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具有地理优势,如何成为千年帝都?

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古都,分别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安阳、杭州、郑州、大同和咸阳,但能称得上千年帝都的却不多,而北京就是其中一个。位于中原王朝的边缘,不具有地理优势的北京是如何成为千年帝都的?

今北京一带,由于地处中原边缘,曾经只是一个州郡级的首府而已。更早时期的的一带也只做过燕国的都城,燕先只是西周的一个诸侯,后来只是战国的一个弱国。

北京地处中原王朝的边缘,既不可能被选择为中原王朝的首都,也不可能作为占据北半个中国政权的都城。北京作为中原王朝的陪都以至首都,是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逐渐形成的。

北京不具有地理优势,如何成为千年帝都?

契丹族崛起东北,后建立契丹国,势力逐渐进入中原。五代后晋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割让给契丹,遂使契丹国的南界直到今河北中部一线。幽州政治中心即今北京,938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并改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改析津府),建为陪都,又称燕京。这是今北京作中原王朝之一的辽的陪都之始,北京作为有影响的都城可以从这一年算起,比南京晚了7个世纪。

12世纪初,辽的部属女真族继起于东北,十几年后即灭辽灭北宋,建立金朝。金的南疆一直到秦岭淮河一线,远过于辽。仍建辽南京为陪都,改称燕京。1153年,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金朝将首都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迁至燕京,改称中都大兴府。这是北京成为中原王朝之一的金朝首都之始。

从此以后,北京就从半个中国的首都到全中国的首都直到今天,其间虽有迁往南京的往复,但相对而言都比较短暂。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于北方草原,元朝建立以后不久的1267年,忽必烈即从开平府(今内蒙正蓝旗东)迁都金中都城,后改称大都。金、元的情况相同,既要统治中原,就不可能将首都设在民族的发祥地,但又不能离得过远。于是北京就成为最合适的地方。

北京成为建都最合适的地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由于边疆民族的入主中原,带来了东北与北方的辽阔版图,使得原来天下之中的位置有了新解释,从洛阳位移至燕京了。金海陵王仰慕江南衣冠文朝仪,想迁都于燕京,而征求意见于内外臣僚,结果多数人都以为“上京僻在一隅,转漕艰而民不便,唯燕京乃天地之中,宜都燕以应之”。于是贞元元年(1153)遂从上京会宁府迁至燕京,称中都大兴府。因此颇疑中都之定名,实以“天地之中”为称也。

到了元朝,也同样以此地为天下之中。据《元史》载,巴图尔曾对忽必烈言:“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边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可见蒙元时人视燕京是“中”。后来,忽必烈在开平就帝位,不久即迁都金中都,而改称大都。

就自然条件而言,北京山前小平原处于华北平原的最北端,从北方而下,既已进入中原,可以控扼天下,又紧紧背倚边疆民族的发源地。往北可通过燕山山地诸山口,进入蒙古草原,往东北可沿渤海边缘大路进入松辽平原,往南可经太行山山麓通道直达中原地区核心。这种形势十分理想

所以金人梁襄说过很有名的一段话:“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奥,而俯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这说的就是一种地理上的气势。

清人入主关内,出现的依然是辽金元的政治态势。

清的龙兴之地在东北,在建立了全国性的一统王朝之后,舍北京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作为首都。这时的北京从辽代以来,已经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与首都地位,除了中间明初中断的数十年之外。

此后的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再往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首都的定位无不依此势而来。可以说,除了西安以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城市作为首都之气势可以与之相比。西安是以西驾东,而北京则是以北临南。

唐以前,山东地区,即黄河下游地区是可以与关西抗衡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所在。也就是说是东西力量的对峙。宋以后则是南北的对峙。东西对峙以西安为上,南北对峙则以北京为上,形势使然,岂有他哉。中国首都的选择,形势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观念。这一点有时要胜过经济中心的重要性,也要胜过天下之中的实用性

