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金融报》 2007年10月24日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了。十七大报告为我们描绘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其中，许多经济方面的新提法让人耳目一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等。而“翻两番”目标由“总量”变为“人均” 更是让每个人都欢欣鼓舞。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一目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是人均GDP到2020年翻两番目标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出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约为856美元。如果2020实现翻两番，那么到时候人均GDP应该达到3500美元左右。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新的转变。过去我们一直倡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在十七大报告中，代之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词之差，含义深刻。经济增长主要是着重于总量，更强调了经济本身；而十七大报告中新的表述，更注重经济与其他事业的协调性，更突出了“好”字。
时光荏苒，2020年就在眼前。到那一天，我们老百姓的收入情况会怎么样？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了吗？中国股市是不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金融“三驾马车”风驰电掣，将攀上怎样的高峰呢？这一切都让人浮想联翩。
我们今天在这里憧憬和猜想，因为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
■ 本报记者 魏红欣 发自上海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上海一家证券大厅里，老股民刘老伯告诉记者，他对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到的这句话非常关注。“我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股市了，但在2000年以前赚的钱，还不如这两年赚到的零头。去年，我从股市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已经翻了两番。”说到这里，刘老伯禁不住喜形于色。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普通老百姓积累起越来越多的个人财富。相关数据显示，当前居民储蓄已经达到了17万亿元左右。而随着股市等金融市场的繁荣，百姓投资理财热情高涨，截至今年10月初，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超过1.2亿户；基金资产净值总计已超过3万亿元，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了9000万个。
在这种大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意味着，国家鼓励老百姓除了薪酬收入，还可通过储蓄、国债、基金、投资股市等合法方式来创造财富，给“股民”“基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按照国家统计局专家的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这涉及到各种投资，比如实业投资、金融产品投资，涵盖储蓄、债券、保险和股票等。整句话核心的实质就是“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财富”。
公民财产性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之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富裕程度的重要尺度。以美国为例，财产性收入占40%，90%以上的公民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相比之下，中国目前超过1.2亿的投资者开户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10%。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也较小，约2％左右。
“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法，与在20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达到 3500美元的目标，相辅相成。”一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十七大基层代表表示。他指出，人均GDP的不断上升，将带来对金融服务需求乃至保险需求的快速增长。他预测，未来满足基本保障需求以上的商业保险需求，会随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多而逐步升温，且相当数量的居民会变目前的被动消费为将来的主动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预测，到2020年沪深市场市值将达到 60万亿元到80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而此前也有国际研究机构预计，未来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7％-8％，个人理财市场将以年均30％的速度高速增长，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个人理财市场极具潜力的国家。
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至3000美元阶段，财富迅速增长必然推动理财意识的觉醒。我国目前已进入这一阶段，2006年我国人均GDP已突破2000美元。可以预计，随着实现人均GDP翻两番、达到3500美元的目标，居民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也将产生实质性的跨越，中国将真正进入一个藏富于民的新时代。
■ 本报记者 张燕 发自上海
“到2020年，人民币自由兑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12年前和现在就大不一样。” 招商银行总行资金交易部分析师刘东亮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于2020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刘东亮说，“关键看国内经济形势，如果经济一直不错，那人民币可能更值钱了；如果经济出现动荡，保不准会跌了。”
就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并且实现了资本项目下一定程度的自由兑换。
“只要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坚持改革开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时间上可能差不多，12年的时间应该已经足够。”知名分析师陶行逸对本报记者说，“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已经提上日程，例如港股直通车就是鼓励资金流出。而且制造业、金融业等行业的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有助于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
