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3/254 来源：中人网
“企业家”一词源于法语entreprendre，较早为企业家进行定义的是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而把企业家和伟人或能人联系起来的，功劳最大的也许是熊彼特。事实上，国内在谈及企业家精神时，常常不厌其烦地引用“创造性破坏”这个词。这说明，我们已经沦落到了“言必称熊彼特”的尴尬境地。尽管“企业家精神”已经堕落为企业管理研究所中最缺乏新意的词汇，但基于人是有个体差异的生物体的假设，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企业家。
在中国，“企业家”一词的正式起用大约是1988 年。该年4月，第一批“全国优秀企业家”出炉。而此前，被称为“家”者大抵只出现在政界、军界、科学界、文学艺术界，为商者并不入流。因此，据青岛双星的汪海回忆，是否应称为“企业家”在当年还有过一次不大不小的争议。
今天，在我们的感觉中，企业家己经多如繁星和牛毛。对企业家的称颂也早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于是年轻的知识界开始朗诵享利·卢斯的那句名言：“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公众对企业家的追棒也带动了社会对财富的崇拜，这从每年一度的富豪榜热浪中可以看个究竟。1995年2月，《福布斯》杂志首次发布中国内地富豪榜，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以6亿元人民币名列榜首。之后的四年，《福布斯》停止了这项评选。直到1999年，一个叫胡润的英国青年重新拾起这个游戏。恐怕连他自己也未能料到，这份缺乏精确性的榜单会一年接一年地在商业界掀起如此复杂的社会心态波澜：羡慕、追捧、嫉妒、鄙视、仇恨。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商业圈的一个风向标。首富们走马灯似的换，搞得人眼花缭乱。这不，广东碧桂园老板杨国强的女儿杨惠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二十多岁的小丫头，突然以1300亿元的身价红遍天下。和当初的首富刘永好兄弟的6亿元相比，真让人感慨，社会财富聚集的速度也真快。这些年来，在各种富豪榜上被“计算”成首富的内地人已经超过十位，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了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他们的致富经验、理财手段和人生体验都成了这个时期最热门的讨论话题。不过，写到这里，笔者并不想将企业家和富豪混为一谈，以为企业家就是富豪，富豪就是企业家。其实，企业家不等于富豪，富豪也未必是企业家。但大多数富豪的确是企业家，而且是出类拔萃的企业家，这是不争的事实。
企业家借助于企业这个组织来实现个人抱负。他们出思想，出创意，指导方向，规划蓝图，并付诸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企业的设计者、创建者、变革者，同样也是企业文化的塑造者、推行者、垂范者。综观世界强势品牌，无不是卓越的企业家用思想、品质、意志、风格、知识铸造而成的。张瑞敏使一家濒临破产的小厂变成了世界知名的家电公司，法国的贝鲁特埃酿造了肯尼迪家族非此不饮、每瓶售价1.8万法郎仍供不应求的世界名牌——贝鲁斯红酒，迈克尔•艾斯纳拯救了迪斯尼乐园，李•艾柯卡拯救了克莱斯勒汽车。不难想像，如果没有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就不会有名冠世界的索尼、松下；如果没有戴姆勒、海因茨•卡斯克，也不会有誉满全球的奔驰、西门子。在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正是因为有比尔•盖茨、唐纳得•彼得杰、劳伦斯•罗姆、阿伦•默里、杰克•韦尔奇等一大批优秀企业家，才会有今天的繁荣。
从一个个成功的企业家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企业家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还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日本学者名和太郎说：“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企业家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是现代文化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阶层，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特点。”企业家的精神文化现象直接关系和影响着企业文化的塑造和品牌的兴衰。美国经济学家、著名的“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熊彼特多次提醒人们注意企业家精神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他认为，19世纪末出现的企业家精神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这种作用主要来自他们独特的价值观。美国学者埃德加•H•沙因也认为，卓越的企业家和卓越的企业文化具有内在统一性。企业家的精神和形象是企业文化的一面镜子，卓越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家德才学识和创造精神的融会与发展。因为卓越的企业文化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企业家长期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