西安与北京可以说是两个最突出的以形势取胜的都城。而对于北方民族而言建都北京其实也有一定的实用性,所以蒙元王朝败于明代,退向北方以后,北元仍然存在了好一段时间,而蒙元的后身鞑靼瓦剌始终对明王朝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与金对峙的南宋按照前朝的惯例似乎应该建都南京,但宋高宗没有恢复全宋的雄图,且金兵曾南下深入长江以南甚远,故赵构宁愿躲到更偏安的杭州。这是割据南方的政权的一个例外,不去细说。

应该重点述说的是南京作为全国性首都之始。就这一点而言,南京落后于北京近一百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以应天府即今南京为首都。这是因为南京一方面有帝王之宅的形势,另一方面离朱元璋的根据地淮西老家很近。

但形成有趣对照的是,朱元璋之子朱棣从其侄子手中夺取帝位后,思路却与其父完全不同,他一开始就打算迁都北京,原因可能有几方面:一北京是其龙兴之地,他封燕王,在北京有比较牢固的政治基础;二他的帝位按中国传统观念是篡夺而来,他自然要避开嫌疑是非之地的南京;三明朝的主要外敌是北逃的蒙古势力,建都北京有利于抗敌。

撇开前两点不谈,第三点考虑是积极的也是有道理的,他六次亲征蒙古,都以北京为基地,对巩固明朝边防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南京是明太祖钦定首都,永乐帝又不便立时改变,而且他的子孙想法又与他不同,并不都认同北京为首都,想要回到南京去。

所以明朝前期,在北京与南京之间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往复阶段,从明朝建立到正式定都北京经过了七十多年时间,即使从永乐元年开始的两京制度算起,也有近四十年之久。

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为北京,此时的北京只是陪都。朱棣在永乐七年、十一年与十五年三次巡幸北京,都是从南京出发的。第三次巡幸以后再未回南京,首都机能开始转移。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改称京师,而原京师改称南京。洪熙元年(1425),又改北京为行在,有南迁之思,经宣德朝至正统朝,南迁始终未能实现,于是正统六年(1441),北京官厅去“行在”二字,北京最后正式定为首都。

明代前期北京、南京之间的小往复,不但反映了选择首都的各种外在因素交叉的复杂性,还体现了具有定都决定权的皇帝个人的心理状态。永乐皇帝自然是一心要迁都北京的,但却迁延了十九年之久,期间他有将近一半时间是呆在北京处理国事,或以北京为基地进行亲征。

但在他离开南京的时候,他的太子洪熙帝却几次在南京监国,对祖父朱元璋定都南京有相当的感情,而不愿定都北京,想迁回南京。但他当皇帝只有一年时间,来不及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太子宣德帝情况又与他不同,虽然遵照父命有迁都打算,但他作为永乐帝的皇太孙当其祖父远征蒙古时,都随侍在侧,所以对迁都回南京积极性并不高。加之北京作为全国性首都条件的确比南京优越,故经过来回往复之后最终首都还是底定北京。

不过南京作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更高,与北京一样设有六部,这种情况为历代所无。这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对祖宗制度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示南京的确具备建都的一些必要条件。

清朝代明而兴,选择北京为首都没有任何迟疑之处,这与金、元时期思路完全相同。而且由于清代所建立的多民族大帝国北部几乎囊括全部蒙古人部落,西北包容准噶尔与回部,西南领有西藏地区,远远超过汉唐盛世,北京的地理位置也因此不像过去那样偏向北部,而显得相对比较适宜。或者说,也近乎天下之中的位置了。

进入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政治基础在北方,定都北京自然是不二的选择。但由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其政治基础却在江浙财团,也因此自然选择南京作为首都。但上面已经说过,作为一个领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的国家的首都,北京的地理区位显然优越于偏于东南一隅的南京,这是自古以来的定论。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也以北京为首都,这是理所当然的。

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由北京到南京再到北京的往复,虽然是不同政权之间的首都变迁,其意义重于明朝前期两京制度的变迁,但时间却不过只有22年,远短于明前期的往复期。

南京之所以被选为明初与国民政府的首都,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明代与国民政府的统一行动都是由南而北地完成的。至于元、清两代则恰好相反,所以作为军事行动的策源地,也为定都加上了一个重要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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