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儒家的执着,道家的洒脱,佛家的圆融

苏轼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对儒释道三种思想都有吸收,且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三者相通。他将三者相互融通,注入自己的生命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命形态,为后人欣羡和瞻仰。

儒家·执着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基因,“圣贤书”培养了他们的思想根基。苏轼信奉儒家仁民爱、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自言青年时“好贾谊、陆贽(西汉名儒)书”。年少时,其母程氏为他读《后汉书·范滂传》,小东坡听后,就有志于学习东汉名士范滂勇敢、刚正不阿的精神。

在考中科举、入仕之后,颇有用世之志。在朝中,有志于改革朝政,敢于直言。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对新党的王安石新法,但是也反对旧党司马光的全盘否定新法。在地方做官时,勤于政事,为地方百姓做实事,造福一方百姓。

苏轼有仁民爱物的儒家精神,他性情温和,心地光明,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对尘世人间怀有热爱,对人世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

另一方面,东坡又“一肚皮不合时宜”,也是源于一腔正气,因而对政治弊端不能姑息,勇于批判社会现实,如《吴中田妇叹》中所写:“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敢于为人民发声,批判时弊,其根基为儒家的一股正气、致力于除弊的执着精神。

道家·洒脱

苏轼的仕途并不顺利,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一次是在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一次是59岁被贬到惠州,后又被贬到儋州,对他是极大的摧残。

向外积极入世、用世的挫折,使他向内寻求心灵的慰藉,道家思想无疑是抚慰心灵的良药。

苏轼是四川人,李白也是少居蜀中,巴蜀地区道教风气较浓,并非一味地如儒家一样方正,他少年时期曾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年少时就爱读《庄子》,曾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道家注重自然,将儒家的视野从社会人生延展到浩渺宇宙,让心灵徜徉于天地万之间。

苏轼吸收了道家顺应自然的基本思想,曾在词中写道“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即使在逆境无可奈何,也持心宁静,随遇而安,顺其自然。

人生多歧路,面对不幸遭遇,苏轼能以道家思想自我调节、自我解脱。

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逝者(水)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月)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化用了庄子相对主义的思想,突破人生有限的观念,将境界扩宽至宇宙万物的无限时空——不必为现世的短暂而徒然感伤,不必以自己的一段人生为衡量尺度。放眼天地万物,无所谓永恒与短暂。人亦是自然中一分子,本与万物同化。

这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使他获得心灵的释然,以乐观旷达的精神笑对人生。

佛家·圆融

苏轼并非佛教徒,但与佛门弟子有密切的交往。他本人的坎坷人生经历,也使他在佛教思想中寻求精神的皈依。

东坡曾在诗文中写道“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南华寺》)可见其受到佛家思想的浸染。

东坡学禅,并非是虚谈佛理,或是学佛家的清规戒律,而是深深地融入生活,与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体验相融,增加思想的厚度,升华人生的境界。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其诗意流露出佛家万事皆空的思想。有时想想,人生如梦,世间苦难也就不足萦怀,不妨持平常心,豁达观世相。

东坡在《答毕仲举》中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他吸收了佛家有益于人生的思想,向往“静”与“达”的人生境界,破除偏执,圆满融通。

苏轼的思想融汇了儒家仁民爱、济世安民的精神,道家顺应自然、超然物外的思想,佛家持平常心的精神境界。既有儒家的执着、道家的洒脱,又有佛家的圆融,既执着于现实人生、做入世事业,又能跳出来、不执迷于尘世。即使身处逆境,依然能保持达观精神,盎然的生活情趣。

中国传统文化的成熟形态,是儒释道三家相互融通。苏轼之所以魅力耀千年,是因为他以儒家为根基,融合道佛思想,将三家的精神资源融入自己的人生。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命范式,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人格化,为后人称道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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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风大家

儒风大家(ID:rufengdajia) ,传承经典、经世致用,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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