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2017年终秀: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巨变激荡的四十年

12月30日,“预见2018”吴晓波年终秀在无锡灵山梵宫举行,财经作家吴晓波发表了跨年演讲。这是吴晓波的第三场年终秀,他回溯了让中国发生巨变的激荡四十年。

吴晓波提出,今年的年终秀有些“特殊”,特殊在我们处在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上——四十周年。吴晓波中国数据和世界评论中国两方面展开,引发听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思考,共同探讨今天的中国走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从1978年到2018年,这个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她在风雨缥缈之中,每一代人离开她的时候,都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们非常感怀自己的前辈,但是他们注定反叛,这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进步,也就是我们刚刚度过的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

吴晓波还在演讲中和大家分享了他新出版的书《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一、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句话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违法的特点。

二、容忍非均衡

最近有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叫《芳华》,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个文工团。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地穷。

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是这一拨人吗?不是的。因为当年这一拨人在政府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农民,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结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先富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会发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从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容忍发展的区域。

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三、巨国效应

这个词是我跟经济学家管清友今年去瑞士时两个人聊起来的。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更聪明吗?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有一个美国人——柯达胶卷的全球总裁看到《人民日报》以后,飞到香港,站在香港遥望对岸,心潮澎湃: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买两个就是20亿胶卷。

别的没有多,就是人多。

所以你看,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1978年,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今天将近60%了。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

至于中国的互联网人口,今天中国有2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两个马老师长得很好看吗?是他们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这些60后、70后更聪明吗?好像不是的。

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无非是创始人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张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8000万人。

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

四、技术破壁

任何一个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不断进步迭代,依靠的是两种能力

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说什么呢?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变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媒体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是,因为有技术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这个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

19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随着他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源价格的上涨,白领人口的增加,没有人愿意做工厂,怎么办呢?好,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刚好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所以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进口替代,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过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开始提高,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产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全球制造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中产崛起和供需错配吴晓波频道在很长时间里是新媒体领域传播新中产者、消费升级的一块重要阵地。我们所呼唤的、所关注的商业模式,都跟这部分有关。

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等,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你看,所有的这些变化,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人不断往前走的过程中,老天爷在帮你。所以如果讲一句开玩笑的话,1978年以来,如果有个“上帝”的话,他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大家说对不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好的商业时代。

所以说,我们经历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十年前我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十年。


吴晓波在演讲中提出:“四十年的中国改革,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这些社会阶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包括:农民工企业家、地方干部和创业者

吴晓波认为:“四十年来,这个国家经济面貌不断改革,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甚至,每一个企业在这个国家能够存在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会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寂寞,需要无数的付出。”并希望大家能够深入去思考自己与时代间的关系,“再过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会退休,然后80后、90后、00后会不断地崛起。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没有辜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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