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04 来源：铅笔经济研究社 作者：邹啸鸣
未必因金融危机
新快报：有报道称，由于就业市场的变化，企业趁机“绑架”了《劳动合同法》，使之执行中大打折扣。看得出来，由于金融危机的到来，加剧了《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困境。对此，各位怎么看？
邹啸鸣：美国是由于金融危机诱导了经济危机。而中国根本就不存在金融危机之忧，中国金融企业的效益，是最近这些年来最好的。
中国今年以来的出口情况仍然保持良好态势，10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总值19671亿美元，同比增长25.2％，比上年同期加快1.7个百分点，实现贸易顺差1810亿美元。
因此，以美国的金融危机作为中国企业倒闭的理由，我认为是轻率的。
当然，中国沿海有不少外向型出口企业倒闭也是事实。而企业倒闭的原因，我认为重在“自查”。以下一系列原因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税收负担、地方政府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原材料价格水平上升、汇率上升导致出口盈利下降、《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导致企业成本上升。
“企业绑架法律”的说法，也许可以吸引足够的眼球，但从效果上看，可能性为零。
陈宇：今年以来围绕着劳动领域有关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比如从去年年底开始就讨论的是否形成企业倒闭潮、《劳动合同法》是否增加企业成本、血汗工厂的标准，最近的则是轰轰烈烈的争论是否形成农民工返乡潮。其实不应该说是“企业绑架法律”，而应该说是“资本左右了政策”。这些争论形成的舆论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退步就是一个证明。
单就《劳动合同法》来说，我认为目前对企业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一方面在用工成本只是原有的基础上有一定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部法律仍没有得到刚性的执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不久前就成立了《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组分赴各地，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一部法律刚刚实施一年就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的，体现了执行法律的决心上还存在着中炎热、地方冷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律的执行从表面来看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将会被具体处理，或者说是变通执行，这部“生不逢时”的法律前景令人担忧。
肖功俊：所谓“隐性裁员”和企业主趁机“绑架”《劳动合同法》，说明了在当初制定这部法律时，就存在很大争议。
众所周知，劳资双方争论非常激烈，从最初的草稿到出台修改了多次，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部法律存在很大争议，甚至有悖于我们刚刚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在这种情景下出台的不成熟的法律，不要说企业去遵守，就连行政部门都很困难执行，你说在执行中能不大打折扣吗？
特别是在出台的今年又碰上了经济的萧条，部分企业难免将部分责任归咎于刚刚出台的《劳动合同法》，甚至趁机“绑架”《劳动合同法》，我个人认为，就算没有发生这次经济危机，大部分企业有的还在规避这部法律，甚至企业用“隐性裁员”的方式来规避它，当然原本执法部门就很难或很头痛执行，在目前的情况下就会更加大打折扣执行。
法律要被信仰
效率公正需兼顾
邹啸鸣：我习惯的思维方式是“实证”。意思是无论企业是否倒闭潮、《劳动合同法》是否增加企业成本、血汗工厂的标准，农民工返乡潮，我首先不是表达我的偏好，而是考察是否事实及其严重程度，其次考察这种事实按照经济学规律将会导致的结果：到底谁受益，谁受损。
实际上，这一系列现象的先后出现，很清楚，没有受益者，而受损者则包括：农民工失去了获得更令他们满意的收入的机会、老板们失去了赚取利润的机会、政府税收呈现下降势头。如果这种势头不受到遏制，那么未来还将出现全国性的社会治安问题。
法律的意义在于提高效率，而那些能完成提高效率的法律才会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和遵守。这个逻辑绝不能倒过来：就像已经被废除的“投机倒把罪”一样，恶法也许权威，也许刚性。但它遏制的是整个国家生产能力的释放和人民生活程度的改善。
陈宇：《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无疑损害了企业家的利益，例如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按照规定支付加班工资。这些成本本来就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义务，也是全球通行的规则。企业效益下滑、经济不景气绝不是因为法律一手造成的，它包括了许多综合因素，例如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当然更是因为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我无法预言没有这次金融风暴我国的企业就能过得很滋润，同样我们也不能将《劳动合同法》看成衰退的根源，成为众矢之的。
法律的意义首先是公正，当效率与公正发生冲突的时候，第一要义应该是公正。法治社会中的许多原则本来就是与效率背道而驰的，例如正当程序、民主决策。公正才是法律赖以成为信仰的根本。
邹啸鸣：对于“血汗工厂”，我也曾经像文学青年那样不喜欢。但是有个农民工宣布———他不愿意返乡，“跟鸭子在一个塘里洗澡”。因此我注重的是分析它存在的客观原因———正因为我国广泛存在“血汗农村”———农民付出了同样的劳动却还无法获得“血汗工厂”的收入，农民才会蜂拥进入文学青年所鄙视的“ 血汗工厂”。
所以真正重要和有意义的，不是去制定“血汗工厂”的标准，而是改善农民的权利和素质，这都需要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果本末倒置，就会发生目前这样的局面：要么工厂倒闭，农民工失业；要么工厂用机器替代工人，农民工仍然失业。
