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商人们最害怕的是权力，因为他们受到权力的压迫；最担忧的是自己的钱自己不能做主，已有的投资收不回来。
历代中国的商人，一直到近现代，他们在一个担忧一件事情，投资缺乏法律的保障，山西最近发生的事情再次印证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现在只是降临到浙商的头上了。不仅浙商，其他领域、其他地方的商人也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遇到事情以后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因为逃是逃不掉的。
必须搞清楚，中国照这个样子发展，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感觉还缺了点什么，肯定缺了什么东西，才会发生眼前这些事情。可能有一些制度上的东西我们没有改革，根本没有动，或者前进得非常有限。这些都是根本性质的大问题，必须设法解决，否则会影响中国今后的发展。那么，我们究竟缺什么呢？缺真正的公共财政。
我国1998年以后开始明确进行财税改革，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对公共财政大家可能不是十分熟悉，现在虽然有政府、有财政，但是还不是真正的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它的基本的理念是什么？第一就是服务性质。政府在主持财政收支，等于是花别人的钱，既然是花人家的钱，就必须为人家提供服务，也就是人们说常说的“花人钱财替人消灾”。人家如果遇到困难，你给应该给解决困难，遇到了危险你得给人消除危险。不能把钱用在供养自己，或者把钱花到自己所有的、主导的企业当中去。特别是政府的手不应该随便就伸到微观领域里去，干涉民有、民营企业的日常经营运行。可是最近发生的事让人感觉有这个倾向。如果这样下去，中国30年的改革，或者说是市场化的进程有可能走弯路。
公共财政的第二个精神是，一定要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无论收入还是支出，都应该依法而行，履行一个法律的程序。对与民间签订的各种协议、合约，更应该认真执行，不应中途变卦。如果经济形势需要改变，也应该征求大家的意见，不能自行其是。这个也好理解，既然是花别人的钱，就要有规则、守规则。规则不应该由政府自己单方面制定，而是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并广泛听取民间的意见，这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最基本的要求。
第三个是要公开、透明地执政。这是说，花人家的钱得让人家明白这钱是怎么花的，花在哪里。可是现在看，人们在交过税以后却发现公共服务没有跟上，自己的利益没有保障，政策是怎么制定出来的都不清楚，不知道，更没有权力、没有资格过问，这就不正常了。像山西事件，人家要国进民退，把你的财产买断，你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全盘接受。赎买的价格怎么确定也是当地政府单方面说了算。整个政策制定实行的过程中，这么大的事儿，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利益的直接相关人没有说话发表意见的权利，像个局外人在旁边看，没有发言权，这是人民没有地位的表现。小到山西和浙江之间的矛盾，大到整个国家的预算都是如此，不公开、不透明，自行其事。这种局面应该有所改变。
第四要节约。纳税人的钱来之不易，用之应该节约。节约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但现在看上去在安排使用财政资金的时候非常的不珍惜，过大的过豪华的庆典活动搞得太多，花钱淌海水一般，表面上创造了一个超强、超大、超豪华的场面，好象是上下很高兴，大家都赞不绝口，甚至把世界人都给忽悠了，似乎中国真的强大到什么程度，都在讨论“中国模式”问题，其实中国还是个深度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富民穷的国家，一个未来如何发展还有诸多问题没有解决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并不富裕，到人民该用钱的时候，钱却没有了，所以国民福利没有理想的改善，所以总是内需不振，所以政府财政总是困难，于是再加强征敛，更多地聚集民间的财富。这不是一个好的循环，它会走向光明还是灾难，应该不难做出判断。
具体到浙商在山西遇到的难处，我本人呼吁山西地方当局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特别是涉及到微观领域的时候，有一个制度和法治约束的问题不能忽略。其实不只是浙商，全国的企业家和老板们都有同样的利益，现在差不多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国进民退”的冲击。作为纳税人，各界的想法应该交流、沟通一下、商量一下。可是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决策很多产业政策的时候完全回避了这个过程。国进民退涉及到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和人民的利益，应该比过去更民主、更法治才对。不说我们有多大的决定权，但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有这样一个过程，应该是可以的，是不应该免掉的。我觉得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如此。