卓越的企业家在企业中既是卓越的管理者，又是员工的精神领袖，他们以自己的新思维、新观念、新的价值取向来倡导和培植卓越的企业文化。卓越的企业文化具有时代特色，它是本国传统思想、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精华融合时代精神而成的精力神量，是先进的、科学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与企业的完美结合。一般来说，企业文化建设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全体员工长期努力，不断进取。然而，企业家自身的经营管理对发展个性化的企业文化有着深远影响。松下幸之助曾说过，一位经营者，不需要是万能的，但却要是品格高尚的人。企业家的高尚品格往往能在员工中形成向心力、凝聚力和内应力等精神力量，它是企业强盛的动力源泉。卓越的企业文化当然离不开卓越企业家的高尚人格。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劳伦斯•米勒说过，卓越并非一种成就，而是一种永不满足的追求出类拔萃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掌握了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生命和灵魂，它就无往而不胜。卓越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学习过程，这种精神注入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成为卓越的企业文化，这种精神被企业家所接受并以此为追求目标，他就成为卓越的企业家。
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质特征，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体现在能够发现一般人无法发现的机会，运用一般人不能运用的资源，找到一般人无法想像的办法。因此，企业家是不墨守成规的，不死守经济轨道的，常常创造性地变更轨道。这种变更具体体现为引入一种新的产品、创造一种产品的新质量、实行一种新的管理模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片新的市场等。一位法国学者曾这样描述过具有创新精神的新型企业家：他们很像勇士，能迅速做出决定，具有不寻常的精力和毅力，满怀非凡的勇气和果断的魄力；他们奋不顾身地冲向广阔的经济战场，开辟一片又一片创新的领域；他们以一种广泛、灵活的应变能力和行动准则指导企业运行；他们有青年人的好奇心、发明者的创造欲、初恋者的新鲜感、亚神经质般的敏感性以及建设者和破坏者兼备的变革意识；他们双眼紧盯着国内外的各种信息，紧盯着市场需求，大脑中急骤地将外界的信息重新组合构造出新的创新决策。
成功的企业家无不具有创新精神。本田公司创始人大久保睿塑造的“本田精神”就特别强调创新精神，他把“本田精神”归结为三大观点：“人要有创造性，决不模仿别人；要有世界性，不拘泥于狭窄地域；要有被接受性，增强相互的理解。”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强调“永不步人后尘，披荆斩棘开创没人问津的新领域”，“干别人不干的事”。他在《走向世界》一书中把开拓新技术称为“求生存的手段”和“企业生存之路”。萨特•沃尔顿创造了沃尔玛，他的成功在于他倡导新观念，重视试验和革新。他建立具体的组织制度，以推动革新和进步。他把权力下放到部门经理手中，使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自己的部门；他建立了奖励制度，对那些提出创新建议的员工给予奖励；他还组织创新竞赛，鼓励员工进行创新试验，使员工在鼓励变革与创新的氛围中工作。沃尔顿把接受新理念的精神传给了自己的继承人，使公司在他去世后仍得以长盛不衰。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摩尔的“自己淘汰自己”的理论，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英特尔公司创立于1968年。摩尔自20世纪70年代初就给自己构筑了打破陈规、创新求进的商业模式——不断改进芯片的设计，以技术创新满足计算机制造商及软件硬件产品公司的更新换代、提高性能的需求。摩尔提出，计算机的性能每18个月翻一番，只有永不停顿，不断创新，自己淘汰自己，才能获得高额利润，并将获得的资金再投入下一轮的技术开发中去。摩尔不断创新的理论被人誉为“摩尔定律”。
总之，没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便不能打破僵化、过时的东西，开创企业乃至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新局面；没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既不可能产生企业的核心能力，也不可能产生企业高效率的组织形式、管理方法和先进制度，更不能产生新的市场机会。