当然，货币自由兑换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货币的国际地位，消除贸易壁垒，有利于吸引外资，也有利于寻找更高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加大资本外逃的风险，可能造成汇率、利率、外汇储备的大幅波动，甚至引发金融、经济危机。
央行行长周小川10月18日在十七大新闻中心表示，中国主张未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将来还是要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是没有时间表。
周小川表示，在这件事情上，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根据反馈调整步伐。有的事情要等到水到渠成，不能揠苗助长。他说，资本项目内部还有很多项目，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内地居民对外直接投资、银行间业务、债务融资等。中国不急于把所有的项目都开放，如果对国民经济有好处，有条件，就开放一部分，现在没有考虑要把所有项目都开放。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对记者表示，货币自由兑换首先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金融市场比较稳定，并且国际收支不能出现持续的逆差。“2020年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可能性很大。预计2020年人民币基本实现自由兑换，但是不排除国家会保留部分限制货币兑换的权力，国家可能会通过可控的方式，例如通过数量控制（配额的调整），对货币兑换实行局部的、弹性的控制”。
■ 本报记者 卫容之 张竞怡 发自上海
日益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为金融机构创造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机遇。正是这种开放环境下的竞争态势，中国才有望在未来十年，涌现出世界级的金融机构
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企业，一定是在国际化的市场上产生，一定是在国际竞争中产生
工商银行的市值接连超过汇丰银行、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股。招商银行的市值也一度超过加拿大皇家银行和德意志银行。中国人寿则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寿险公司。
振奋人心的信息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日益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为金融机构创造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机遇。正是这种开放环境下的竞争态势，中国才有望在未来十年，涌现出世界级的金融机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许小年说，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企业，一定是在国际化的市场上产生，一定是在国际竞争中产生。
世界级金融机构
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杨建文表示：“一个金融机构是否能称得上是世界级的金融机构，最主要看它动员资金配置资源的能力，如果金融机构能够在全球范围调度资金配置资源，无疑它就是世界级的。”
但他指出：“中国金融机构的该项能力仍局限于国内。大多金融机构依赖于本国资源，银行吸储主要针对国内居民，放贷也是。”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表示：“衡量金融机构的级别可以从五方面来看，首先这个金融机构要有健康的结构，完善的内部治理。还要有一定的规模。在业务范围上，金融机构要在国内业务的基础上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业务。另外，金融机构要达标国际信用评级。最后，金融机构的股权要更加多元化，可以参股其他国家的机构等。”他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内部治理和股权多元化上往往欠缺。
许小年认为，开放的和竞争的市场是成为世界级金融机构的外部条件。同时需要辅以内部条件，比如这些金融机构的股东应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只有在公司价值的最大化的目标下，在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董事会才有动力去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同时，这些企业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的管理层。因为如果它的管理层没有国际视野，那就不能打造世界级的金融机构。当然，还需要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和激励制度。
银行业机会更胜
杨建文告诉记者，在规模上，中国大银行的市值已经超过国外不少知名银行，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规模表现的只是一个量，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并购等手段来达到，并不困难。如果达到了，只能说中国的这些银行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世界级，但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世界级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的功能，世界级的金融机构在功能上的能量是巨大的。比如保险，保险机构的基本活动是创新产品、推销产品，但这还不够，世界级的保险机构要与全球经济联系起来，产生积极的影响力。
他说，“虽然中国保险业进入了黄金十年，但是保险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10年时间对于保险机构来说足够把中国市场挖深，但是要成为世界级的金融机构，服务全球客户，时间还不够。保险在金融业中有其特殊之处，保险机构的信誉尤为重要，但这需要上百年的沉淀。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飞速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整体上升是保险业发展的根本基础，保险公司在此期间的重心肯定还在国内。”
张军认为，银行业、保险业可能率先冲击世界级的机构。“我并不看好证券机构，因为中国的券商才刚刚迈步走，中国证券市场也没有真正强大，但是一些银行、保险公司还是很有潜力的。银行方面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则像太保、国寿等。”
■ 本报记者 卫容之 艾家静 发自上海
国际化与市场化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到2020年问鼎全球金融中心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上海：具备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开放而公正的市场；拥有严格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形成巨大的金融人才智库；交通便利、生活娱乐设施齐全、环境优良
如果能穿越时光隧道13年，那么这一切可能不再是梦想中的场景：内地金融市场更大程度地对外开放，人民币实现完全兑换、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上海完善金融衍生品市场，成为全球最大债券市场；长三角地区形成合力，联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展望2020年，上海极有可能站在东亚金融区的制高点，挑战国际金融中心的宝座。