被金融危机
放大的劳动争议
新快报：有论者认为，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企业生存是第一位的，因为，对工人来说，少一点工资也总比企业倒闭而导致失业要好。换句话说，原来对《劳动合同法》争议的问题，是否会由于金融危机的到来而更加放大？
邹啸鸣：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而新劳动合同法存在的问题，在于干预了这种“双方意愿一致”的签约原则。
比如“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及“最低工资制”等。这种干预，应该被理解为是出于“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初衷。但从效果来看，客观上导致了企业倒闭潮的出现。面对倒闭潮，工人连签约的对象都没了，所以客观上损害了他们的权益。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要能够得到执行，前提是市场能够跟企业鉴定无固定期限的产品购销合同。购销合同无法“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难以“固定期限”。
肖功俊：毫无疑问，危机放大了原来的争议，因为企业盈利减少，工资支付能力下降，因而迫使企业为了生存而采取各种变通手段规避《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如：为避免裁员成本过高，企业不轻言裁员，却采用放长假的方式变相裁员。这使员工们无法应对，有关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法律也无可奈何。
陈宇：企业倒闭是最糟糕的结果，是雇主和工人都不愿看到的。但是过分强调这个问题，本身隐含着这样的观念：企业是衣食父母，给你工人一碗饭吃已经是莫大的恩赐，至于是残羹冷炙还是粗食淡饭就由不得你挑挑拣拣的。现在这种资本高贵、劳工卑贱的气氛还是很有市场的。劳动者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
邹啸鸣：我们国家传统的文化及思维习惯上，真正高贵的，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劳工，而是公权力。
陈宇：是的，公权力是一个众生之上的存在，但在现行的“普遍道德”中资本绝对比劳工来的金贵。劳工的现实地位源于在字面之外缺少存在一个能够维护其利益的代表者，为其鼓与呼。
无最低利润
难承担最低工资
新快报：也有人担心，对中国企业来说，特别是出口外向型的民营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下的生存，是否真的严峻到了连最低工资都无法承受的地步？对于这种担忧，您怎么看？
邹啸鸣：其实企业只要能够承受“最低工资”，就意味着存在支付了“最低工资”以后的剩余。这种剩余就是他的“最低利润”。“最低利润”也是利润，而关门倒闭则连赚取“最低利润”的机会都失去了。还没有听说过有利润不赚的企业家。
肖功俊：有可能，这要看危机发展到何种程度。如果危机极度发展，订单严重不足，导致一连串坏账。不要说最低工资，恐怕一分钱也发不出。因此，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而且不只是民营企业，其它外资企业也一样。
我个人认为，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企业生存和目前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同样是重要的。没有企业，我们的就业平台就很难存在，但是也不能借口企业生存是第一位的而忽视劳动者的权益，关键的问题是在目前的危机中，我们的企业和员工应该更加多地沟通，互相理解，共同协商，共度难关，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工会组织应该发挥它的协调作用，同心协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企业也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员工，同时我们的政府在政策的层面给企业松绑，适当降低或减免税收，特别对中小企业提供借贷，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有在企业、劳动者和政府共同的努力下，让企业逐步摆脱困境，这才是企业和员工达到的双赢。否则，两败俱伤。
陈宇：最低工资的问题是由2004年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调整的，地方政府要两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的增长也是该规章要求，只是到了这两年才得到真正贯彻。
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企业的人力成本占整个生产成本的比重仍然较低，不像有些国家一般要到生产成本的百分之三四十。还可以举个例子，今年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是860元，而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2007年广州的平均工资是3349元，最低工资只不过是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最低工资作为最低收入水平的保障线，对于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来说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邹啸鸣：我们应该明确竞争的压力、破产的压力和经济衰退的压力对非国有垄断企业主和农民工收入的打击。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巨大的漏洞在于：当农民工去掉了一个“工”字，黯然地回乡务农的时候，“最低工资”意义何在？农民的“社保”何在？
陈宇：压力不是让一个群体长期无法共享社会增长成果的借口，这种不公正更是社会动荡的根源。这些年来，GDP大幅增长，但是工资收入占国民经济总额的比重却是下降的，与企业的利润增长根本无法比拟。而现在，GDP增长放缓了，第一个想到的药方却是压缩本已不多的人工。三十年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背井离乡的农民工，难道那些空荡荡的厂房、静悄悄的机器就能够为企业主产生利润？
原文链接:http://ipencil.org
讨论
添加到...