在公众的心目中，企业家形象与企业形象是密不可分的。公众对企业家与企业之间关系的认识，常常遵循着“爱屋及乌”之说，即对一个企业家有好感，也会对其企业、产品和服务有好感，反之亦然。也就是“企业家形象与企业形象一致”，这在心理学上叫认知平衡。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家只有获得广大消费者的认同和欣赏，才能更好地树立企业形象，更好地开拓市场，在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最近，北京一家机构作了一项关于企业家形象的调查，结果显示，作为智慧分子群体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谋略性”成为中外企业家的主要特征。中国企业家的“艰苦奋斗”精神也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与外国企业家相比，中国企业家的“道德”和“外在形象”上的负面性更加突出，这深深影响着公众或消费者对他们的印象。所以中外企业家在总体形象得分上差距较大，中国企业家形象得分为66.3分，低于外国企业家的74.5分。中外企业家相互比较时，中国企业家较为缺少的是一种气质、公信力和个人魅力。在公众心目中，仅有12%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家有贵族气质，而认同外国企业家者为63.8%;仅有18.5％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家让人信服，认同外国企业家者为51%：仅有23%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家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认同外国企业家者为48.1%而在开阔的视野、长远的战略目标和全新管理理念等方面，公众认为中外企业家差别悬殊：61.5%的公众认为外国企业家更具有全新的管理理念，仅有12.9％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家具备此素质；有五成的公众认为外国企业家具有长远的战略目标和开阔的视野，仅有一成的公众认为中国企业家具备这两种素质。
不比不知道，一比见分晓。这样对比一下会给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提个醒：加强内在修为，改善外在形象。也会给少数企业家一个善意的忠告：坑蒙拐骗的事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不要做。极个别企业家，的确腰缠万贯，而德才学识浅得可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冠冕堂皇，腹内草莽。经营专业杂志，把自己打扮成文化人，写起文章却病句连篇。对外讲人性化管理，经营管理中却兽性十足。经常敲诈别人，多次被公安机关拘留。拖欠员工工资，然后溜之大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什么样的社会行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评价。
在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真正的企业家也不妨多利用一下媒休资源。实际上，一些企业家之所以能获得公众的好评，就是因为他们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与报纸杂志访谈中，抓住了媒体乐于炒作的特点，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自然，作为企业家，其专长理所当然是企业管理的专业能力。然而企业家的生活方式、个人喜好、性格特征都会成为公众学习和模仿的标杆，都是可供动员的社会资源。潘石屹的博客、张朝阳的“演艺事业”、王石攀登喜马拉雅山都是吸引公众眼球的巧妙方法。在现代商业舞台中，企业家“扭秧歌”式的甚至有点“招摇过市” 的娱乐化生存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景，也是新时代经济中必要的生存法则。在被各界争相谈论的“眼球经济”时代，注意力就是财富。你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你就容易挤进消费者的脑海之中，进而获得好的销售业绩和经济效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企业界成熟的公众企业家还十分有限。
许多企业家一旦得势，便忿忿不平地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恶狠狠地想：“我花开后百花杀。”以为自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像“芙蓉姐姐”一样自高自大，无所顾忌。为什么某些企业家如此狂妄？因为有钱。我比你有钱，我的声调就高。我的企业比你的企业资产总量大，我说话的口气就硬。在这里，钱代表了经验，代表了地位，代表了权威，代表了真理。个别企业家，像刚刚发财的小农到城里逛一圈，突然发现城里人不如自己有钱，于是就想把整座城市买下来。