最好的时光
对一个城市来说，“最好的时光”是许多年后再回首仍能念念不忘的精彩。
对上海来说，机遇正慢慢彰显。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咨询决策专家杨建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对“最好的时光”作了解读：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崛起的背后，如果没有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撑，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上海必须抓紧建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正进一步对外开放，上海目前面临非常好的机遇和条件。
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之所以会获得国际上如此广泛的关注，固然有最近几年它所显示的高发展速度所产生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于人们对它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的认可。而在这一潜力的背后，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与中国经济崛起间的内在互动力量。从伦敦和纽约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兴盛史看，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毋庸置疑是与该国经济的崛起，乃至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有关。
中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动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基础，而中国要实现大国经济崛起的战略，也十分需要建造一个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予以支持。
开放的金融
金融自由化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杨建文告诉记者，到2020年，上海能否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取决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程度，其中包括完成资本项下人民币自由兑换。一旦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发生质的变化，将会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重大推进。
但由于在推进金融市场化的建设中，上海并没有完全自主的决策空间，缺乏健全的推进金融市场化的法律支持体系，因此必须考虑做大金融市场的量。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圣坤表示，上海不能单纯地等待中央给政策，而是要更加积极地自我发展，做大金融市场的量，用市场来说话，因为最终谁能成为金融中心是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的。
张圣坤建议，开发更多金融衍生产品，包括股指期货、外汇衍生产品、国债期货、黄金期货等，并提高内地金融市场的定价能力，建立金融衍生品的专门研究机构。他说，这正是上海在目前压力下的最重要出路，即积极开发新型的金融衍生产品，把市场吸引到上海来，从而巩固其内地金融中心地位，并拉近与亚太乃至世界级金融中心之间的差距。
杨建文也持有相同观点。他说，上海需要用几个突破性的举措来带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比如做大金融衍生品市场，这对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需要加快债券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的发展，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而上海也具备一定条件，有望建成全球最大的债券市场。此外，长三角地区如果实现金融联动，将大大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目前，长三角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对金融服务业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支撑。
城市的较量
“不是只有上海在发展，其他城市并不会在今后的十多年里一觉不醒。”上海金融学院金融研究中心朱德林教授指出：“在这个时候，比试的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加速度，谁更快更有效率，谁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
国际化与市场化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到2020年问鼎全球金融中心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上海：具备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开放而公正的市场；拥有严格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形成巨大的金融人才智库；交通便利、生活娱乐设施齐全、环境优良。
现在的上海就国际化金融中心而言，人才无疑是一块短板。伦敦金融城有报告显示，人力资源供给因素在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因素中高居榜首。而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06年底，上海金融业从业人员为19.57万人，占总从业人员数885.51万的2.2％，比香港的6.6％要低四个多百分点，和纽约、伦敦的差距更大。眼下上海数个大学城的规划建设无疑是一种着眼长远的进步，将为未来的城市提供强大的教育支持和人才库。
有人说，伦敦有西区，纽约有百老汇。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独树一帜的文化氛围，风景怡人的自然环境，这些是数世纪以来不计其数金融家及其家人得以“安居乐业”的基本元素。在这方面，上海需要改进拓展的还有太多。
在着眼国际竞争的同时，国内各大城市也争先恐后开展金融中心建设。从去年开始，北京明确提出发展首都金融业，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在京设立总部。此外，北京在高校及研究机构、人才数量等方面也具备相当优势。
朱德林对此表示：“事实上，在以金融中心化作比较时，京沪并没有可比性。前者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上海在金融领域的成就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内地城市可以企及。2005年底，仅在陆家嘴地区营业的外资银行机构数量占全国 31%，外资银行总资产额占全国52.8%，是内地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
20年前，一位中国艺术家对“未来上海”这样描绘：高楼上顶着一个个圆球和闪烁的金字塔，高架路环绕着摩天大楼森林。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一幻想似乎根本无法实现。20年后的今天，英国记者Sarah Murray来到上海：“站在外滩凝望浦东的天际线，我必须承认，无论是好是坏，这个大胆的幻想确实实现了。”可以肯定，如果到2020年，Sarah Murray再来上海采访，他的感慨一定会更多。
丈量人类历史长河，十几年是太短的时间刻度，上海将以怎样的加速度又好又快地发展，谜底很快就会揭晓。
