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大问题、2大机遇!中国企业家要怎样才能活得更好

什么是企业家

  企业家是这样的一批宝贵资源:他们是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把握最佳发展机遇,科学地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为社会创造财富创业者经营者。他们是一批有特殊才能,特殊性格的人群,是中国最紧缺的宝贵资源。企业家,强调的是创业经营;“富豪”强调的是拥有财富的多寡。不能把企业家和富豪划等号或混淆起来,也不能用封建主义,计划经济的陈旧观念衡量当今的企业家,更不能混淆企业家与政治家,企业家与公务员标准,要赋予企业家以充分的创业和经营自由。

  经营是门大学问,创业是个很艰苦的过程。企业家的好坏优劣要由市场评判。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才能形成创业光荣,鼓励人们向往创业的社会风尚。对不同时期成长的企业家要作具体地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以所谓“原罪”来否定企业家的贡献,另外完善法律保护制度,在各种司法的过程中,对各种市场主体自然人,都应当贯彻司法公正的原则。民企至今仍未完全享受国民待遇,在市场准入方面,在资本市场上,在税收政策方面尤其突出,如果真正享有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他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民营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十八大后,民营经济的发展过去主要依靠政策的倾斜、政策的扶持,转向制度上平等竞争的兴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我作为一个研究民营经济的人,确确实实感到我们党在进步,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一系列的表述、论述是最到位的,突出了平等。

  当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它的各种利益就在里面摆着,所以政策执行往往在各个地方是不太一样。如果仅仅靠政策,政策经常不停地变化,看不到预期。最重要的,如果过分依靠政策,那就必然是政策逻辑,这些年靠关系起来的那些人,必然产生官商勾结,导致腐败

  我们民营企业要转变思路,不能老是强调要政策,要争取平等,上次跟总理座谈,一位企业家提出来,“总理,我们不要什么政策,我们就要平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如果现在我们还是抛开制度、法治来争取什么政策,你会失望的,因为反腐之后,谁再给政策,都得按规定来,所以我们再也不要靠感情勾兑来得到特殊政策发展。

  第二点,中国经济进入到民间投资唱主角的新时代。从2010年开始,民间投资超50%,每年都涨几个点,现在国务院做的一系列工作,是为了启动民间投资。

  现在,各种矛盾积累,所谓“三期迭加”,就是发展速度的换档期,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中央政府已经加快了改革步伐,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但是各地动作非常迟缓,有些地方搞成一种新的形式主义。人们希望政府自身加快改革。现在就是落实的问题。落实相当困难,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国企改革严重滞后。说是国有企业要分类改革,但是到现在为止,国有企业怎么分类的都搞不太清楚。更主要的是,有一些部门和利益集团,以反对自由化和反对新自由主义为名,抵制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产能过剩企业负债主要是国有企业。

  第三个问题,金融改革滞后。打破金融垄断,条件太苛刻了,在防范金融危险的旗号下扼杀了或者说堵塞了民办银行的积极性。另外。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改革也困难重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一个尖锐的反应。

  第四是劳动用工困难。从2000年开始到2012年,12年期间,员工工资增长5倍以上。为什么?2006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这个劳动合同法规定是不对等的。对资本的要求,远远超过对员工的要求。本来企业跟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应该对等,但是目前的劳动法是向劳动倾斜。

  还有社会保障缴费的条例。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分流的员工的劳保怎么办呢?交给企业和社会了,前十几年下岗的员工用现在职工交的五险一金。这个是过去欠的帐让现在的企业和员工来还,再加上各地还有不停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据一些地方调查,企业在员工工资之外,还得负担工资总额45%左右的费用。所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最苦。随着人口结构老化的发展,工资成本在企业的支出比重会越来越高,这个涉及劳动用工制度改革

  出现了四大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减少审批减少收费;第二个是国企的改革;第三个是金融体制的改革;第四个是用工制度的改革。这四个改革如果不加快速度的话,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

民营企业未来怎么活得更好

  那企业应该怎么办?第一,要看准新常态,调整好自己的思维,把握好投资决策,这比什么都重要。很多活得不错的企业,都是和正确的投资决策有很大的关系,看市场需求及其发展趋势,不能只看到眼前,在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更要考虑几十年不衰的产业