作为纳税人把钱交给政府，它来支配这个钱，那么它在花钱的时候就不应该危害大家的利益，这个道理要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案例说清楚，说给政府听，也说给整个社会听，让大家评评这个理。目前这种局面不改观，我们再不说话，可能以后慢慢再也没有机会再说话了。我说的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有些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说清楚，更没有解决好，这就是政府职能在市场中的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税收以及公共财政的制度和政策，不客气地说，这些基本问题几乎都还没有做出很妥善的制度安排来，也没有用法律给确定下来，这就会出现现在不得不面对的这些问题。从人民的角度讲，关于政策制定的问题，只是在现有政策的框架之内思考是不够的，那只是提政策建议，政策本身要是不合适的怎么办呢？如果不去尽力扩张民众的权利，必要的时候做点抗争的话，你的权利范围不可能越来越大，只会越来越小。
第二是定价问题。如果定价过程是封闭的，人民不能参与决策过程中去，他说给你多少就是多少，那只会少不会多。这恐怕是最浅显的道理了。民众不掌握话语权，可能50%的补偿他认为已经很高了，已经很“客气”了。现在我们这些学者为大家说话，像这样的学者在中国不是很多，并不是我们专门替老板说话，而是对自己的知识和良心负责，实事求是，该为谁说话就为谁说话。
第三，关于公共财政补充一句，大家交税，同时应学会监督政府如何花钱，才能对国家权力形成一种制约，这就是民主。如果交了钱没你的事儿了，就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权力扩张就没有边儿。从这个意义上说，眼下中国的宪政改革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
原文链接:http://china.ib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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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财经时报 时间：2009-12-02
我国1998年以后开始明确进行财税改革，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对公共财政大家可能不是十分熟悉，现在虽然有政府、有财政，但是还不是真正的公共财政。
自古以来，商人们最害怕的是权力，因为他们受到权力的压迫；最担忧的是自己的钱自己不能做主，已有的投资收不回来。
历代中国的商人，一直到近现代，他们在一个担忧一件事情，投资缺乏法律的保障，山西最近发生的事情再次印证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现在只是降临到浙商的头上了。不仅浙商，其他领域、其他地方的商人也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遇到事情以后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因为逃是逃不掉的。
必须搞清楚，中国照这个样子发展，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感觉还缺了点什么，肯定缺了什么东西，才会发生眼前这些事情。可能有一些制度上的东西我们没有改革，根本没有动，或者前进得非常有限。这些都是根本性质的大问题，必须设法解决，否则会影响中国今后的发展。那么，我们究竟缺什么呢？缺真正的公共财政。
我国1998年以后开始明确进行财税改革，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对公共财政大家可能不是十分熟悉，现在虽然有政府、有财政，但是还不是真正的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它的基本的理念是什么？第一就是服务性质。政府在主持财政收支，等于是花别人的钱，既然是花人家的钱，就必须为人家提供服务，也就是人们说常说的“花人钱财替人消灾”。人家如果遇到困难，你给应该给解决困难，遇到了危险你得给人消除危险。不能把钱用在供养自己，或者把钱花到自己所有的、主导的企业当中去。特别是政府的手不应该随便就伸到微观领域里去，干涉民有、民营企业的日常经营运行。可是最近发生的事让人感觉有这个倾向。如果这样下去，中国30年的改革，或者说是市场化的进程有可能走弯路。
公共财政的第二个精神是，一定要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无论收入还是支出，都应该依法而行，履行一个法律的程序。对与民间签订的各种协议、合约，更应该认真执行，不应中途变卦。如果经济形势需要改变，也应该征求大家的意见，不能自行其是。这个也好理解，既然是花别人的钱，就要有规则、守规则。规则不应该由政府自己单方面制定，而是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并广泛听取民间的意见，这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最基本的要求。
