易？
邓菲：提起集体民事诉讼的问题在于被告要财大气粗，有能力支付股东提出的民事索赔金额。而不论是安然公司还是斯基林和雷本人都没有支付赔偿的财力。希望找到人赔偿损失的股东只能将投资银行告上法庭。当然这样做的难度会更高，因为这些投资银行受到安然丑闻的冲击要小得多。我认为对安然高管的判决并不一定会引发新一轮的集体民事诉讼。
法庭还判决雷欺诈银行的罪名成立，当时他从银行获得贷款并且签名保证不会利用这笔贷款收购安然的股份，但后来他正是利用这些钱购买安然股份。对于这点至少他的部分证词是站不住脚的。他称别人盗用他的电子签名签署这些文件。假如你是判案的法官，看到被告的态度非常强硬并且极尽狡辩之能事，同时在其他的审判中证人也证实他曾说过“我是竭尽所能用尽十八般武艺来获取贷款”。但现在他居然连自己的电子签名也无法控制；这令人不得不对他的证词产生怀疑。
沃顿知识在线：总的来讲，您认为从整起安然事件中最应该汲取怎样的道德伦理教训？
邓菲：保持透明度是企业以及编制财务报告的人必须遵循的重要准则。安然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许是故意将财务报告弄得一塌糊涂，以此给分析师出难题，让他们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找出数字背后隐藏的真相。所以，金融市场要正常发展，财务报告就必须保持精确和透明。
另外，各个企业内部都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存在，以安然公司为例，它拥有完美无缺的行为准则手册（你可以在eBay网上买到尚未拆封的全新的公司行为准则手册），组建了汇集众多知名人物的董事会，也制定了各种公司的规章制度。但是把关的人在哪里？内部审计师在哪里？董事会在哪里？外部的律师事务所又在哪里？他们在应该站出来的时候都保持缄默。假如你发现公司内部存在某些严重的错误，你不能只是祈祷上帝保佑然后在文件上签字。所以仅有行为准则手册在那里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真正遵循这些价值观。将价值观写在纸上很容易，但最后很可能就沦为一纸空文。
沃顿知识在线：最后我还想问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很多场合被问过很多次了，就是商学院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今后安然事件重演？我知道沃顿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因为以前我曾经跟您谈到过这个问题。
邓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然事件可能会被写入教科书成为教学案例。商学院的学生可以阅读整个事件的始末，然后设想自己是其中的各种角色。世通丑闻已经成为我们的教学案例。从某个角度看这个案例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当时世通公司的内部审计师面临来自伯尼·埃博斯的种种压力，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甚至设法让她手下的一个助理在晚间潜入公司找到相关数据以查明事实真相。她就这样顶住了来自公司高层所有的压力。
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向这位审计师学习，我们总是期待自己能够保持正直，有时候甚至幻想成为英雄人物。有的学生可能会说我也希望成为审计师那样的人，所以将来遭遇类似情形的时候他们或许会停下来思考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课堂上教授道德伦理不可能取得完美的效果。有些人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改造的。但我认为这些案例确实会产生影响。我相信教授这些案例会对学生产生影响，我们已经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曲线，现在企业中有许多人游走在正义与邪恶的边缘。从长远来看这些人将在改善企业伦理道德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增强他们的意识，引导他们改变自己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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