■ 本报记者 张燕 发自上海
2020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将会怎样？在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学者描绘的蓝图中，中国证券市场迎来的是明媚灿烂的2020年。
“2020年股指肯定会上两万点，这还是保守看法。”一位股民对记者说，“这12年存在很多变数，国家很可能会出台一些推动股市发生质变的政策利好。谁能想到中国股市过去十几年中发生那么大变化呢。”
过去的十几年，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迷惘到坚定、从蹒跚学步到步履稳健的成长过程，其间中国股市经历了针对“赌场论”的大辩论、股权分置改革等历史大转折。
目前，中国股市已经形成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平分秋色、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利益保持一致、交易所上市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的局面。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朱从玖前不久在中国神华上市仪式上表示，在宝钢上市之前，上证所无超过50亿元的IPO；在中国石化上市前，无超过100亿元的IPO；在中国银行上市前，无超过200亿元的IPO；在工商银行上市前，无超过 400亿元的IPO；在神华上市之前，无超过五六百亿元的IPO。
据统计，截至今年10月19日，沪深股市总流通市值为87659亿元，总市值为275365亿元；沪深两市拥有上市公司1500家，上市股票1584只。
“2020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可能会达到5000家，市值可能会达到现在的三倍，股指至少会达两三万点。”一个私募基金经理说，“交易所有合并的趋势，应该会出现整合，但是不同交易所可能会有所分工。”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谈儒勇勾勒了一幅2020年中国股市的情景：交易所可能改变当前会员制的组织形式，转而实行公司制，交易所的监督职能可能扩大；不仅国内的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公司可能也会“慕名而来”；产品更加丰富，可能会派生很多以股票为标的的金融衍生品，金融工具更加丰富；投资者队伍不断扩大，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进来，随着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商业银行甚至也可以投资股票。
“2020年，中国股市对全球股市的影响或许可以和当今的美国相比，到时候可能全球股市都要唯中国股市马首是瞻。指数很难预测，说不定几大交易所联手推出更具代表性的指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股市的市盈率只会比现在低，不会比现在高。”
2020年，证券市场曾经的短板——债券市场也极有可能被补长。“2020年债券市场规模可能会超过股票市场，交易相对活跃、衍生产品多，以债券作为组合的理财和基金也多。”东莞商业银行债券分析员杨鹏说，“企业财务结构的真正需要、银行业务的转型、资本市场的发达以及机构投资者的膨胀，是推动债券市场从低迷走向繁荣的主要原因。”
■ 本报记者 张颖 发自上海
“未来十几年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昨日，记者采访了多位保险业专家、中外资（合资）保险公司负责人。大部分被访者表示，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描述，让整个保险业界为之振奋。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约为856美元。如果 2020年实现翻两番，那么到时候人均ＧＤＰ应该达到3500美元左右。
对此，保险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般而言，保险业发展程度与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有关，人均GDP数据并不能直接反映出保险业的成熟度，“但是，如果2020年人均GDP实现翻番，居民可支配收入也会随之增加，老百姓将有更多的钱用于投资理财，其中自然包括购买商业保险”。
目前，中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寿险深度为1.8%，是世界平均保险深度4.3%的41.9%；寿险密度为30.5美元，是世界平均保险密度299.5美元的10.2%。
“这也表明中国保险业市场潜力巨大。”一家大型中资保险公司集团上海分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几年，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老百姓投资理财观念逐步深入，“中国保险深度和密度势必会有很大成长。”
此外，一位保险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人均ＧＤＰ达到3500美元左右是社会中产阶层最壮大的一个阶段，“这部分人正是购买商业保险的‘主力军’”。
正是基于对“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和国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两大目标的预期，一位金融保险分析师认为，满足基本保障需求以上的商业保险需求，会随着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多而逐步升温，“而且相当数量的老百姓会变目前的被动消费为将来的主动消费”。
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保险对自身生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潜在的保险需求正在逐步增强，“未来保险竞争的主战场是在农村，保险业要以战略眼光积极开拓这块潜在的巨大市场。”该分析师指出。
目前，我国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县域经济在整体国民经济中占比约60%，而县域保费仅占全国总保费的30%；在9.16亿县域人口中平均每10人拥有1张保单，每20个人拥有1张个人寿险保单，县域企业投保比率基本不到 10%，几乎所有地区县域市场的保险深度、密度均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县域农村市场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保险市场。
■ 本报记者 张燕 发自上海
“对于2020年，我充满期待和信心。黄金期货、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外汇期货等期货产品会纷纷上马，话语权份额也会不断扩大。”中信期货研发部分析师王西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我国期货市场无论是上市品种还是成交量都发展迅猛。三大期货交易所先后推出了强麦、棉花、燃料油、玉米、黄大豆2号、白糖、豆油、PTA、锌、塑料等10个期货品种，棕榈油、黄金期货和股指期货等品种也呼之欲出。期货市场成交额和成交量分别从2002年的3.95万亿元、1.39亿手，猛增至2006年底的21万亿元、4.49亿手。
王西昂说，前些年的中国期货市场近乎是海外市场的“影子市场”，总是被动地接受海外行情。近年，国内期货市场不断壮大，已经开始表现出阶段性背离和独立行情，并且海外市场也开始“琢磨”国内市场的行情。
目前，我国在某些大宗商品上已经“话筒”在握。“天然橡胶国内涨得快，国外跟着走，定价权就在中国手里；我国在大豆方面的定价权也比较强，这是中资机构在海外操作最好的品种之一。”金源期货一位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
