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08日 来源:《IT经理世界》 作者:那国毅
两位创新大师：熊彼特与德鲁克都是奥地利人。
博览群书是两位大师的共同点。熊彼特的思想来源于他阅读的过去三百年间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出版的，有关经济理论的每一本书和每一篇文章。德鲁克在德国汉堡学习时，读了好几百本书。他每隔三、四年时间都会选择新的主题来研究，这些主题可能涉及统计学、中古史、日本艺术或经济学等等。2002年，德鲁克又在重读莎士比亚。
熊彼特最终在教学中发现了他的使命，他生命的大部分是作为教授和导师度过的。他在波恩和哈佛教了25年书，哈佛的400个经济学博士，几千名本科生曾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经济学。他的门下有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他们是萨缪尔森和托宾。
德鲁克在写作和咨询中实现了他的使命。德鲁克是这样定义他70余年的工作，“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德鲁克为世界许多政府机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提供咨询和帮助。为了表彰德鲁克对世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2002年6月20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授予德鲁克以“总统自由勋章”。
创新鼻祖熊彼特
谈创新，不谈熊彼特就像一部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计》，它一定索然无味。
1907年，新婚燕尔的熊彼特为了谋生来到了埃及，在开罗开始了他的律师职业。也就是在开罗，熊彼特获得了商业实践经验，他帮助重组了一家在开罗的制糖厂，通过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大大地提高了工厂的效率和利润水平。这一经历给熊彼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亲身经历了一次创新的过程，看到了创新的成果。因此，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自于对实践的观察和总结，而非象牙塔的假设。
熊彼特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据此，熊彼特对企业家与企业做出如下的定义：“将这些新的组合加以推行的组织，我们称之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之为企业家。”所谓“经济发展”也是指整个社会不断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这种新组合包括五项内容：(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掌握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5)实现新的组织形式。根据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最突出的贡献是把创新定义为企业家的职能。但熊彼特称创新者为企业家，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话语上的混淆。“企业家” (entrepreneur) 一词来自法语，意思是承包人；“企业家”在德语里是Unternehmer，相当于英语的—“owner-manager”，意思就是“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的老板。所以“企业家”这个词在两种语言中都没有准确地反映他的原意。如果当初熊彼特使用“创新者”这一术语，用以表示一个引进新事物的人，就和他要表达的意思相当，也就可以避免人们针对这一术语的多年争论和混乱。
1983年5月23日，为了纪念熊彼特诞生100周年，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发表的题为《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的文章中写道：“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为什么德鲁克对熊彼特有如此高度的评价？德鲁克写道：“熊彼特一开始就宣称，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熊彼特由此引出了关于创新者是经济学真正主题的著名原理。”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他坚信，只有当经济吸收了变化的结果，永远改变了它的结构时，经济才能发展，这种变化破坏旧的均衡，创造新的均衡条件。发展就是在新旧均衡之间发生的事件。
德鲁克的创新思想
1985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德鲁克所说的企业家就是创新家，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是创新精神。该书始于企业家经济，而结于企业家社会。创新是微风细雨，创新是革命的替代品，这是本书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德鲁克写道：
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公共服务机构还是商业机构，都需要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能让任何社会、经济、产业、公共服务机构和商业机构保持高度的灵活性与自我更新能力，这首先是因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不是对原有的一切‘斩草除根’，而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这次推出一个新产品，下一次实施一项新政策，再下一次就是改善公共服务；其次，因为它们并没有事先规划，而是专注于每个机会和各种需求；再次，是因为它们是试验性的，如果它们没有产生预期的和所需的结果，就会很快消失；换言之，因为它们务实，而不教条；脚踏实地，而不好高骛远。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平常、稳定和持续的活动。正如管理已经成为当代所有机构的特定器官，成为我们这个组织社会的整合器官一样，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经济和组织维持生命活力的主要活动。这要求所有机构的管理者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和自己工作中的一种正常、不间断的日常行为和实践。
德鲁克不但通过著书立说来传播他的创新思想，而且他还亲自践行他的创新思想，德鲁克基金会就是德鲁克实践他创新思想的载体。德鲁克下面的这段经历也许会帮助理解他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德鲁克的童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战争带来的不仅是恐惧而且还有饥饿。德鲁克在他的自传《旁观者》中意味深长地说到：“像每个维也纳孩子一样，我也是赫伯特·胡佛救的。他的食物赈济组织提供了学校午餐，这些午餐使我后来一直对粥和可可茶厌恶之极 ——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东西拯救了我的生命，也拯救了欧洲大陆数百万孩子们的生命。”奥匈帝国的政府对他在饥饿中挣扎的臣民毫无帮助，而一个外国的 “组织”却能拯救他们的生命。这也就是德鲁克把组织看作一种人类创造性工具这一概念的形成根源。同时，我们也能从中理解，为什么德鲁克在一生中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帮助非营利组织。他坚信：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在于改变人类的生活。