告诉朋友
复制链接
沉贴
2008.12.04 来源：铅笔经济研究社 作者：邹啸鸣
未必因金融危机
新快报：有报道称，由于就业市场的变化，企业趁机“绑架”了《劳动合同法》，使之执行中大打折扣。看得出来，由于金融危机的到来，加剧了《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困境。对此，各位怎么看？
邹啸鸣：美国是由于金融危机诱导了经济危机。而中国根本就不存在金融危机之忧，中国金融企业的效益，是最近这些年来最好的。
中国今年以来的出口情况仍然保持良好态势，10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总值19671亿美元，同比增长25.2％，比上年同期加快1.7个百分点，实现贸易顺差1810亿美元。
因此，以美国的金融危机作为中国企业倒闭的理由，我认为是轻率的。
当然，中国沿海有不少外向型出口企业倒闭也是事实。而企业倒闭的原因，我认为重在“自查”。以下一系列原因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税收负担、地方政府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原材料价格水平上升、汇率上升导致出口盈利下降、《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导致企业成本上升。
“企业绑架法律”的说法，也许可以吸引足够的眼球，但从效果上看，可能性为零。
陈宇：今年以来围绕着劳动领域有关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比如从去年年底开始就讨论的是否形成企业倒闭潮、《劳动合同法》是否增加企业成本、血汗工厂的标准，最近的则是轰轰烈烈的争论是否形成农民工返乡潮。其实不应该说是“企业绑架法律”，而应该说是“资本左右了政策”。这些争论形成的舆论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退步就是一个证明。
单就《劳动合同法》来说，我认为目前对企业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一方面在用工成本只是原有的基础上有一定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部法律仍没有得到刚性的执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不久前就成立了《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组分赴各地，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一部法律刚刚实施一年就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的，体现了执行法律的决心上还存在着中炎热、地方冷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律的执行从表面来看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将会被具体处理，或者说是变通执行，这部“生不逢时”的法律前景令人担忧。
肖功俊：所谓“隐性裁员”和企业主趁机“绑架”《劳动合同法》，说明了在当初制定这部法律时，就存在很大争议。
众所周知，劳资双方争论非常激烈，从最初的草稿到出台修改了多次，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部法律存在很大争议，甚至有悖于我们刚刚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在这种情景下出台的不成熟的法律，不要说企业去遵守，就连行政部门都很困难执行，你说在执行中能不大打折扣吗？
特别是在出台的今年又碰上了经济的萧条，部分企业难免将部分责任归咎于刚刚出台的《劳动合同法》，甚至趁机“绑架”《劳动合同法》，我个人认为，就算没有发生这次经济危机，大部分企业有的还在规避这部法律，甚至企业用“隐性裁员”的方式来规避它，当然原本执法部门就很难或很头痛执行，在目前的情况下就会更加大打折扣执行。
法律要被信仰
效率公正需兼顾
邹啸鸣：我习惯的思维方式是“实证”。意思是无论企业是否倒闭潮、《劳动合同法》是否增加企业成本、血汗工厂的标准，农民工返乡潮，我首先不是表达我的偏好，而是考察是否事实及其严重程度，其次考察这种事实按照经济学规律将会导致的结果：到底谁受益，谁受损。
实际上，这一系列现象的先后出现，很清楚，没有受益者，而受损者则包括：农民工失去了获得更令他们满意的收入的机会、老板们失去了赚取利润的机会、政府税收呈现下降势头。如果这种势头不受到遏制，那么未来还将出现全国性的社会治安问题。
法律的意义在于提高效率，而那些能完成提高效率的法律才会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和遵守。这个逻辑绝不能倒过来：就像已经被废除的“投机倒把罪”一样，恶法也许权威，也许刚性。但它遏制的是整个国家生产能力的释放和人民生活程度的改善。
陈宇：《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无疑损害了企业家的利益，例如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按照规定支付加班工资。这些成本本来就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义务，也是全球通行的规则。企业效益下滑、经济不景气绝不是因为法律一手造成的，它包括了许多综合因素，例如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当然更是因为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我无法预言没有这次金融风暴我国的企业就能过得很滋润，同样我们也不能将《劳动合同法》看成衰退的根源，成为众矢之的。
法律的意义首先是公正，当效率与公正发生冲突的时候，第一要义应该是公正。法治社会中的许多原则本来就是与效率背道而驰的，例如正当程序、民主决策。公正才是法律赖以成为信仰的根本。
邹啸鸣：对于“血汗工厂”，我也曾经像文学青年那样不喜欢。但是有个农民工宣布———他不愿意返乡，“跟鸭子在一个塘里洗澡”。因此我注重的是分析它存在的客观原因———正因为我国广泛存在“血汗农村”———农民付出了同样的劳动却还无法获得“血汗工厂”的收入，农民才会蜂拥进入文学青年所鄙视的“ 血汗工厂”。
所以真正重要和有意义的，不是去制定“血汗工厂”的标准，而是改善农民的权利和素质，这都需要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果本末倒置，就会发生目前这样的局面：要么工厂倒闭，农民工失业；要么工厂用机器替代工人，农民工仍然失业。
被金融危机
放大的劳动争议