不过，这位人士同时告诉记者，对于封闭的政策性品种，例如白糖、小麦，或者价格相对比较低、海运费用在价格中占比较高的品种，会和国际市场的走势出现差别。譬如，我国白糖价格走势和国际市场几乎割裂，我国多从古巴进口白糖，且多用于国家储备，因此其演绎的行情比较独立；玉米的海运费用占进口价格比重比较大，进口玉米没有什么竞争力，因此国内玉米价格的走势与国际市场走势关系也不紧密。
对于2020年中国能不能继续延伸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大陆期货研发部分析师金沛喆认为，行业整合的力度加大，有助于提高话语权。
“话语权的提升离不开行业的整合。”金沛喆说，目前中国在一些大宗商品方面缺少话语权，这与产量和行业垄断程度低有关。
金沛喆说，“中国在金属铝上拥有话语权的原因就在于，我国有中铝这样超大规模的企业。但在金属铜方面，我国缺少强大的垄断企业，下游企业也是分散的，并且我国铜产能相对于我国的需求是‘小巫见大巫’。只要中国企业整合不够，刚性需求仍然很旺盛，就难有话语权。”
■ 本报记者 付碧莲 发自上海
“10年之后，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成熟，金融法制的建设必将有一个质的突破。”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彦表示。
近年来，我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尤其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加速度发展的趋势，成就斐然。与之相对应，中国的金融法制建设也提速发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摸索中日臻完善”。就像中国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样，中国的金融法制必定跟随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成熟。
金融法制不可或缺
潘正彦强调：“金融法制建设能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体系安全有效地运转，为国家经济的协调、稳步、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金融领域的逐步开放，金融违法、违规以及金融犯罪行为也是层出不穷，这需要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规范。同时，一个新的金融领域的开放，同样也需要以其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为依托。可以说，金融法制建设也是中国金融领域改革和开放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正是如此，中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在不断提速。
为了配合中国多层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的进程，关于金融各个领域的规范性文件层出不穷。《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买断式回购业务管理规定》、《股指期货交易规则》、《创业板发行上市管理草案》，以及有望于下月出台的《金融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
显而易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和新修订的、用规章规定了破坏金融秩序罪的《刑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继出台，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已基本确立，金融事业已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法制体系十年质变
江苏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马林表示：“现在中国的金融法制存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金融法制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系统，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二是我们的金融法制意识还不够，无论是一般的普通市民，还是金融市场的监管层，都需要不断学习。因此，观念上的改变是我国金融法制建设走向完善与成熟的关键。”
“就完善金融法制和严格依法办事而言，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如何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仍是我国今后一个长期的重要任务。”潘正彦表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在某些方面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滞后问题，某些金融领域甚至无法可依。
潘正彦指出，中国金融发展的基础与国外不一样，无论是金融市场的发展还是金融法制的建设都还处于摸索阶段。大量外资涌入，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允许我们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去试验，因此我们的金融法制总是考虑得不够充分、不够深入，这需要时间和经验去加以改善。10年之后，随着金融市场的成熟，金融法制的建设必将有一个质的突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国现在的金融法制体系还比较稚嫩，这需要我们的立法机关进行梳理和宏观协调。但是，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必然要有一个阵痛期，只有在经历阵痛期之后才会真正地完善。我个人觉得这个时间不用10年，就是说，到2020年的时候，无论我们的金融市场还是金融法制，都是到一个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时候了。”张马林对此很有信心。
原文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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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金融报》 2007年10月24日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了。十七大报告为我们描绘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其中，许多经济方面的新提法让人耳目一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等。而“翻两番”目标由“总量”变为“人均” 更是让每个人都欢欣鼓舞。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一目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是人均GDP到2020年翻两番目标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出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约为856美元。如果2020实现翻两番，那么到时候人均GDP应该达到3500美元左右。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新的转变。过去我们一直倡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在十七大报告中，代之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词之差，含义深刻。经济增长主要是着重于总量，更强调了经济本身；而十七大报告中新的表述，更注重经济与其他事业的协调性，更突出了“好”字。