第三个是要公开、透明地执政。这是说，花人家的钱得让人家明白这钱是怎么花的，花在哪里。可是现在看，人们在交过税以后却发现公共服务没有跟上，自己的利益没有保障，政策是怎么制定出来的都不清楚，不知道，更没有权力、没有资格过问，这就不正常了。像山西事件，人家要国进民退，把你的财产买断，你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全盘接受。赎买的价格怎么确定也是当地政府单方面说了算。整个政策制定实行的过程中，这么大的事儿，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利益的直接相关人没有说话发表意见的权利，像个局外人在旁边看，没有发言权，这是人民没有地位的表现。小到山西和浙江之间的矛盾，大到整个国家的预算都是如此，不公开、不透明，自行其事。这种局面应该有所改变。
第四要节约。纳税人的钱来之不易，用之应该节约。节约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但现在看上去在安排使用财政资金的时候非常的不珍惜，过大的过豪华的庆典活动搞得太多，花钱淌海水一般，表面上创造了一个超强、超大、超豪华的场面，好象是上下很高兴，大家都赞不绝口，甚至把世界人都给忽悠了，似乎中国真的强大到什么程度，都在讨论“中国模式”问题，其实中国还是个深度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富民穷的国家，一个未来如何发展还有诸多问题没有解决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并不富裕，到人民该用钱的时候，钱却没有了，所以国民福利没有理想的改善，所以总是内需不振，所以政府财政总是困难，于是再加强征敛，更多地聚集民间的财富。这不是一个好的循环，它会走向光明还是灾难，应该不难做出判断。
具体到浙商在山西遇到的难处，我本人呼吁山西地方当局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特别是涉及到微观领域的时候，有一个制度和法治约束的问题不能忽略。其实不只是浙商，全国的企业家和老板们都有同样的利益，现在差不多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国进民退”的冲击。作为纳税人，各界的想法应该交流、沟通一下、商量一下。可是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决策很多产业政策的时候完全回避了这个过程。国进民退涉及到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和人民的利益，应该比过去更民主、更法治才对。不说我们有多大的决定权，但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有这样一个过程，应该是可以的，是不应该免掉的。我觉得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如此。
作为纳税人把钱交给政府，它来支配这个钱，那么它在花钱的时候就不应该危害大家的利益，这个道理要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案例说清楚，说给政府听，也说给整个社会听，让大家评评这个理。目前这种局面不改观，我们再不说话，可能以后慢慢再也没有机会再说话了。我说的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有些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说清楚，更没有解决好，这就是政府职能在市场中的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税收以及公共财政的制度和政策，不客气地说，这些基本问题几乎都还没有做出很妥善的制度安排来，也没有用法律给确定下来，这就会出现现在不得不面对的这些问题。从人民的角度讲，关于政策制定的问题，只是在现有政策的框架之内思考是不够的，那只是提政策建议，政策本身要是不合适的怎么办呢？如果不去尽力扩张民众的权利，必要的时候做点抗争的话，你的权利范围不可能越来越大，只会越来越小。
第二是定价问题。如果定价过程是封闭的，人民不能参与决策过程中去，他说给你多少就是多少，那只会少不会多。这恐怕是最浅显的道理了。民众不掌握话语权，可能50%的补偿他认为已经很高了，已经很“客气”了。现在我们这些学者为大家说话，像这样的学者在中国不是很多，并不是我们专门替老板说话，而是对自己的知识和良心负责，实事求是，该为谁说话就为谁说话。
第三，关于公共财政补充一句，大家交税，同时应学会监督政府如何花钱，才能对国家权力形成一种制约，这就是民主。如果交了钱没你的事儿了，就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权力扩张就没有边儿。从这个意义上说，眼下中国的宪政改革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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