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没有自己的体系,听再多的跨年演讲也是徒劳

  • 作者|李不太白
  • 来源|微信公众号:李不太白(ID:oursir)

在这个自媒体、文字、语音、视频、课堂、社群特别发达的时代,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都会有无穷无尽的分享与道理,漫延并浸染入你的身心。

他们的每一句、每一段、每一章、每一次都有道理、有思想、有启发、有价值

因此你应该诚心诚意地感谢那些潮人与老师。他们的确很用功、很用心、很规律地链接起了很多事与内容,而且也很精彩。

但是,如果你不能做到“以下”这个核心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你所有接受到的“以上”这一切就足以害了你。

这个“以下”核心的基本原则就是:

在你或者年轻、或者不再年轻的人生岁月里,你必须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的灵魂中、大脑中、内心中逐步建构起一个基本的思想体系,并衍化成一个能够决定自己行为方法论

而他人所有的金句句铜句铁句,全部都理应“沦为”你这个体系与方法论之下的有益的细节补充,或反面论证

若非如此,你的人生、事业、学问就将永远无法达到第一流的境界。这就是我在新年里诚恳地想对真正视我为友的读者说的,也是我与身边朋友私下里聊天时提及过的。

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来佐证一下吧:

马克思与苏联的金句面前,先后有李德、王明、博古等沿用者,但除了博古后来转而辅助毛外,他们终被历史无情淘汰了,最终成为第一流的是建立了自己体系与方法论的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金句面前,先后有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以及坚持“全部计划经济”与“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批沿用者,他们同样被历史淘汰了。最终成为第一流的是建立了自己体系与方法论的邓小平:实事求是、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

在邓小平的金句面前,尝到了并看到了市场甜头的很多经济学家,于是就有了一种纯粹“市场决定论”的说法。

市场作为主体,当然决定了大部分交易行为价格供给消费,这个千万不必质疑,也绝不能走回头路。但“市场”就是最底层的逻辑了吗?贸易战孟晚舟案,响亮地打了纯粹“市场决定论”者与我们一个耳光。

原来没有强大的国家主权、实力做背书,“市场与自由贸易”就只能是高阶生设计好的低阶生物链。如果你试图脱离低附加值的全球产业分工、想着进一步向上游发展、跟他们在高端技术上进行“市场竞争”与“自由贸易”的话,人家就立马翻脸了。

如果是单纯靠自由市场,就不会有人修地铁、修高铁、造大飞机、建北斗导航,也不会卖给你核心技术驱动,但却会有人通过芯片与软件系统等高阶分工掐死你。

而这些,都是属于对不起不可市场、对不起不可贸易、对不起不可自由的范畴内。

原来市场自由诚可贵,主权与实力价更高。

美国的一切都来源于欧洲:信仰来源于欧洲的宗教改革、英国的“新教”;逐渐形成的政府架构是约翰·洛克《政府论》的呈现。

但真正建构起为美国未来的,却是完全脱胎于英国“新教”体系的“清教徒”思想,而国家的治理核心是在茫茫大海中的“五月花号”船上通过自治公约草稿确立的。

而清教领袖布鲁斯特、布拉德福德等人于1620年11月推动起草的“五月花公约”,甚至比英国的“光荣革命”还早70年,比法国的大革命更是早170年,即使是比后来被当做普世价值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都还早140年。

美国若按照母国英格兰的体系与方法论行动,那就不可能有今天第一流的成就了。

可是美国的体系与方法论却又有了沿用者。

那么在美国的政治金句面前,那些大群沿用者之中有取得大成功的吗?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院长讲了个事实:联合国成立时会员国54个,现在200个左右,因此“二战”后新兴国家有150个左右。在这150个国家数据概率里,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实行自由民主——也就是走美国体系——而走向发达的,一个都没有。

有人觉得这肯定是瞎说。肯定会说“二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不都是照搬美国体系发达了吗?其实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发达了,而不是在战后。但即使算上日本在内,这些发达的国家与地区都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都属于中华文化圈的,都是在东方文明滋养根基上发展起来的。

而中华文化是有自己的逻辑体系与方法论,普遍来说,经世致用的智慧相对来说也较高。

其他地方呢?更大时间与地理范围来说,不论是包括巴西与阿根廷在内的南美洲、包括南非在内的非洲,还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各国及东南亚,或者中东部分“颜色革命”的国家如埃及及东欧诸国,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沿用美国体系与方法论而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

教授提到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联合国经常宣讲博茨瓦纳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它被称为“非洲之星”。这个单一民族国家,人口225万,人均收入7600美元左右,艾滋病感染率是25%,就是这样的国家,联合国、“世行”还把它当样板。第二个例子是9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包括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非洲的埃塞尔比亚、尼日利亚,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全都没有“发达”起来。杨教授还分享了个真实故事,中国代表团到孟买,印度人就问了:“你们上海比我们孟买落后多少年呢?”代表团只好回答说:“落后很多年,等你们指导”。

在这里,我也不想谈杨教授论及的制度比较。我想与“李不太白”公号的读者围炉私话的是:不是美国与中国的模式哪家牛,而是这两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体系与方法论。

而上述其他国家则没有。

这就好比你听了再多名流的跨年演讲、道理与金句,沿用他们的体系与方法论,你也没有多少几率能够收获他们一样的成就。

事实上,人家那些美好动听的金句于你无补。

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等按键手机所统治的金灿灿的市场面前,没有追随它们体系的是谁呢?