1990年，在德鲁克的支持下，赫塞尔本和布福德创建了德鲁克基金会，它的使命是“提供非营利机构最好的思想、实务与经验。”这些最好的思想、实务与经验从何而来呢？德鲁克基金会每年举办两次论坛，出版书籍和发行期刊。许多管理大师，例如：彼得·圣吉、吉姆·科林斯、史蒂文·科维等都是德鲁克基金会的义务讲师。德鲁克为该基金会捐款25万美元，这是他《非营利机构管理》一书的稿费。德鲁克基金会在过去的15年中，每年都要颁发“德鲁克非营利创新奖”，从环保组织、妓女从良所、到收养爱滋病患者子女的路德教会都曾获得过该创新奖。德鲁克还亲自为该基金会设计了一个“非营利机构自我评价工具”，用来帮助非营利机构提高管理的成效。德鲁克向非营利机构提出的5个问题实际上值得所有的组织做认真思考：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谁是我们的客户？客户的认知价值是什么？我们的成果是什么？我们取得这一成果的计划是什么？
从经济视角到社会视角
德鲁克早年在德国的汉堡读大学，其间读到的两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是爱德蒙·柏克于1790年完成的《法国革命之反思》，二是斐迪南·杜尼斯于1887年写就的德文社会学经典著作《社群与社会》。德鲁克写道：“柏克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政治和政治家的第一要务是要在连续和变革间找到平衡。这样的精神，随即成为我的政治观、世界观和日后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从德鲁克1939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到2002年他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下一个社会的管理》，他一生都在探索连续和变革之间的平衡。德鲁克用46年的时间(从1939他出版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算起，到1985年他出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对连续与变革的系统思考和提出的解决方案，体现在他1985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
德鲁克在《一个社会生态学家的思考》一文中写道：“经过多年思考，我认识到，变革也是需要管理的。实际上，我逐渐认识到所有机构 ——无论是政府、大学、企业、工会，还是军队——只有通过在其自身结构中建立系统化、有组织的创新，才能保持连续性。这最终促使我写成《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1985年)，尝试把创新这一学科作为系统化的活动来管理。”
熊彼特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创新的，德鲁克不但从经济的角度，而且还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创新。最为重要的是，德鲁克为连续与变革之间的平衡提供了解决方案：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动态不均衡中建立社会，也唯有这样的社会才具有稳定性和凝聚力。”这不仅是对人类历史发展高瞻远瞩的总结，而且也体现了德鲁克作为社会生态学家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本文系作者为纪念德鲁克逝世两周年而作。)
原文链接:http://leadership.jrj.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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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08日 来源:《IT经理世界》 作者:那国毅
两位创新大师：熊彼特与德鲁克都是奥地利人。
博览群书是两位大师的共同点。熊彼特的思想来源于他阅读的过去三百年间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出版的，有关经济理论的每一本书和每一篇文章。德鲁克在德国汉堡学习时，读了好几百本书。他每隔三、四年时间都会选择新的主题来研究，这些主题可能涉及统计学、中古史、日本艺术或经济学等等。2002年，德鲁克又在重读莎士比亚。
熊彼特最终在教学中发现了他的使命，他生命的大部分是作为教授和导师度过的。他在波恩和哈佛教了25年书，哈佛的400个经济学博士，几千名本科生曾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经济学。他的门下有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他们是萨缪尔森和托宾。
德鲁克在写作和咨询中实现了他的使命。德鲁克是这样定义他70余年的工作，“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德鲁克为世界许多政府机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提供咨询和帮助。为了表彰德鲁克对世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2002年6月20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授予德鲁克以“总统自由勋章”。
创新鼻祖熊彼特
谈创新，不谈熊彼特就像一部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计》，它一定索然无味。
1907年，新婚燕尔的熊彼特为了谋生来到了埃及，在开罗开始了他的律师职业。也就是在开罗，熊彼特获得了商业实践经验，他帮助重组了一家在开罗的制糖厂，通过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大大地提高了工厂的效率和利润水平。这一经历给熊彼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亲身经历了一次创新的过程，看到了创新的成果。因此，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自于对实践的观察和总结，而非象牙塔的假设。
熊彼特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据此，熊彼特对企业家与企业做出如下的定义：“将这些新的组合加以推行的组织，我们称之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之为企业家。”所谓“经济发展”也是指整个社会不断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这种新组合包括五项内容：(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掌握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5)实现新的组织形式。根据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最突出的贡献是把创新定义为企业家的职能。但熊彼特称创新者为企业家，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话语上的混淆。“企业家” (entrepreneur) 一词来自法语，意思是承包人；“企业家”在德语里是Unternehmer，相当于英语的—“owner-manager”，意思就是“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的老板。所以“企业家”这个词在两种语言中都没有准确地反映他的原意。如果当初熊彼特使用“创新者”这一术语，用以表示一个引进新事物的人，就和他要表达的意思相当，也就可以避免人们针对这一术语的多年争论和混乱。
