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8日 来源: 当代金融家 作者：张岸元
去年以来，坊间流行几本关于国际金融阴谋与国家经济安全的书，读来饶有趣味。当时也没有当真，仅仅是当作奇闻轶事，茶余饭后愉悦神经。近期，偶然参加与某书作者及相关人士的座谈，方才大吃一惊。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一类知识分子，虽然早就听说北京有那么一群。“给美国8000亿美元，帮助其解决次级债问题，代价是把台湾给我们”、“抛出外汇储备中的美元部分，击垮美元”、“美元对欧元汇率达到1.4时，伊朗战争必将爆发”、“通过恢复金本位达到毁灭美元霸权地位的作用”——种种网络思维，看来似乎已经准备好发动一场货币战争了。
政治、经济、安全之间有着严格的学术分野。爱谈论经济问题的政治学家、爱谈论安全问题的经济学家、爱谈论政治问题的安全专家，都不是本领域真正有见解的专家。在强调“安全”问题的半吊子经济专家面前，理性、逻辑、实证都没有意义。黑夜给了他们一双黑色的眼睛，他们永远寻找不到光明。他们不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基本诚实的世界里，不相信人性中的善，只相信阴谋，只能睨着眼睛躲在暗处偷窥这个朗朗乾坤。
在人类所从事的逐利性活动中，用钱生钱的金融活动最为复杂，最为人所不解。金融理论的发展跟不上金融手段创新、金融制度变革的速度。而一旦理性的光辉照不到的这个角落，偏执、愚昧和疯狂就会流行开来。这是金融阴谋论最主要的起源。关于我们这个世界被一小部分金融阴谋分子操纵的说法由来已久。1903年，沙俄秘密警察捏造《犹太贤士议定书》一书，论证出存在某种“国际犹太金融阴谋”、“犹太银行家特性”，鼓吹犹太金融集团和拉比们正试图通过全球化手段控制世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声称是犹太金融集团试图将整个欧洲拖入战争。希特勒说“如果他们想发动战争，我们就将毁灭他们”。后来犹太人果然发动了战争，在元首看来，将他们推入焚尸炉也就顺理成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金融阴谋论者最大的谈资，他们认为对冲基金经理们是“金融恐怖主义分子”，攻击某国货币或金融市场的行为是“金融恐怖主义”行为，都应绳之以法。笔者在此无意重弹关于危机之前东亚经济体自身缺陷的老调。我只提一个简单的事实：当泰铢出现明显贬值趋势时，中国银行(601988行情,股吧)的外汇交易员是否应追随市场潮流抛出泰铢(加入中国银行当时有泰铢交易的话)，维护公司利益？中国银行抛出泰铢的行为必然加剧了泰铢的贬值，这样一来中国银行是否也是恐怖主义分子的从犯？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1998年对冲基金采取股市汇市套作的方法攻击港元，香港特区金融管理局不得不在联交所大量接盘以维持大盘指数。而当时市场跟风看跌风气甚浓，大量抛盘都来自本地投资者。是否应将这些投资者绳之以法？唐吉珂德有个风车做敌人，金融反恐战争的发动者却没有，因为他们要与市场为敌。
人固然经常采取集团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但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分析问题，得不出多少有含义的结论。利益集团分析方法是阶级、阶层观点的琐碎化。阶级的观点是高度提炼的，整个社会被分为两大对抗的阶级，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经过阶层观点解剖后的社会是片状的，相互之间仍有高下之分。而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则是“块状的”：一个利益集团可能为不同阶级及阶层人数组成；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之间可以没有高下之分。军火厂工人和财团老板可能组成“军工利益集团”；沪深股市中的贩夫走卒和投资银行家也会临时拼凑出“金融利益集团”反对政府提高印花税。
利益集团观点会使得对社会的结构性分析完全缺乏指向。比如，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考察美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观点，将陷入对美国国内诸多因素孰强孰弱、合纵联横的论证中不能自拔。美国国内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存在诸多观点：进口商与本国生产商之间、消费者与意识形态偏执狂之间、“锈带”与农业区之间、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存在不同观点，最终究竟哪个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取决于人类智商无法完成的福利函数加总工作。