时光荏苒，2020年就在眼前。到那一天，我们老百姓的收入情况会怎么样？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了吗？中国股市是不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金融“三驾马车”风驰电掣，将攀上怎样的高峰呢？这一切都让人浮想联翩。
我们今天在这里憧憬和猜想，因为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
猜想一：沪深市值：60万亿-80万亿元
■ 本报记者 魏红欣 发自上海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上海一家证券大厅里，老股民刘老伯告诉记者，他对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到的这句话非常关注。“我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股市了，但在2000年以前赚的钱，还不如这两年赚到的零头。去年，我从股市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已经翻了两番。”说到这里，刘老伯禁不住喜形于色。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普通老百姓积累起越来越多的个人财富。相关数据显示，当前居民储蓄已经达到了17万亿元左右。而随着股市等金融市场的繁荣，百姓投资理财热情高涨，截至今年10月初，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超过1.2亿户；基金资产净值总计已超过3万亿元，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了9000万个。
在这种大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意味着，国家鼓励老百姓除了薪酬收入，还可通过储蓄、国债、基金、投资股市等合法方式来创造财富，给“股民”“基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按照国家统计局专家的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这涉及到各种投资，比如实业投资、金融产品投资，涵盖储蓄、债券、保险和股票等。整句话核心的实质就是“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财富”。
公民财产性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之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富裕程度的重要尺度。以美国为例，财产性收入占40%，90%以上的公民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相比之下，中国目前超过1.2亿的投资者开户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10%。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也较小，约2％左右。
“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法，与在20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达到 3500美元的目标，相辅相成。”一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十七大基层代表表示。他指出，人均GDP的不断上升，将带来对金融服务需求乃至保险需求的快速增长。他预测，未来满足基本保障需求以上的商业保险需求，会随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多而逐步升温，且相当数量的居民会变目前的被动消费为将来的主动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预测，到2020年沪深市场市值将达到 60万亿元到80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而此前也有国际研究机构预计，未来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7％-8％，个人理财市场将以年均30％的速度高速增长，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个人理财市场极具潜力的国家。
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至3000美元阶段，财富迅速增长必然推动理财意识的觉醒。我国目前已进入这一阶段，2006年我国人均GDP已突破2000美元。可以预计，随着实现人均GDP翻两番、达到3500美元的目标，居民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也将产生实质性的跨越，中国将真正进入一个藏富于民的新时代。
猜想二：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
■ 本报记者 张燕 发自上海
“到2020年，人民币自由兑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12年前和现在就大不一样。” 招商银行总行资金交易部分析师刘东亮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于2020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刘东亮说，“关键看国内经济形势，如果经济一直不错，那人民币可能更值钱了；如果经济出现动荡，保不准会跌了。”
就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并且实现了资本项目下一定程度的自由兑换。
“只要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坚持改革开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时间上可能差不多，12年的时间应该已经足够。”知名分析师陶行逸对本报记者说，“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已经提上日程，例如港股直通车就是鼓励资金流出。而且制造业、金融业等行业的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有助于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
当然，货币自由兑换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货币的国际地位，消除贸易壁垒，有利于吸引外资，也有利于寻找更高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加大资本外逃的风险，可能造成汇率、利率、外汇储备的大幅波动，甚至引发金融、经济危机。
央行行长周小川10月18日在十七大新闻中心表示，中国主张未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将来还是要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是没有时间表。
周小川表示，在这件事情上，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根据反馈调整步伐。有的事情要等到水到渠成，不能揠苗助长。他说，资本项目内部还有很多项目，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内地居民对外直接投资、银行间业务、债务融资等。中国不急于把所有的项目都开放，如果对国民经济有好处，有条件，就开放一部分，现在没有考虑要把所有项目都开放。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对记者表示，货币自由兑换首先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金融市场比较稳定，并且国际收支不能出现持续的逆差。“2020年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可能性很大。预计2020年人民币基本实现自由兑换，但是不排除国家会保留部分限制货币兑换的权力，国家可能会通过可控的方式，例如通过数量控制（配额的调整），对货币兑换实行局部的、弹性的控制”。
