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货币,有哪些有趣有用的知识?

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目的是帮助理解历史。

中国的货币史,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因为中国的货币有悠久的历史,并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货币文化。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是极少见的。

——彭信威

01、贝壳是钱,为什么又有刀币、铲币等?

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这点由中国文字的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凡是同价值有关的字汇,绝大部分是从贝,如贫贱等。分贝成贫,贝少为贱。可见在中国文字形成的时候,贝壳已是体现价值的东西。用贝的时候,以朋为单位,一朋原是一串,后来概指一个固定的数目。古诗中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的句子。

贝壳在古代是装饰品,也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而且常见于记载,后来发展成为统治阶级之间的货币。

当时的劳动人民,常用生产工具作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如铲、刀、纺轮等。这几种用具,似乎分别在各地区或各部族中取得一般等价物的资格,而且逐渐脱离了商品世界,形状也逐渐缩小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演变成为正式的布币、刀币和环钱。布币中有一种没有文字的大型空首布,应当是西周的东西。无论如何,中国铸造货币的起源,并不晚于外国,可能是世界最早的。

02、中国的古钱币上有画的,是真钱还是假钱?

中国货币的形制和西方货币截然不同:西方货币上喜用人禽兽花木为图形,欧洲人一向把他们的钱币看成美术品,特别是古代希腊的钱币,在美术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是在钱币艺术衰退的中世纪,欧洲有些钱币,特别是金币,还是反映了拜占庭美术的风格。

而中国货币上,除文字外无他物。甚至如果中国钱币上发现有飞鸟走马,大家就要研究它到底是不是正用品。在中国的钱币上,反映了中国文字书法演变的痕迹。

先秦货币上的文字,可以说是古篆。它和甲骨文不同,因为两者书写的工具不同;它不同于钟鼎文,因为钟鼎文是当时文化水平很高的统治阶级所写的,而钱币上的文字乃各地同铸钱有关的人所写的,可以说是民间的文字。秦半两以后,钱币上是用小篆。但六朝时已有隶楷的出现,唐代则完全用隶书,或所谓八分书。北宋钱上有行、草,太平天国钱上有简体字。

03、古代的货币贬值是怎么样的?

而中国历代政府行货贬值的方法很多,先用减重的方法铸小钱,再用变相的减重方法铸大钱,最后又用纸币来膨胀。用小钱就是尽量减轻钱的分量,汉初的荚钱和董卓的小钱都是属于这一类。但用这种方法,贬值程度还有限,汉初由十二铢重的半两减成三铢重的荚钱,只能膨胀四倍,就是减成一铢,也不过十二倍。董卓将五铢钱改铸一铢重的小钱,也只是膨胀五倍。

大钱就比较严重了,例如王莽的错刀,一个钱便当五千,两把刀就能收买人民手中的黄金一斤。三国时孙权的大泉和清咸丰时的大钱都是属于这一类,历代的当十钱还算不得什么。

宋以后用纸币来膨胀通货,伸缩性更是无限了。纸币膨胀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面膨胀一面改发新钞,宋、金、元都是用这种办法;另一种是一直膨胀下去,如明朝的大明宝钞,就是用这种办法。

04、农民工人收入,两三千年里增加了吗?

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收入,两三千年来,并没有什么增加。

拿米价来说,如果都折合成现代的公石,则秦汉间每石只要一百文上下,那时钱币的分量比较重。西汉在昭帝时,每石值两三百文,元帝时涨成四五百文,哀帝时涨成六七百文。魏晋南北朝时币制混乱,没有一定的标准。但盛唐是一个物价低的时期。那一百多年间,米价每石只要两三百文,比西汉的平均米价还要低。安史之乱后,物价增加几倍。宋元两代,物价比较高,北宋米价每石自几百文到千文,南宋及元代用纸币,自然更高。但明代又是一个紧缩期,以制钱计算的米价,每石自两三百文到五六百文。清代物价又渐涨,乾隆以后,每石总是千文以上。

农户的收入,在太平的时候,平均每户每月不过一公石米上下。在战时或凶年或租税特别重的时候,连这种收入也不能维持,所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工人的工钱,自汉到清末,每人每月随着工作性质的不同,可买到半公石到两三公石的大米。这虽是个人的劳动所得,实际上也就是一家人的生活费。

05、古代中国人和欧洲人,谁的收入高?

货币购买力明确了之后,不但可以研究历代人民的收入生活水平,而且可以进一步比较一下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两者的消长。

我初步比较的结果,发现在西汉时,中国劳动人民的收入高于西方世界。欧洲在封建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如中国的劳动人民。但自14世纪末叶起,欧洲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就比中国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高了。但欧洲物价也高于中国,所以欧洲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更近代的事。

06、哪个朝代官吏,薪俸最高?

官吏的收入与工人农民就大不相同了。过去史家因为对于历代货币的购买力和度量衡,没有正确的理解,所以对于历代官俸的厚薄,就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譬如《清朝文献通考》就说:历代官俸以汉朝为最高,为唐宋所不及。这是不对的。错误的原因是历代官吏俸禄有时用实物标准而用货币支付,有时用货币为标准而用实物支付,或于货币官俸之外,加给各种实物的补贴。兼之历代的度量衡标准不同,所以史书中的记载,若不加一番整理,是看不懂的。

中国历代官吏的真实收入,高级官吏的官俸以北宋为最高,低级官吏以盛唐为最高,都超过汉朝甚远。

北宋以后,这种收入就一代比一代减少,明清为最低。拿具体数字来说,汉朝三公号称万斛,每月真实收入折合大米在西汉不到一百公石,东汉不到五十公石。盛唐时的一品大员可以拿到一百六十公石,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大概一百八十公石。北宋盛时的三太三少可以拿到四百公石上下;元代的正一品官,最高时也不过一百一十公石。明初也想维持一百一二十公石,但因通货膨胀,逐渐减少。到了清朝,一品官的收入,最多的时候也不到四十公石。

再拿低级官吏的收入来说,汉朝的百石小官每月只可收入两三公石米,唐开元时的九品官的收入则在十一公石以上,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总共当在十四公石以上。北宋元丰时的承务郎每月也可以拿到十公石,甚至元朝的九品官也可以拿到十公石左右,明洪武初是八公石半,清乾隆时是七公石。

所以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收入构成一条拋线,秦汉以后,有上升的趋势,以唐宋为顶点,以后就逐渐下降。这条拋物线,应多少反映了中国国力的消长,因为历代的统治阶级,总是尽可能把自己的俸禄定得很高的。但结果由于财力不继,总是维持不住。

自然上面这些数字只限于正俸,而不包括帝王的赏赐和官吏自己的贪污所得。到了清末,做官的人,哪里把正俸放在眼里?因为若论正俸,那么,就是一品官的六部尚书,一年也只有一百八十两子,双俸也不过三百六十两,而实际上有时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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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彭信威教授研究中国货币史的经典之作,分八章讲述了从殷商时代到清末中国货币的沿革发展,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理论、信用等都做了深入研究,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多方面,从货币角度展现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是一部包罗万象的货币通史巨著。对于中国经济、金融及历史领域的研究者、学习者、爱好者,本书不仅提供了重要参考,而且是十分值得珍藏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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