跳出利益集团的框架，从经济决策的基本逻辑进行分析，则会有新的观点。压迫人民币升值是典型的经济行为。美国政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是因为当局认为，美元贬值带来的竞争力恢复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所创造的财富经过贴现之后，大于当期由于贬值导致的贸易利益损失以及资产价格低估损失。未来创造的财富增量规模取决于美国经济自身的调整能力。贴现率为多少，取决于美国政府的偏好。利益集团的作用是拥趸一个人进入政府以改变行政当局的偏好，比如，华尔街出身的财长主张强势美元以维护金融集团的利益、底特律出身的财长主张弱势美元以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等。如果中国决策的政治过程与美国类似，则是否允许人民币升值应基本遵循同样的逻辑。但是，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未来财富损失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此，社会上有观点认为，政府是“美国之所欲，必为我之所不欲”的原则简化决策，能不升值就不升值、能控制速度升值就控制升值速度。即便如此，也只能认为中美间存在关于汇率是否升值的“货币斗争”，而“货币战争”根本无从谈起。
虽然打一场货币战争的想法激动人心，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指出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货币战争。我理解，也许他们指的是那些破坏对方国家货币五种基本职能的行为。金本位年代，禁止本国贵金属输出是各交战国金融管制的重要内容，(这一点破坏的是货币的 “支付手段”职能)。进入虚拟货币时代之后，伪造对方国家货币偷运到对方国内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一点破坏的是敌国货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职能)。在拉锯战中，高估本币价值、低估敌对方货币价值，利用战争间隙抢购物资，更是惯常做法(这一点破坏的是“流动手段”和“储藏手段”职能)。但这都是先有实实在在的战争，而后才将金融充作战争的辅助手段。在和平年代，以破坏对方国家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职能为能事，挑起货币战争的行为还未曾听说(朝鲜据说伪造美元是一个例外)。近来，损害对方国家货币“储藏手段”、“世界货币”职能的设想倒是不少，如抛出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等等。这些做法将国家数十年的命运作赌注，是流氓无产者的破罐子破摔，是美国经济、美元即将垮台之际的 “一锤子买卖”。
为什么要觊觎美元的全球地位呢？铸币税、强化本国财政及货币政策效果等好处，是美国为全球提供货币职能应得的报酬。与全球货币地位对美国经济管理当局带来的麻烦相比，这一报酬微不足道。美联储借助美元地位，采取周期性升值贬值、加息减息策略掠夺世界财富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
以中国外汇储备为例，美联储加息减息的决策绝不会考虑其对中国外汇储备价值的影响。一是因为“一个政策手段、一项政策目标”的观点对美联储有很深影响，加息决策的主要参照指标是通胀率，而不是美元汇率及资产价格；二是因为近年来，联邦基金利率与外国政府主要购买的美国国债市场收益率缺乏相关关系。三是因为美元相对于其他储备币种升值对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价值固然是一件好事，美元相对于其他储备币种贬值又能怎样呢？只要美国不发生实质性的通货膨胀，美元计价的纸质资产还是在美国国内购买到与之相对应的其他实物资产。相对于持有欧元，持有美元的损失只是机会成本。
至于美元对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贬值的说法更是缺乏基本常识。干预外汇市场是多数经济体外汇管理当局的基本职能，当局就是要买入贬值压力下的货币、抛出升值压力下的货币，做赔本买卖以平抑市场。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旋律，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这些大的判断不能推倒。中国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下主要受益国家，是否能够与主导国家合作谋求更长时间、更深层次、更多领域的发展，固然主要取决于对方的意愿，但至少我们自己不能充当本轮全球化的终结者。
少一些战争思维，对大家都有好处。
原文链接:http://mone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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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8日 来源: 当代金融家 作者：张岸元