猜想三：世界级金融机构：出自银行
■ 本报记者 卫容之 张竞怡 发自上海
日益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为金融机构创造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机遇。正是这种开放环境下的竞争态势，中国才有望在未来十年，涌现出世界级的金融机构
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企业，一定是在国际化的市场上产生，一定是在国际竞争中产生
工商银行的市值接连超过汇丰银行、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股。招商银行的市值也一度超过加拿大皇家银行和德意志银行。中国人寿则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寿险公司。
振奋人心的信息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日益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为金融机构创造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机遇。正是这种开放环境下的竞争态势，中国才有望在未来十年，涌现出世界级的金融机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许小年说，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企业，一定是在国际化的市场上产生，一定是在国际竞争中产生。
世界级金融机构
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杨建文表示：“一个金融机构是否能称得上是世界级的金融机构，最主要看它动员资金配置资源的能力，如果金融机构能够在全球范围调度资金配置资源，无疑它就是世界级的。”
但他指出：“中国金融机构的该项能力仍局限于国内。大多金融机构依赖于本国资源，银行吸储主要针对国内居民，放贷也是。”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表示：“衡量金融机构的级别可以从五方面来看，首先这个金融机构要有健康的结构，完善的内部治理。还要有一定的规模。在业务范围上，金融机构要在国内业务的基础上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业务。另外，金融机构要达标国际信用评级。最后，金融机构的股权要更加多元化，可以参股其他国家的机构等。”他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内部治理和股权多元化上往往欠缺。
许小年认为，开放的和竞争的市场是成为世界级金融机构的外部条件。同时需要辅以内部条件，比如这些金融机构的股东应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只有在公司价值的最大化的目标下，在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董事会才有动力去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同时，这些企业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的管理层。因为如果它的管理层没有国际视野，那就不能打造世界级的金融机构。当然，还需要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和激励制度。
银行业机会更胜
杨建文告诉记者，在规模上，中国大银行的市值已经超过国外不少知名银行，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规模表现的只是一个量，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并购等手段来达到，并不困难。如果达到了，只能说中国的这些银行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世界级，但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世界级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的功能，世界级的金融机构在功能上的能量是巨大的。比如保险，保险机构的基本活动是创新产品、推销产品，但这还不够，世界级的保险机构要与全球经济联系起来，产生积极的影响力。
他说，“虽然中国保险业进入了黄金十年，但是保险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10年时间对于保险机构来说足够把中国市场挖深，但是要成为世界级的金融机构，服务全球客户，时间还不够。保险在金融业中有其特殊之处，保险机构的信誉尤为重要，但这需要上百年的沉淀。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飞速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整体上升是保险业发展的根本基础，保险公司在此期间的重心肯定还在国内。”
张军认为，银行业、保险业可能率先冲击世界级的机构。“我并不看好证券机构，因为中国的券商才刚刚迈步走，中国证券市场也没有真正强大，但是一些银行、保险公司还是很有潜力的。银行方面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则像太保、国寿等。”
猜想四：上海：圆梦国际金融中心
■ 本报记者 卫容之 艾家静 发自上海
国际化与市场化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到2020年问鼎全球金融中心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上海：具备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开放而公正的市场；拥有严格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形成巨大的金融人才智库；交通便利、生活娱乐设施齐全、环境优良
如果能穿越时光隧道13年，那么这一切可能不再是梦想中的场景：内地金融市场更大程度地对外开放，人民币实现完全兑换、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上海完善金融衍生品市场，成为全球最大债券市场；长三角地区形成合力，联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展望2020年，上海极有可能站在东亚金融区的制高点，挑战国际金融中心的宝座。
最好的时光
对一个城市来说，“最好的时光”是许多年后再回首仍能念念不忘的精彩。
对上海来说，机遇正慢慢彰显。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咨询决策专家杨建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对“最好的时光”作了解读：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崛起的背后，如果没有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撑，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上海必须抓紧建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正进一步对外开放，上海目前面临非常好的机遇和条件。
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之所以会获得国际上如此广泛的关注，固然有最近几年它所显示的高发展速度所产生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于人们对它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的认可。而在这一潜力的背后，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与中国经济崛起间的内在互动力量。从伦敦和纽约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兴盛史看，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毋庸置疑是与该国经济的崛起，乃至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有关。