是最终拥有自己思想体系与方法论苹果手机、华为手机建立了新世界,并取代了它们。

王安石失败了。败的很惨。

本来没有王安石变法,北宋还能撑下去一大段时间。但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北宋反而加速提前“驾崩”。与王安石联手变法的是宋神宗,宋神宗的儿子是宋徽宗、孙子是宋钦宗,两者都被金人掳到寒苦之地当奴隶去了。

王安石为什么失败?史学家分析了一大堆,我不想去说了。当然了,历来都是革命的成功率相对好一点,改革的成功率相对就低很多,连邓小平都感叹说汉武帝改革、王莽改革、张居正改革都失败了。这个没有办法的,与革命相比,改革天生就是容易失败。

具体到王安石身上,作为“李不太白”公号是有一点大历史观察的。王安石个人道德没问题,也没有个人私心私利,他和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很大,同时还特别用功、特别努力。但是很可惜,在最关键的底层规则上,王安石至多算作二流思维,志大而才疏,食古而不化。

以大历史的眼光来探究,王安石的变法其实学的是两个人:商鞅管仲。这两人都是很厉害的,“变法”也都是相当的成功。两人也各有一套自己的体系与方法论。

先说商鞅。商鞅是“战时管控体系”,这种体系与方法,后来在“二战”的时候斯大林也略有近似地用过。其核心是一切都以战时为标准,国内的人民被编制、组织到每一个个体的人,经济也以战时管控为核心:前者是耕战管控,斯大林则是战时生产分配制度

管仲呢?我读管仲四年多了,像是在管仲这个大学上了四年课,从内心来说,我喜欢管仲远胜于商鞅。商鞅是硬来,管仲是软施。前者是霸道,后者是王道。在春秋战国那样的年代,管仲搞的其实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他就把盐啊铁啊等物资作为国家资源,实行专卖;又把粮食啊玉璧啊等隐形货币质当做贸易工具,搞得国家财富大丰收,把一个东部盐碱地的齐国搞成了“春秋五霸”之首。而他本人的这套方法也成了后世学习的榜样。

能在春秋那个时代就想出这样的体系、方法论,那实在是高明得很。所以孔子就很仰慕管仲,就说如果没有管仲这个牛人啊,我们这些家伙都还是些赤膊纹脸的野人呢!诸葛亮年青时也常常以管仲为偶像,自我期许。

我不知道王安石有没有逻辑推导过,但想来在心里一定是这样想过:既然商鞅是牛人、管仲是牛人,如果集两大牛人为一体的话,那我王安石岂不是就成了超级大牛了吗?因此王安石就跟宋神宗很专心地将“三顾茅庐”、“隆中对”的话剧又复习了一遍,这两个主角都特别的入戏。

于是在公元1068年,大宋的熙宁元年四月,话剧就这样开始了。

“你认为唐太宗如何?”宋神宗一脸痴迷地说。

“陛下!”王安石却一脸不屑地回答道,“您学什么李世民啊?要学就学个大的,您应该以尧舜为表率。”

“哎呀,安石!你对我期望真是太高了,我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啊!”宋神宗的脸红了,小半因为是谦虚的害羞、大半却是因为兴奋。

连李世民都不在话下,直接对标尧舜。对于一个刚刚即位的、年仅20岁、正想挽起袖子大干一场的大宋董事长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迷人的未来场景设想吗?朕All in。

“坐下,”像无数童话里曾经的圣君一样,宋神宗屏退了左右,然后说,“我要和你长谈一番。”接着他就讲起了刘备与诸葛亮相识相知的传说。

王安石又不高兴了。

“在上等人才眼中,诸葛亮根本不值一提。”王安石说:“当代就有人才可比尧舜时的贤臣,只是因为小人阻碍而无处施展罢了。”

“每一个朝代都有奸佞小人嘛,”宋神宗再次激动起来,又很贴心地安慰道。

(以上对话原文摘录自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那么谁是当代小人呢?不言而喻,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欧阳修,苏洵、苏辙、苏轼三父子,以及宰相韩琦、富弼等人,甚至也包括王安石两个亲弟弟王安国、王安礼。

上学时,历史书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属于“保守派”,但我后来却明白历史书才是“激进的左派”。要让这么多历经风雨的、正直的大臣不约而同地齐心反对一个人,实非无缘无故。正如苏洵、吴珪预测的那样,将来搞垮大宋的必定是王安石。他们这些人仅仅根据实事求是的生活经验,就知道他的方法不可行。

王安石像管仲以盐铁专卖、以粮食与玉璧为贸易工具一样搞出了国营贸易局(均输法)、国营零售管理局(市易法)、农民贷款制度青苗法);又像商鞅的连坐制一样搞出了十户人家一组的征兵制度(保甲法)、土地与马匹登记制度(方田军税法、保马法)……合两个大牛的体系与方法论为一,想必成果肯定是两个大牛的倍数了吧?我相信王安石私下一定这样憧憬过。

从根本上说,王安石是把商鞅、管仲两人的金句读得多了,而不知道大宋所面临的整个时代环境已经大非春秋战国时可比,时与势都不同了,体系与方法论当然也不可能一样。

而最最根本的,其实是在底层规则上,王安石并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体系与方法论。他只不过是隔代的沿用者罢了。

正因为如此,不改革,大宋王朝固然会死。

但不懂得如何改革,大宋却会死得更快。

所以齐白石才说:“像我者死,学我者生。”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私下里跟朋友说,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自己的内容,就四处跑去尽听潮人分享,那他危矣。

尾声

2019新年来了,就说这九个案例吧。

最后,这个基本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我之所言:若你没有自己的体系与方法论,你所读到的“李不太白”如上内容也尽可是些废话。

窗外雪停了,我也在暖融融的室内落下笔来。本来只是一句话,为了凑足字数发布给你看,一不小心又说了这样多。

谨此祝福我亲爱的读者朋友!愿你也只私信给你真正的好友:听人言,也要懂得勿听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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