  第二,企业自身体制、制度创新。在新常态之下,兼并重组更应当是常态。换句话说,现在就是要淘汰一批企业的时候。淘汰落后,是残酷的,但不淘汰,就不能转型升级,我们怕提这个词,只能说是一个兼并重组的好机会。

  这里面需要股权的置换,希望更多的企业关注股权置换问题。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依法办事,特别是在同国企合作的过程中要十分谨慎。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之前,千万要小心。我主张,股权置换先在民营企业之间,特别是在投资农业和乡村建设中的那些项目之间进行。欢迎工商资本下乡联想在青岛收购了蓝莓企业,打出了品牌。这不仅是股权的融合,还有新技术的融合。

  第三,民营企业不能消极坐等,而要积极反映情况,促进政府改革。熬是消极的办法。正和岛是资源整合的很好的平台,除了交流意见之外,还可以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来推动改革,向政府反映我们的意见。

  我上次到苏州看一家做电气设备测试上市公司。老爷子虽然比我小几岁,从头到尾陪着我看。他希望我帮忙请哪位国务院的领导来参观一下。什么原因呢?他说,领导一来,有关部门和单位就不会歧视他了,因为垄断,还会带来国内企业客户。我觉得这是传统的办法,领导权威,提升企业地位。半年中,我请他给写份材料,反应问题,但他说谢谢,还是没有写。

  这是什么心态呢?怕反映之后得罪人,日子就不好过了,宁肯受点儿委屈,总想等别人先提,现在相当多的民营企业,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忍了,后来为了解决不公平的待遇,就采取灰色办法,背后又说腐败。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矛盾的心态。如果大家都这样,改革的步伐就会大大延缓了,希望正和岛亲们在推动改革方面,多出一些力。

  今后的投资主体民营企业,而市场主体的那些人意见反映不上去,这就影响了上面的决策,而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却不断用陈旧的意见或左的主张影响上面。我呼吁民营企业家积极地反映真实情况。

  新生态下,先不要抱怨,大家说政府政策落实太慢了,出台政策太慢,我们民营企业要发挥自己主人翁的意识,成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觉得民营企业要坚持我们党一贯的作风,按照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的基础上办事情,谁不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则办事,我们就提意见,要一家一户企业来做是很困难的,怎么办?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业组织,反映意见。过去党代会决定上讲,通过自己的合法组织有序地参与、推动改革,现在是时候了,否则老是埋怨来埋怨去,于事无补,而且只能消沉大家的意志

  最近福建一个企业家给总书记写信了,希望给企业松绑,没想到总书记很快回复了,我们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了一个广大的社会阶层,一千三百多万户,投资者超过三千万人,后面带动的就业是两亿多人,这么一个新兴力量远远没有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还得靠我们民营企业自身,所以要学会当主人,学会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法律武器来行使我们的民主权利,这样的话才能推动我们的改革。

自省:民企自身存在五大问题

  现在民营企业家主要的想法是什么?第一,让我们利利索索、痛痛快快地赚钱,第二,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现在企业家感觉很不安全,一些地方政府不遵守法制,给企业家胡乱扣帽子:第一个罪名是偷税漏税,第二个非法融资,第三是侵吞国有资产,再没有,四个罪名那就是黑社会、黑势力。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曾经和美国管理大师杰克·韦尔奇对话,我问他:你要花多少时间和政府打交道?他说:我不需要和政府打交道,政府为我服务。我说,在中国,我们的企业家不得不把精力都花在和政府打交道上。我又问:你花多少时间和银行打交道钱?他说:银行都跑我这儿来!我认为,中国出不了韦尔奇,是体制问题。

  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受国家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靠自身。就自身来说,现在有以下五大障碍:

