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一代:城市融不进,农村回不去

城市的边缘

小王今年28岁,和妻子在北京打工,女儿4岁。去年年底,很多像他这样的打工族都纷纷回了老家。

要不要卷铺盖回去?小王夫妇犹豫再三:回到村里,俩人一下子没了工作,对种地是既没经验也没兴趣。

最后,夫妇俩决定在北京换个地儿,重头再来。

这下,房租涨了不少。但小王说:“虽然存不下什么钱,但至少我还有工作,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小王属于新一代进城的农民工。在过去40年里,数百万像他这样的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当年,如此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徙并未造成明显冲突。但如今,新一代的农民工比前辈们面临更多的问题。

以前,观察者一贯把目光集中在新兴的中产阶级身上,就像在任何一个国家,富起来的这拨人会对政府有更多要求。但是现在,处于城市底层农民工的境遇愈加成为观察者担心的焦点。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民工来到城市,劳动密集型工厂是他们奔赴的前线。

2017年,城市农民工的数量达到了2.9亿(目前增速放缓)。2010年,中央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来描述外出打工的80后农村劳动力。

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是“民二代”(上一代农民工的子女,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另一部分是近十年陆续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孩子(包含之前的留守儿童)。目前,这批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达9000万。

两代农民工的区别显著。早期的农民工有的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童年时期的困苦让他们迫切希望到城市改善生活。即使最后没能在城里扎根,农村至少还有那一亩三分地在等着他们去耕耘。

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他们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大多不愿待在最脏、最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

2009年,社科院旗下学术刊经济研究》发文称,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学者田丰对近十年来(2006-2015)中国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发展变化做了详细研究。

《经济学人》结合中国社科院研究,对北京、广州90位年龄在18-33岁的农民工做了调查,从中可以一瞥发展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一角。

一是,教育方面。

田丰的调查研究显示,60后、70后农民工受正规教育年限不超过10年,而80后新一代农民工受过的教育年限超过了12年。

但是,虽然其受教育程度提高了,教育却可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导致收入增长速度比其他社会阶层更慢。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普遍低于平均水平,并且他们更容易陷入抑郁情绪。但是,很多进城务工的父母还是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由亲人照看。

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厨师说:“我也想把孩子带过来,但是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

据《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

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

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09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

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

二是,婚姻状况。

很多新一代农民工都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1980年以后,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开始上升,到2005年达到峰值,比例为122/100。

目前,中国平均的初婚年龄是26岁。而今年,1990年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已陆续满28岁了。

中国社科院学者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样本表明,超过3/4的受访者未婚。在《经济学人》开展的调查中,2/3的受访者未婚。政府报告显示,到2020年,中国达到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该年龄段的女性多出3000万人。

目前,中国女性普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既受过良好教育,又要有一定资本。大城市的许多适婚女性,更是把“有车有房”作为择偶的重要条件。

考虑到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高房价,这些条件对于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朋友来说,可谓难上加难。

其一,适婚的女性数量小于男性;其二,一起从农村进城务工的适婚女性也希望嫁给更有钱的老乡;其三,没有城市户口也没钱,新一代农民工买不起大城市的房子。所以,大多80、90后农民工目前还结不起婚。

三是,收入状况。

2000年,农民工的月工资平均为1700元(205美元),2016年为3000元。绝对收入上升,但增速却显著下降。

从2010年到2013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的增长速度均在10%以上,2015年农民工收入增速却只有7.26%。2015年以后,农民工的收入增速显著低于城镇居民。

苦涩的一代: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目前,1980-1989年出生的农民工收入水平较高,这或许与他们受教育年限较长有关,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民工工种的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服务业带来的经济增长逐渐超过制造业。之前的农民工大都集中在建筑行业和制造业。

据田丰研究,2006年60%的农民工集中在第二产业;到2015年,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例已降至52%。目前,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比如快递业务、家政、清扫业务。

四是,社会地位自评。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农民工的绝对收入水平显著上升。同时,户籍制度教育制度改革使得农民工中出现了一些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但是,教育结构改善却没有提高这些年轻人的相对收入,反而增加了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

在80、90后农民工里,“教育无用论 ”不仅体现在客观的收入层面,也体现在主观社会态度上,极有可能引发年轻的农民工放弃接受更高程度教育的机会,形成教育—收入—态度之间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农村社会流动的僵化(田丰,2017)。

田丰在调查中发现,受访的这些年轻人普遍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自评较低。其中90后农民工的失望情绪是最高的。

《经济学人》的调查进一步佐证了他的结论。一位在北京某咖啡馆打工的24岁年轻人说:“我可能暂时会待在这里吧”;另一位28岁的理发师说:“可在这里感觉不到幸福”。大多数农民工在大城市里漂着,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没有归属感

9年前,《经济研究》发文称,农民工深知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终归要叶落归根,回到农村。

但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农民工已不那么亲近土地了。“农村是回不去了,在城市也无法融入”。高昂的生活成本、户籍制度的限制和所受到的歧视让他们依旧处于大城市的边缘。

参考文献:

田丰,2017,《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社会学研究》第3期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工人日报》6月21日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原文标题为《苦涩的一代:农村回不去,城市融不进 | JIC编译》,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自行联系作者,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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