自信必不可少，但过度自信就有可能出问题。成熟的企业家，更多的是以知识、理念和恒心作为自信的基础。真正的自信，应当是在面临危机、面临崩溃时，所表现出的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坚强意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危机一旦出现，一向号称几十亿、上百亿资产的企业会瞬间崩溃。为什么？没有信心，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钱没有了，企业没有了，企业家的称号也就被扫除出历史舞台。其实，有时候，这支撑自信的钱也是虚假的，只是靠负债撑起来的所谓资产，一开始还编造各种故事给银行和社会听，慢慢地就变成了幻觉，以为自己是真的有钱了，真的能控制多少个亿了。
如何才能解决过度自信呢？要加强品德修养，丰富文化内涵。对某些过度自信的企业家来说，还需要作些强制性的安排。比如，有些事情你不懂，管理不了，专家治理比你治理好，你就要把权力放给专家。柳传志创造了家喻户晓的联想，却又引退幕后，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短处。可能年纪大了，精力不够用了，对市场的敏感度不如年轻人了，等等。这个时候，把权力交给别人，为自己的联想事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不仅没有显示柳传志失去了自信，相反是他真正自信的表现：伟大的事业自然后继有人。
2003年8月4日凌晨，韩国现代集团峨山公司汉城总部大楼，一个人影飞落下来，顿时地上血肉横飞，死者是公司董事长郑梦宪。跳楼自杀的直接原因是政治丑闻、巨额亏损和家族纷争导致的精神抑郁。1932年，美国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因脊椎病的折磨，陷入抑郁，悲观厌世，开枪自杀。而汽车大王享利•福特由于过于专制强势，以致于接替他的儿子年纪轻轻便抑郁而死。
在我国，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2005年1月初，身家8.8亿元，54岁的金花集团副总裁徐凯在酒店上吊自杀。据金花集团总裁吴一坚回忆，此前徐凯曾“精神恍惚，老发呆，答非所问”。徐凯说自己整夜失眠，动情时还流下眼泪。2005年底，身家38亿元的民企德州晶华集团董事长苗建中，因患抑郁症在家中自缢身亡，享年53岁。而广东茂名企业家冯承明因面粉厂经营不善，患上重度抑郁症，自杀时才29岁。他在遗书中写道：“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心理障碍而自杀身亡。
企业家们选择死亡来卸下压力，结束抑郁，这无疑是人生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工作过重，沟通不畅，角色冲突，环境变化，经营失败，家庭不和，都会导致企业家压力过重。《财富》杂志也警告说：“最后的禁忌，不是性，不是酗酒，不是毒品，而是职业压力。”这些压力是抑郁的诱因，而抑郁则意味着希望破灭，是对自我的否定，是行为的退缩。其实，几乎所有企业家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抑郁的影子，只不过他们没有察觉而已。有的商界精英患的是微笑性抑郁症，平时能露出职业微笑，回家后却像火药桶，这样的抑郁已隐藏得很深，本人更意识不到。
抑郁症可能是单纯的心理问题，也可能有其生物学原因。如果属于社会性和精神性原因导致的抑郁，程度较轻的，可以进行心理咨询，也就是通过心理的方法来疏解。如果属于生物学原因，即大脑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发现变化，造成神经传导递质水平发生改变而引起的，一旦确珍，一般需要到医院接受治疗。对于无法确定病因的中度和重度抑郁患者，也要入院治疗。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企业家突然富有后，就不知所措，甚至变得奢侈、张狂、咄咄逼人。“一人飞升，仙及鸡犬”，自己的家人也趾高气扬。这反映出他们内在强烈的自卑和自我评价体系的扭曲，他们只有用这样的行为才能够为自己建立起所谓的“自信”。还有一些人对社会充满了怀疑的目光，紧紧捂住自己的口袋，以为谁都在打他的主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本人的安全感缺尖，或信任感缺失造成的。
前人云：“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天看来，这话还没有错。“明”就是准确、客观，这句话是说对自我的认识要准确、客观。因为先天条件、社会阅历和外部机遇等方面的差异，人和人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不可以做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攀比，否则只能做出有悖于客观现实的选择，为自己带来烦恼、焦虑甚至抑郁。正确地认识自我，客观地看待自身的优点和缺点，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判断，去掉一些不必要的痛苦，抑郁也许会远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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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254 来源：中人网