去年以来，坊间流行几本关于国际金融阴谋与国家经济安全的书，读来饶有趣味。当时也没有当真，仅仅是当作奇闻轶事，茶余饭后愉悦神经。近期，偶然参加与某书作者及相关人士的座谈，方才大吃一惊。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一类知识分子，虽然早就听说北京有那么一群。“给美国8000亿美元，帮助其解决次级债问题，代价是把台湾给我们”、“抛出外汇储备中的美元部分，击垮美元”、“美元对欧元汇率达到1.4时，伊朗战争必将爆发”、“通过恢复金本位达到毁灭美元霸权地位的作用”——种种网络思维，看来似乎已经准备好发动一场货币战争了。
政治、经济、安全之间有着严格的学术分野。爱谈论经济问题的政治学家、爱谈论安全问题的经济学家、爱谈论政治问题的安全专家，都不是本领域真正有见解的专家。在强调“安全”问题的半吊子经济专家面前，理性、逻辑、实证都没有意义。黑夜给了他们一双黑色的眼睛，他们永远寻找不到光明。他们不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基本诚实的世界里，不相信人性中的善，只相信阴谋，只能睨着眼睛躲在暗处偷窥这个朗朗乾坤。
在人类所从事的逐利性活动中，用钱生钱的金融活动最为复杂，最为人所不解。金融理论的发展跟不上金融手段创新、金融制度变革的速度。而一旦理性的光辉照不到的这个角落，偏执、愚昧和疯狂就会流行开来。这是金融阴谋论最主要的起源。关于我们这个世界被一小部分金融阴谋分子操纵的说法由来已久。1903年，沙俄秘密警察捏造《犹太贤士议定书》一书，论证出存在某种“国际犹太金融阴谋”、“犹太银行家特性”，鼓吹犹太金融集团和拉比们正试图通过全球化手段控制世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声称是犹太金融集团试图将整个欧洲拖入战争。希特勒说“如果他们想发动战争，我们就将毁灭他们”。后来犹太人果然发动了战争，在元首看来，将他们推入焚尸炉也就顺理成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金融阴谋论者最大的谈资，他们认为对冲基金经理们是“金融恐怖主义分子”，攻击某国货币或金融市场的行为是“金融恐怖主义”行为，都应绳之以法。笔者在此无意重弹关于危机之前东亚经济体自身缺陷的老调。我只提一个简单的事实：当泰铢出现明显贬值趋势时，中国银行(601988行情,股吧)的外汇交易员是否应追随市场潮流抛出泰铢(加入中国银行当时有泰铢交易的话)，维护公司利益？中国银行抛出泰铢的行为必然加剧了泰铢的贬值，这样一来中国银行是否也是恐怖主义分子的从犯？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1998年对冲基金采取股市汇市套作的方法攻击港元，香港特区金融管理局不得不在联交所大量接盘以维持大盘指数。而当时市场跟风看跌风气甚浓，大量抛盘都来自本地投资者。是否应将这些投资者绳之以法？唐吉珂德有个风车做敌人，金融反恐战争的发动者却没有，因为他们要与市场为敌。
人固然经常采取集团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但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分析问题，得不出多少有含义的结论。利益集团分析方法是阶级、阶层观点的琐碎化。阶级的观点是高度提炼的，整个社会被分为两大对抗的阶级，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经过阶层观点解剖后的社会是片状的，相互之间仍有高下之分。而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则是“块状的”：一个利益集团可能为不同阶级及阶层人数组成；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之间可以没有高下之分。军火厂工人和财团老板可能组成“军工利益集团”；沪深股市中的贩夫走卒和投资银行家也会临时拼凑出“金融利益集团”反对政府提高印花税。
利益集团观点会使得对社会的结构性分析完全缺乏指向。比如，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考察美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观点，将陷入对美国国内诸多因素孰强孰弱、合纵联横的论证中不能自拔。美国国内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存在诸多观点：进口商与本国生产商之间、消费者与意识形态偏执狂之间、“锈带”与农业区之间、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存在不同观点，最终究竟哪个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取决于人类智商无法完成的福利函数加总工作。