  第一,体制制度问题。民营企业最大的优势是产权明晰、动力强劲。这是它的优点,但是这个优点的背面就是产权封闭,势单力薄。

  第二,管理瓶颈。中国民企业家族企业占70%以上,其管理往往是家族式管理。家族企业不能否定,但是不能搞家族式管理。董事长老公,总经理老婆,儿子当会计,或者是去搞采购营销。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吸引高质量人才呢?即使吸引过来,你对人家不相信,也不会发展好。所以,民营企业管理要向现代企业管理过渡,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技术创新。民营企业尽管创新产品多,但有相当一些企业基本上都是给人家打工,给人家搞OEM代工生产),真正自己搞研发的很少,所以没有定价权。这个问题和第一、第二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你的制度没有改、管理没有改,创新不足的问题也不会改。

  第四,经营创新。中国的民营企业当中,做制造业的不错,单纯做销售的也不错;但是它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链条,没有自己可靠的、有特点的渠道供应渠道商

  第五,风险防范的创新。现在好多民营企业,平常都很好,一个危机一来就打蒙了。所以,要有公关方面的风险防范机制

未来民企投资的机会与陷阱

  今后若干年内,中国的投资主体一定是民营企业。民企也会分化,各位要当心,很可能出现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为什么?三中全会最大的一个转变,是从政策倾斜到制度平等。过去是今天给你一个政策,明天给他一个政策,相当于在路上到处挖坑,到处挖坑的结果就是路变得坑坑洼洼走不动了。今后在制度面前一律平等了,那靠什么?第一,靠资金实力;第二,靠创新力创造力;第三,靠资源整合能力,谁能把大家整合起来,谁就是王。

  民企投资往哪里投?我的理解是话分两头说,农村和城市

  过去我在《人民日报》写社论,经常涉及农业问题,但往往写到最后写不出来了,为什么?触碰到土地体制,两种土地所有制的矛盾。三中全会对农地制度改革迈出小半步,有人觉得很欣喜,未来农地可以流转了,其实不是那回事儿,包括宅基地都还不属于农民自己,集体经营性用地可以流转也是有限制的,小产权房到现在都不承认。

  各种问题拖到现在,导致今天农村没人种地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提出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问题。十年来中国粮食进口数量大幅增加,棉花、玉米、大豆都是国外进口比国内生产更便宜,为什么?国内生产效率太低了,新的经营模式需要工商资本进去,这点柳传志看得很清楚。我曾当面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锡文,你怎么反对工商资本下乡呢?”锡文说你们老板不就是看中农民那块儿地吗?怕你们搞房地产。我说扯淡,深山老林、偏远地区搞房地产卖谁去?我说工商资本下乡有一个好处,能够提高农村生产效率,把地头到餐桌串起来。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专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信用社供销社“三社合一”,但合不起来,因为缺资金。如果有工商资本下去,就能把这些单个农产品串成一条生产链,把分散的小生产者和大市场衔接起来。因此城镇化问题的“牛鼻子”,就是要解决农村生产效率问题。

  再说城市,城镇化调门降下来,变成积极稳妥,加了“稳妥”两个字。城市化的推进,需要把中等城市、城市群搞起来,这几年各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摊大饼,看上去很美,实际缺胳膊少腿,做配套的空间大得很,城市缺什么东西,我们就给它补什么,稍微整合一下,包括环保文化教育、医疗、健康等产业,非常受欢迎。

  做文化产业,各位要特别小心,意识形态的色彩太浓了,所以一定要把文化事业跟文化产业这两者区分开来。这点王健林聪明,从不涉及意识形态。搞文化产业千万别触碰意识形态,否则吃不了兜着走,赔了夫人又折兵。

  对于与国企组建混合所有制问题,我建议各位谨慎又谨慎,据我所知,跟国企搞混合所有制的没几个成功案例。几年前,陈发树用22亿元从云南红塔集团接手云南白药约12%股份,买了之后股票就不停地涨,现在变成88亿了,但上面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名,拒绝兑现,致使陈发树至今仍未能实际取得该部分股权。

  接下来这轮国企改革不同于上一轮朱镕基时代的国企改革,上一轮国企改革是关停并转、下岗分流、兼并重组,是私有化,卖掉,而这次是国企做庄,民企进来,你来给我投资,因此要特别小心。混合所有制谁跟谁混合,怎么混合,混合之后谁说了算?都是需要认真琢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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