一
“企业家”一词源于法语entreprendre，较早为企业家进行定义的是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而把企业家和伟人或能人联系起来的，功劳最大的也许是熊彼特。事实上，国内在谈及企业家精神时，常常不厌其烦地引用“创造性破坏”这个词。这说明，我们已经沦落到了“言必称熊彼特”的尴尬境地。尽管“企业家精神”已经堕落为企业管理研究所中最缺乏新意的词汇，但基于人是有个体差异的生物体的假设，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企业家。
在中国，“企业家”一词的正式起用大约是1988 年。该年4月，第一批“全国优秀企业家”出炉。而此前，被称为“家”者大抵只出现在政界、军界、科学界、文学艺术界，为商者并不入流。因此，据青岛双星的汪海回忆，是否应称为“企业家”在当年还有过一次不大不小的争议。
今天，在我们的感觉中，企业家己经多如繁星和牛毛。对企业家的称颂也早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于是年轻的知识界开始朗诵享利·卢斯的那句名言：“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公众对企业家的追棒也带动了社会对财富的崇拜，这从每年一度的富豪榜热浪中可以看个究竟。1995年2月，《福布斯》杂志首次发布中国内地富豪榜，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以6亿元人民币名列榜首。之后的四年，《福布斯》停止了这项评选。直到1999年，一个叫胡润的英国青年重新拾起这个游戏。恐怕连他自己也未能料到，这份缺乏精确性的榜单会一年接一年地在商业界掀起如此复杂的社会心态波澜：羡慕、追捧、嫉妒、鄙视、仇恨。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商业圈的一个风向标。首富们走马灯似的换，搞得人眼花缭乱。这不，广东碧桂园老板杨国强的女儿杨惠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二十多岁的小丫头，突然以1300亿元的身价红遍天下。和当初的首富刘永好兄弟的6亿元相比，真让人感慨，社会财富聚集的速度也真快。这些年来，在各种富豪榜上被“计算”成首富的内地人已经超过十位，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了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他们的致富经验、理财手段和人生体验都成了这个时期最热门的讨论话题。不过，写到这里，笔者并不想将企业家和富豪混为一谈，以为企业家就是富豪，富豪就是企业家。其实，企业家不等于富豪，富豪也未必是企业家。但大多数富豪的确是企业家，而且是出类拔萃的企业家，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
企业家借助于企业这个组织来实现个人抱负。他们出思想，出创意，指导方向，规划蓝图，并付诸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企业的设计者、创建者、变革者，同样也是企业文化的塑造者、推行者、垂范者。综观世界强势品牌，无不是卓越的企业家用思想、品质、意志、风格、知识铸造而成的。张瑞敏使一家濒临破产的小厂变成了世界知名的家电公司，法国的贝鲁特埃酿造了肯尼迪家族非此不饮、每瓶售价1.8万法郎仍供不应求的世界名牌——贝鲁斯红酒，迈克尔•艾斯纳拯救了迪斯尼乐园，李•艾柯卡拯救了克莱斯勒汽车。不难想像，如果没有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就不会有名冠世界的索尼、松下；如果没有戴姆勒、海因茨•卡斯克，也不会有誉满全球的奔驰、西门子。在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正是因为有比尔•盖茨、唐纳得•彼得杰、劳伦斯•罗姆、阿伦•默里、杰克•韦尔奇等一大批优秀企业家，才会有今天的繁荣。
从一个个成功的企业家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企业家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还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日本学者名和太郎说：“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企业家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是现代文化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阶层，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特点。”企业家的精神文化现象直接关系和影响着企业文化的塑造和品牌的兴衰。美国经济学家、著名的“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熊彼特多次提醒人们注意企业家精神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他认为，19世纪末出现的企业家精神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这种作用主要来自他们独特的价值观。美国学者埃德加•H•沙因也认为，卓越的企业家和卓越的企业文化具有内在统一性。企业家的精神和形象是企业文化的一面镜子，卓越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家德才学识和创造精神的融会与发展。因为卓越的企业文化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企业家长期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