1983年5月23日，为了纪念熊彼特诞生100周年，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发表的题为《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的文章中写道：“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为什么德鲁克对熊彼特有如此高度的评价？德鲁克写道：“熊彼特一开始就宣称，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熊彼特由此引出了关于创新者是经济学真正主题的著名原理。”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他坚信，只有当经济吸收了变化的结果，永远改变了它的结构时，经济才能发展，这种变化破坏旧的均衡，创造新的均衡条件。发展就是在新旧均衡之间发生的事件。
德鲁克的创新思想
1985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德鲁克所说的企业家就是创新家，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是创新精神。该书始于企业家经济，而结于企业家社会。创新是微风细雨，创新是革命的替代品，这是本书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德鲁克写道：
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公共服务机构还是商业机构，都需要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能让任何社会、经济、产业、公共服务机构和商业机构保持高度的灵活性与自我更新能力，这首先是因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不是对原有的一切‘斩草除根’，而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这次推出一个新产品，下一次实施一项新政策，再下一次就是改善公共服务；其次，因为它们并没有事先规划，而是专注于每个机会和各种需求；再次，是因为它们是试验性的，如果它们没有产生预期的和所需的结果，就会很快消失；换言之，因为它们务实，而不教条；脚踏实地，而不好高骛远。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平常、稳定和持续的活动。正如管理已经成为当代所有机构的特定器官，成为我们这个组织社会的整合器官一样，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经济和组织维持生命活力的主要活动。这要求所有机构的管理者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和自己工作中的一种正常、不间断的日常行为和实践。
德鲁克不但通过著书立说来传播他的创新思想，而且他还亲自践行他的创新思想，德鲁克基金会就是德鲁克实践他创新思想的载体。德鲁克下面的这段经历也许会帮助理解他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德鲁克的童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战争带来的不仅是恐惧而且还有饥饿。德鲁克在他的自传《旁观者》中意味深长地说到：“像每个维也纳孩子一样，我也是赫伯特·胡佛救的。他的食物赈济组织提供了学校午餐，这些午餐使我后来一直对粥和可可茶厌恶之极 ——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东西拯救了我的生命，也拯救了欧洲大陆数百万孩子们的生命。”奥匈帝国的政府对他在饥饿中挣扎的臣民毫无帮助，而一个外国的 “组织”却能拯救他们的生命。这也就是德鲁克把组织看作一种人类创造性工具这一概念的形成根源。同时，我们也能从中理解，为什么德鲁克在一生中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帮助非营利组织。他坚信：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在于改变人类的生活。
1990年，在德鲁克的支持下，赫塞尔本和布福德创建了德鲁克基金会，它的使命是“提供非营利机构最好的思想、实务与经验。”这些最好的思想、实务与经验从何而来呢？德鲁克基金会每年举办两次论坛，出版书籍和发行期刊。许多管理大师，例如：彼得·圣吉、吉姆·科林斯、史蒂文·科维等都是德鲁克基金会的义务讲师。德鲁克为该基金会捐款25万美元，这是他《非营利机构管理》一书的稿费。德鲁克基金会在过去的15年中，每年都要颁发“德鲁克非营利创新奖”，从环保组织、妓女从良所、到收养爱滋病患者子女的路德教会都曾获得过该创新奖。德鲁克还亲自为该基金会设计了一个“非营利机构自我评价工具”，用来帮助非营利机构提高管理的成效。德鲁克向非营利机构提出的5个问题实际上值得所有的组织做认真思考：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谁是我们的客户？客户的认知价值是什么？我们的成果是什么？我们取得这一成果的计划是什么？
从经济视角到社会视角
德鲁克早年在德国的汉堡读大学，其间读到的两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是爱德蒙·柏克于1790年完成的《法国革命之反思》，二是斐迪南·杜尼斯于1887年写就的德文社会学经典著作《社群与社会》。德鲁克写道：“柏克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政治和政治家的第一要务是要在连续和变革间找到平衡。这样的精神，随即成为我的政治观、世界观和日后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从德鲁克1939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到2002年他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下一个社会的管理》，他一生都在探索连续和变革之间的平衡。德鲁克用46年的时间(从1939他出版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算起，到1985年他出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对连续与变革的系统思考和提出的解决方案，体现在他1985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
德鲁克在《一个社会生态学家的思考》一文中写道：“经过多年思考，我认识到，变革也是需要管理的。实际上，我逐渐认识到所有机构 ——无论是政府、大学、企业、工会，还是军队——只有通过在其自身结构中建立系统化、有组织的创新，才能保持连续性。这最终促使我写成《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1985年)，尝试把创新这一学科作为系统化的活动来管理。”
熊彼特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创新的，德鲁克不但从经济的角度，而且还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创新。最为重要的是，德鲁克为连续与变革之间的平衡提供了解决方案：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动态不均衡中建立社会，也唯有这样的社会才具有稳定性和凝聚力。”这不仅是对人类历史发展高瞻远瞩的总结，而且也体现了德鲁克作为社会生态学家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本文系作者为纪念德鲁克逝世两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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