新快报：有论者认为，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企业生存是第一位的，因为，对工人来说，少一点工资也总比企业倒闭而导致失业要好。换句话说，原来对《劳动合同法》争议的问题，是否会由于金融危机的到来而更加放大？
邹啸鸣：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而新劳动合同法存在的问题，在于干预了这种“双方意愿一致”的签约原则。
比如“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及“最低工资制”等。这种干预，应该被理解为是出于“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初衷。但从效果来看，客观上导致了企业倒闭潮的出现。面对倒闭潮，工人连签约的对象都没了，所以客观上损害了他们的权益。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要能够得到执行，前提是市场能够跟企业鉴定无固定期限的产品购销合同。购销合同无法“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难以“固定期限”。
肖功俊：毫无疑问，危机放大了原来的争议，因为企业盈利减少，工资支付能力下降，因而迫使企业为了生存而采取各种变通手段规避《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如：为避免裁员成本过高，企业不轻言裁员，却采用放长假的方式变相裁员。这使员工们无法应对，有关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法律也无可奈何。
陈宇：企业倒闭是最糟糕的结果，是雇主和工人都不愿看到的。但是过分强调这个问题，本身隐含着这样的观念：企业是衣食父母，给你工人一碗饭吃已经是莫大的恩赐，至于是残羹冷炙还是粗食淡饭就由不得你挑挑拣拣的。现在这种资本高贵、劳工卑贱的气氛还是很有市场的。劳动者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
邹啸鸣：我们国家传统的文化及思维习惯上，真正高贵的，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劳工，而是公权力。
陈宇：是的，公权力是一个众生之上的存在，但在现行的“普遍道德”中资本绝对比劳工来的金贵。劳工的现实地位源于在字面之外缺少存在一个能够维护其利益的代表者，为其鼓与呼。
无最低利润
难承担最低工资
新快报：也有人担心，对中国企业来说，特别是出口外向型的民营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下的生存，是否真的严峻到了连最低工资都无法承受的地步？对于这种担忧，您怎么看？
邹啸鸣：其实企业只要能够承受“最低工资”，就意味着存在支付了“最低工资”以后的剩余。这种剩余就是他的“最低利润”。“最低利润”也是利润，而关门倒闭则连赚取“最低利润”的机会都失去了。还没有听说过有利润不赚的企业家。
肖功俊：有可能，这要看危机发展到何种程度。如果危机极度发展，订单严重不足，导致一连串坏账。不要说最低工资，恐怕一分钱也发不出。因此，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而且不只是民营企业，其它外资企业也一样。
我个人认为，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企业生存和目前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同样是重要的。没有企业，我们的就业平台就很难存在，但是也不能借口企业生存是第一位的而忽视劳动者的权益，关键的问题是在目前的危机中，我们的企业和员工应该更加多地沟通，互相理解，共同协商，共度难关，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工会组织应该发挥它的协调作用，同心协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企业也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员工，同时我们的政府在政策的层面给企业松绑，适当降低或减免税收，特别对中小企业提供借贷，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有在企业、劳动者和政府共同的努力下，让企业逐步摆脱困境，这才是企业和员工达到的双赢。否则，两败俱伤。
陈宇：最低工资的问题是由2004年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调整的，地方政府要两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的增长也是该规章要求，只是到了这两年才得到真正贯彻。
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企业的人力成本占整个生产成本的比重仍然较低，不像有些国家一般要到生产成本的百分之三四十。还可以举个例子，今年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是860元，而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2007年广州的平均工资是3349元，最低工资只不过是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最低工资作为最低收入水平的保障线，对于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来说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邹啸鸣：我们应该明确竞争的压力、破产的压力和经济衰退的压力对非国有垄断企业主和农民工收入的打击。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巨大的漏洞在于：当农民工去掉了一个“工”字，黯然地回乡务农的时候，“最低工资”意义何在？农民的“社保”何在？
陈宇：压力不是让一个群体长期无法共享社会增长成果的借口，这种不公正更是社会动荡的根源。这些年来，GDP大幅增长，但是工资收入占国民经济总额的比重却是下降的，与企业的利润增长根本无法比拟。而现在，GDP增长放缓了，第一个想到的药方却是压缩本已不多的人工。三十年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背井离乡的农民工，难道那些空荡荡的厂房、静悄悄的机器就能够为企业主产生利润？
原文链接:http://ipencil.org
讨论
添加到...
告诉朋友
复制链接
沉贴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