卓越的企业家在企业中既是卓越的管理者，又是员工的精神领袖，他们以自己的新思维、新观念、新的价值取向来倡导和培植卓越的企业文化。卓越的企业文化具有时代特色，它是本国传统思想、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精华融合时代精神而成的精力神量，是先进的、科学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与企业的完美结合。一般来说，企业文化建设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全体员工长期努力，不断进取。然而，企业家自身的经营管理对发展个性化的企业文化有着深远影响。松下幸之助曾说过，一位经营者，不需要是万能的，但却要是品格高尚的人。企业家的高尚品格往往能在员工中形成向心力、凝聚力和内应力等精神力量，它是企业强盛的动力源泉。卓越的企业文化当然离不开卓越企业家的高尚人格。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劳伦斯•米勒说过，卓越并非一种成就，而是一种永不满足的追求出类拔萃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掌握了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生命和灵魂，它就无往而不胜。卓越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学习过程，这种精神注入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成为卓越的企业文化，这种精神被企业家所接受并以此为追求目标，他就成为卓越的企业家。
三
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质特征，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体现在能够发现一般人无法发现的机会，运用一般人不能运用的资源，找到一般人无法想像的办法。因此，企业家是不墨守成规的，不死守经济轨道的，常常创造性地变更轨道。这种变更具体体现为引入一种新的产品、创造一种产品的新质量、实行一种新的管理模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片新的市场等。一位法国学者曾这样描述过具有创新精神的新型企业家：他们很像勇士，能迅速做出决定，具有不寻常的精力和毅力，满怀非凡的勇气和果断的魄力；他们奋不顾身地冲向广阔的经济战场，开辟一片又一片创新的领域；他们以一种广泛、灵活的应变能力和行动准则指导企业运行；他们有青年人的好奇心、发明者的创造欲、初恋者的新鲜感、亚神经质般的敏感性以及建设者和破坏者兼备的变革意识；他们双眼紧盯着国内外的各种信息，紧盯着市场需求，大脑中急骤地将外界的信息重新组合构造出新的创新决策。
成功的企业家无不具有创新精神。本田公司创始人大久保睿塑造的“本田精神”就特别强调创新精神，他把“本田精神”归结为三大观点：“人要有创造性，决不模仿别人；要有世界性，不拘泥于狭窄地域；要有被接受性，增强相互的理解。”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强调“永不步人后尘，披荆斩棘开创没人问津的新领域”，“干别人不干的事”。他在《走向世界》一书中把开拓新技术称为“求生存的手段”和“企业生存之路”。萨特•沃尔顿创造了沃尔玛，他的成功在于他倡导新观念，重视试验和革新。他建立具体的组织制度，以推动革新和进步。他把权力下放到部门经理手中，使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自己的部门；他建立了奖励制度，对那些提出创新建议的员工给予奖励；他还组织创新竞赛，鼓励员工进行创新试验，使员工在鼓励变革与创新的氛围中工作。沃尔顿把接受新理念的精神传给了自己的继承人，使公司在他去世后仍得以长盛不衰。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摩尔的“自己淘汰自己”的理论，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英特尔公司创立于1968年。摩尔自20世纪70年代初就给自己构筑了打破陈规、创新求进的商业模式——不断改进芯片的设计，以技术创新满足计算机制造商及软件硬件产品公司的更新换代、提高性能的需求。摩尔提出，计算机的性能每18个月翻一番，只有永不停顿，不断创新，自己淘汰自己，才能获得高额利润，并将获得的资金再投入下一轮的技术开发中去。摩尔不断创新的理论被人誉为“摩尔定律”。
总之，没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便不能打破僵化、过时的东西，开创企业乃至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新局面；没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既不可能产生企业的核心能力，也不可能产生企业高效率的组织形式、管理方法和先进制度，更不能产生新的市场机会。
