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幸福的感觉更多些

  知足常乐——

  追求幸福,不仅要改变外在的环境,更要改变内在的心境。这样,或许离幸福会更近一些

  在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52岁的房女士正在自家院里打扫卫生,见记者来访,忙给让进了客厅。

  “您这座二层小楼,有多少平方米?”环顾房间四周,记者问道。

  “120平方米。2010年盖的,当时花了10万元。比起海口每平方米八九千元的房子,这里便宜多了!”房女士对当下的居住条件很满意。

  可一谈到物价,房女士就没那么轻松了:“这两年物价涨得太快,菜价比前两年涨了一倍多。”房女士家原本有3亩地,现在让给弟弟种了,自己每月只拿1100元退休金,这点钱对基本吃喝需求来说都有些捉襟见肘。没办法,房女士的丈夫下岗后,只好到附近的农贸市场贩卖鸭子,赚些零花钱。

  “我对眼下的生活还算知足。要说新年里的愿望,当然希望收入能够多些,负担能轻些,这样才会感觉更踏实些。”房女士说。

  提升百姓的幸福感,根子在增加收入。近年来,居民在社会财富蛋糕的切分中所占比例有减少趋势,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速。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均工资为3096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只有1730元。专家认为,提高收入、稳定预期,应沿着“增收减负、调节差距、加大力度”的思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二女儿现在上高中,学了5年钢琴,每年培训费就要2万多元。”房女士说,前几年家里一直没钱给孩子买钢琴,直到去年才买了一架,满足了女儿一桩心愿。除了教育投入,房女士患高血压、心脏病,每年医药费5000多元。因为不是住院治疗,她只能享受每月40元的门诊补贴其他费用无法报销

  提升幸福感,减负同样重要。海南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蔡东宏教授说,在海南,不少人挣得看起来不算少,但是物价高、花销大,如果社会保障再跟不上,生活压力就会很大。政府应承担更多的改善民生责任,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健全社保体系,解决居民感觉压力最大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

  蔡东宏建议,应根据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变动情况,建立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挂钩的机制,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最低工资标准。对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提高群众幸福指数

  当然,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除受制于客观现实,还与个人修养有很大关系。如果一个人能客观认识自我、做到知足常乐,就更有可能活得舒服、惬意;而如果一个人完全将幸福的概念质化,总觉得“比上不足”,过得就会不舒服。追求幸福,不仅要改变外在的环境,更要改变内在的心境。这样,或许离幸福会更近一些。

  稳定就业——

  劳动者对未来预期不乐观、“饭碗”不牢靠,直接影响到其归属感和幸福感

  许宁2010年夏从天津某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一家国内知名生物技术检测公司工作,负责产品开发推广和客户维护。由于表现出色,许宁很快在公司站稳脚跟,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

  但和北京大多数民营企业一样,许宁所在的公司并不负责解决北京户口。刚开始,许宁觉得这没什么,能给上“五险一金”就行。但后来逐渐发现,没户口的麻烦很多。“买房要等5年,买车还得至少等1年才能摇号,没有户口光有钱都不行。”许宁抱怨。为照顾女朋友,许宁住在望京,每天早晨不到6点就起床,挤两个小时的地铁和公交,到位于昌平的公司上班。晚上回到家最早也要8点多钟,他常常一进家门倒头就睡,累得连吃饭的劲儿都没了。

  许宁总没有归属感。“没北京户口,总感觉自己不是这里的人,孩子也不可能留在这里上学、考试甚至生活。你说,工作不就是为了能过上稳定的生活吗?没户口,我还在这儿干什么?留下的时间越长,耽误的也就越多。”因为准备和女朋友结婚,许宁已经决定,过完这个春节就辞职回老家工作。“只想找份牢靠的工作,至少保证孩子以后上个像样的学校吧。”许宁说。

  除了户口原因,让许宁下决心辞职的,还源于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第一年合同期满后,单位同许宁续约三年。但许宁发现,合同的甲方却从原先的本公司名称变成公司下属一家子公司的名称。公司人力主管说,这是根据公司业务的安排,工资福利待遇和工作内容都不变。但有老员工私下告诉他,这是公司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而打的“擦边球”,通过让员工和几个子公司之间来回签合同,之前的工作经历便可以不被累计,减少公司用工成本

  得知实情后,公司的“精明”让许宁彻底寒了心:“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老板还是想着怎么方便把我们炒了。说什么也要回家考个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铁饭碗’才保险,不用觉得朝不保夕。”

  许宁的选择并非个案,近年来,户籍、劳动合同社会保障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者就业选择。最近应届高校毕业生正在集中找工作,不少用人单位的人力主管坦言,能否解决户口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口,是大学生决定最后是否跟用人单位签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专家认为,决定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乐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宁光杰教授表示,决策部门在着力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同时,应保障农民工、外地务工者享有与城市人口、本地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使他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稳定状态。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应着力构建新的劳资关系,彻底改变过去“只取少予”的劳资关系,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公平竞争——

  人在社会中得到平等对待,才更有可能产生幸福

  徐建刚是广州一家事业单位的员工,月薪6000元左右。“工资看似不少,但一遇到高房价,才知道工资的含金量有多少。”徐建刚说,2009年由于考虑要结婚,他在父母的资助下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打这儿起,50万元的贷款让他不得不将消费水平一再压低,每天都觉得生活压力很大。

  为改变这一窘状,徐建刚曾尝试多种方法赚钱:搞过一阵子网店,后因精力不济、无法保障上网时间而作罢;又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咖啡店,最后因经营不善而关门大吉。

  对这些挫折,徐建刚倒看得很开,认为市场经济中就要自负其责、愿赌服输。但他对自己在单位工作却颇有怨言:“我在单位属于编外人员,与那些有正式编制的人相比,薪水、福利差别都很大,提拔晋升的机会更是渺茫。现在想想,除非哪一天自己撞大运,否则就只能这么熬着。”

  拼尽全力却很难获得“幸福感”,其中可能包含个体的、主观的因素。如果自身不努力或努力之后也不达标,再上一层楼自然不易。但是,如果不是个人因素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那就值得重视了。

  改革开放以来,原来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一系列制度社会政策,例如家庭出身、所有制等等,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的日渐式微。但一些制度性障碍,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部分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有的正在改革,有的基本没变,至今仍在起着阻隔作用,使社会流动渠道不能畅通。

  近年来,教育成为现代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然而,1999年高校扩招后提供的更多高等教育机会,却并非如扩招之初人们想象的那样,全面惠及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由于扩招后高校全面收费和就业难的出现,普通家庭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越来越难。从流动成本来看,许多农民工干得多挣得少、工作环境恶劣、生活负担日增,不但他们自己难以向上流动,就连他们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也越来越窄。

  专家认为,人在社会中只有得到平等对待,才更有可能产生幸福感。例如,如果升职竞争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就会减少很多职场人的抱怨;如果升职过程中存在种种“潜规则”,让人不得不助请客、送礼、拉关系等行为去迎合领导,焦虑感就会产生。规范权力运行与增加经济收入一样影响着幸福感,只有让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声张,人们的幸福才更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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