跳出利益集团的框架，从经济决策的基本逻辑进行分析，则会有新的观点。压迫人民币升值是典型的经济行为。美国政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是因为当局认为，美元贬值带来的竞争力恢复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所创造的财富经过贴现之后，大于当期由于贬值导致的贸易利益损失以及资产价格低估损失。未来创造的财富增量规模取决于美国经济自身的调整能力。贴现率为多少，取决于美国政府的偏好。利益集团的作用是拥趸一个人进入政府以改变行政当局的偏好，比如，华尔街出身的财长主张强势美元以维护金融集团的利益、底特律出身的财长主张弱势美元以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等。如果中国决策的政治过程与美国类似，则是否允许人民币升值应基本遵循同样的逻辑。但是，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未来财富损失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此，社会上有观点认为，政府是“美国之所欲，必为我之所不欲”的原则简化决策，能不升值就不升值、能控制速度升值就控制升值速度。即便如此，也只能认为中美间存在关于汇率是否升值的“货币斗争”，而“货币战争”根本无从谈起。
虽然打一场货币战争的想法激动人心，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指出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货币战争。我理解，也许他们指的是那些破坏对方国家货币五种基本职能的行为。金本位年代，禁止本国贵金属输出是各交战国金融管制的重要内容，(这一点破坏的是货币的 “支付手段”职能)。进入虚拟货币时代之后，伪造对方国家货币偷运到对方国内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一点破坏的是敌国货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职能)。在拉锯战中，高估本币价值、低估敌对方货币价值，利用战争间隙抢购物资，更是惯常做法(这一点破坏的是“流动手段”和“储藏手段”职能)。但这都是先有实实在在的战争，而后才将金融充作战争的辅助手段。在和平年代，以破坏对方国家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职能为能事，挑起货币战争的行为还未曾听说(朝鲜据说伪造美元是一个例外)。近来，损害对方国家货币“储藏手段”、“世界货币”职能的设想倒是不少，如抛出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等等。这些做法将国家数十年的命运作赌注，是流氓无产者的破罐子破摔，是美国经济、美元即将垮台之际的 “一锤子买卖”。
为什么要觊觎美元的全球地位呢？铸币税、强化本国财政及货币政策效果等好处，是美国为全球提供货币职能应得的报酬。与全球货币地位对美国经济管理当局带来的麻烦相比，这一报酬微不足道。美联储借助美元地位，采取周期性升值贬值、加息减息策略掠夺世界财富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
以中国外汇储备为例，美联储加息减息的决策绝不会考虑其对中国外汇储备价值的影响。一是因为“一个政策手段、一项政策目标”的观点对美联储有很深影响，加息决策的主要参照指标是通胀率，而不是美元汇率及资产价格；二是因为近年来，联邦基金利率与外国政府主要购买的美国国债市场收益率缺乏相关关系。三是因为美元相对于其他储备币种升值对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价值固然是一件好事，美元相对于其他储备币种贬值又能怎样呢？只要美国不发生实质性的通货膨胀，美元计价的纸质资产还是在美国国内购买到与之相对应的其他实物资产。相对于持有欧元，持有美元的损失只是机会成本。
至于美元对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贬值的说法更是缺乏基本常识。干预外汇市场是多数经济体外汇管理当局的基本职能，当局就是要买入贬值压力下的货币、抛出升值压力下的货币，做赔本买卖以平抑市场。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旋律，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这些大的判断不能推倒。中国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下主要受益国家，是否能够与主导国家合作谋求更长时间、更深层次、更多领域的发展，固然主要取决于对方的意愿，但至少我们自己不能充当本轮全球化的终结者。
少一些战争思维，对大家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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