四
在公众的心目中，企业家形象与企业形象是密不可分的。公众对企业家与企业之间关系的认识，常常遵循着“爱屋及乌”之说，即对一个企业家有好感，也会对其企业、产品和服务有好感，反之亦然。也就是“企业家形象与企业形象一致”，这在心理学上叫认知平衡。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家只有获得广大消费者的认同和欣赏，才能更好地树立企业形象，更好地开拓市场，在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最近，北京一家机构作了一项关于企业家形象的调查，结果显示，作为智慧分子群体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谋略性”成为中外企业家的主要特征。中国企业家的“艰苦奋斗”精神也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与外国企业家相比，中国企业家的“道德”和“外在形象”上的负面性更加突出，这深深影响着公众或消费者对他们的印象。所以中外企业家在总体形象得分上差距较大，中国企业家形象得分为66.3分，低于外国企业家的74.5分。中外企业家相互比较时，中国企业家较为缺少的是一种气质、公信力和个人魅力。在公众心目中，仅有12%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家有贵族气质，而认同外国企业家者为63.8%;仅有18.5％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家让人信服，认同外国企业家者为51%：仅有23%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家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认同外国企业家者为48.1%而在开阔的视野、长远的战略目标和全新管理理念等方面，公众认为中外企业家差别悬殊：61.5%的公众认为外国企业家更具有全新的管理理念，仅有12.9％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家具备此素质；有五成的公众认为外国企业家具有长远的战略目标和开阔的视野，仅有一成的公众认为中国企业家具备这两种素质。
不比不知道，一比见分晓。这样对比一下会给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提个醒：加强内在修为，改善外在形象。也会给少数企业家一个善意的忠告：坑蒙拐骗的事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不要做。极个别企业家，的确腰缠万贯，而德才学识浅得可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冠冕堂皇，腹内草莽。经营专业杂志，把自己打扮成文化人，写起文章却病句连篇。对外讲人性化管理，经营管理中却兽性十足。经常敲诈别人，多次被公安机关拘留。拖欠员工工资，然后溜之大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什么样的社会行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评价。
在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真正的企业家也不妨多利用一下媒休资源。实际上，一些企业家之所以能获得公众的好评，就是因为他们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与报纸杂志访谈中，抓住了媒体乐于炒作的特点，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自然，作为企业家，其专长理所当然是企业管理的专业能力。然而企业家的生活方式、个人喜好、性格特征都会成为公众学习和模仿的标杆，都是可供动员的社会资源。潘石屹的博客、张朝阳的“演艺事业”、王石攀登喜马拉雅山都是吸引公众眼球的巧妙方法。在现代商业舞台中，企业家“扭秧歌”式的甚至有点“招摇过市” 的娱乐化生存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景，也是新时代经济中必要的生存法则。在被各界争相谈论的“眼球经济”时代，注意力就是财富。你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你就容易挤进消费者的脑海之中，进而获得好的销售业绩和经济效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企业界成熟的公众企业家还十分有限。
五
许多企业家一旦得势，便忿忿不平地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恶狠狠地想：“我花开后百花杀。”以为自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像“芙蓉姐姐”一样自高自大，无所顾忌。为什么某些企业家如此狂妄？因为有钱。我比你有钱，我的声调就高。我的企业比你的企业资产总量大，我说话的口气就硬。在这里，钱代表了经验，代表了地位，代表了权威，代表了真理。个别企业家，像刚刚发财的小农到城里逛一圈，突然发现城里人不如自己有钱，于是就想把整座城市买下来。
自信必不可少，但过度自信就有可能出问题。成熟的企业家，更多的是以知识、理念和恒心作为自信的基础。真正的自信，应当是在面临危机、面临崩溃时，所表现出的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坚强意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危机一旦出现，一向号称几十亿、上百亿资产的企业会瞬间崩溃。为什么？没有信心，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钱没有了，企业没有了，企业家的称号也就被扫除出历史舞台。其实，有时候，这支撑自信的钱也是虚假的，只是靠负债撑起来的所谓资产，一开始还编造各种故事给银行和社会听，慢慢地就变成了幻觉，以为自己是真的有钱了，真的能控制多少个亿了。
如何才能解决过度自信呢？要加强品德修养，丰富文化内涵。对某些过度自信的企业家来说，还需要作些强制性的安排。比如，有些事情你不懂，管理不了，专家治理比你治理好，你就要把权力放给专家。柳传志创造了家喻户晓的联想，却又引退幕后，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短处。可能年纪大了，精力不够用了，对市场的敏感度不如年轻人了，等等。这个时候，把权力交给别人，为自己的联想事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不仅没有显示柳传志失去了自信，相反是他真正自信的表现：伟大的事业自然后继有人。
六
2003年8月4日凌晨，韩国现代集团峨山公司汉城总部大楼，一个人影飞落下来，顿时地上血肉横飞，死者是公司董事长郑梦宪。跳楼自杀的直接原因是政治丑闻、巨额亏损和家族纷争导致的精神抑郁。1932年，美国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因脊椎病的折磨，陷入抑郁，悲观厌世，开枪自杀。而汽车大王享利•福特由于过于专制强势，以致于接替他的儿子年纪轻轻便抑郁而死。
在我国，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2005年1月初，身家8.8亿元，54岁的金花集团副总裁徐凯在酒店上吊自杀。据金花集团总裁吴一坚回忆，此前徐凯曾“精神恍惚，老发呆，答非所问”。徐凯说自己整夜失眠，动情时还流下眼泪。2005年底，身家38亿元的民企德州晶华集团董事长苗建中，因患抑郁症在家中自缢身亡，享年53岁。而广东茂名企业家冯承明因面粉厂经营不善，患上重度抑郁症，自杀时才29岁。他在遗书中写道：“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心理障碍而自杀身亡。
企业家们选择死亡来卸下压力，结束抑郁，这无疑是人生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工作过重，沟通不畅，角色冲突，环境变化，经营失败，家庭不和，都会导致企业家压力过重。《财富》杂志也警告说：“最后的禁忌，不是性，不是酗酒，不是毒品，而是职业压力。”这些压力是抑郁的诱因，而抑郁则意味着希望破灭，是对自我的否定，是行为的退缩。其实，几乎所有企业家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抑郁的影子，只不过他们没有察觉而已。有的商界精英患的是微笑性抑郁症，平时能露出职业微笑，回家后却像火药桶，这样的抑郁已隐藏得很深，本人更意识不到。
抑郁症可能是单纯的心理问题，也可能有其生物学原因。如果属于社会性和精神性原因导致的抑郁，程度较轻的，可以进行心理咨询，也就是通过心理的方法来疏解。如果属于生物学原因，即大脑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发现变化，造成神经传导递质水平发生改变而引起的，一旦确珍，一般需要到医院接受治疗。对于无法确定病因的中度和重度抑郁患者，也要入院治疗。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企业家突然富有后，就不知所措，甚至变得奢侈、张狂、咄咄逼人。“一人飞升，仙及鸡犬”，自己的家人也趾高气扬。这反映出他们内在强烈的自卑和自我评价体系的扭曲，他们只有用这样的行为才能够为自己建立起所谓的“自信”。还有一些人对社会充满了怀疑的目光，紧紧捂住自己的口袋，以为谁都在打他的主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本人的安全感缺尖，或信任感缺失造成的。
前人云：“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天看来，这话还没有错。“明”就是准确、客观，这句话是说对自我的认识要准确、客观。因为先天条件、社会阅历和外部机遇等方面的差异，人和人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不可以做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攀比，否则只能做出有悖于客观现实的选择，为自己带来烦恼、焦虑甚至抑郁。正确地认识自我，客观地看待自身的优点和缺点，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判断，去掉一些不必要的痛苦，抑郁也许会远离自己。
原文链接:http://info.ceo.hc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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