中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动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基础，而中国要实现大国经济崛起的战略，也十分需要建造一个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予以支持。
开放的金融
金融自由化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杨建文告诉记者，到2020年，上海能否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取决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程度，其中包括完成资本项下人民币自由兑换。一旦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发生质的变化，将会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重大推进。
但由于在推进金融市场化的建设中，上海并没有完全自主的决策空间，缺乏健全的推进金融市场化的法律支持体系，因此必须考虑做大金融市场的量。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圣坤表示，上海不能单纯地等待中央给政策，而是要更加积极地自我发展，做大金融市场的量，用市场来说话，因为最终谁能成为金融中心是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的。
张圣坤建议，开发更多金融衍生产品，包括股指期货、外汇衍生产品、国债期货、黄金期货等，并提高内地金融市场的定价能力，建立金融衍生品的专门研究机构。他说，这正是上海在目前压力下的最重要出路，即积极开发新型的金融衍生产品，把市场吸引到上海来，从而巩固其内地金融中心地位，并拉近与亚太乃至世界级金融中心之间的差距。
杨建文也持有相同观点。他说，上海需要用几个突破性的举措来带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比如做大金融衍生品市场，这对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需要加快债券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的发展，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而上海也具备一定条件，有望建成全球最大的债券市场。此外，长三角地区如果实现金融联动，将大大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目前，长三角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对金融服务业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支撑。
城市的较量
“不是只有上海在发展，其他城市并不会在今后的十多年里一觉不醒。”上海金融学院金融研究中心朱德林教授指出：“在这个时候，比试的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加速度，谁更快更有效率，谁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
国际化与市场化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到2020年问鼎全球金融中心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上海：具备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开放而公正的市场；拥有严格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形成巨大的金融人才智库；交通便利、生活娱乐设施齐全、环境优良。
现在的上海就国际化金融中心而言，人才无疑是一块短板。伦敦金融城有报告显示，人力资源供给因素在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因素中高居榜首。而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06年底，上海金融业从业人员为19.57万人，占总从业人员数885.51万的2.2％，比香港的6.6％要低四个多百分点，和纽约、伦敦的差距更大。眼下上海数个大学城的规划建设无疑是一种着眼长远的进步，将为未来的城市提供强大的教育支持和人才库。
有人说，伦敦有西区，纽约有百老汇。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独树一帜的文化氛围，风景怡人的自然环境，这些是数世纪以来不计其数金融家及其家人得以“安居乐业”的基本元素。在这方面，上海需要改进拓展的还有太多。
在着眼国际竞争的同时，国内各大城市也争先恐后开展金融中心建设。从去年开始，北京明确提出发展首都金融业，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在京设立总部。此外，北京在高校及研究机构、人才数量等方面也具备相当优势。
朱德林对此表示：“事实上，在以金融中心化作比较时，京沪并没有可比性。前者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上海在金融领域的成就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内地城市可以企及。2005年底，仅在陆家嘴地区营业的外资银行机构数量占全国 31%，外资银行总资产额占全国52.8%，是内地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
20年前，一位中国艺术家对“未来上海”这样描绘：高楼上顶着一个个圆球和闪烁的金字塔，高架路环绕着摩天大楼森林。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一幻想似乎根本无法实现。20年后的今天，英国记者Sarah Murray来到上海：“站在外滩凝望浦东的天际线，我必须承认，无论是好是坏，这个大胆的幻想确实实现了。”可以肯定，如果到2020年，Sarah Murray再来上海采访，他的感慨一定会更多。
丈量人类历史长河，十几年是太短的时间刻度，上海将以怎样的加速度又好又快地发展，谜底很快就会揭晓。
猜想五：股指：两万点 债市：超股市
■ 本报记者 张燕 发自上海
2020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将会怎样？在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学者描绘的蓝图中，中国证券市场迎来的是明媚灿烂的2020年。
“2020年股指肯定会上两万点，这还是保守看法。”一位股民对记者说，“这12年存在很多变数，国家很可能会出台一些推动股市发生质变的政策利好。谁能想到中国股市过去十几年中发生那么大变化呢。”
过去的十几年，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迷惘到坚定、从蹒跚学步到步履稳健的成长过程，其间中国股市经历了针对“赌场论”的大辩论、股权分置改革等历史大转折。
目前，中国股市已经形成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平分秋色、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利益保持一致、交易所上市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的局面。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朱从玖前不久在中国神华上市仪式上表示，在宝钢上市之前，上证所无超过50亿元的IPO；在中国石化上市前，无超过100亿元的IPO；在中国银行上市前，无超过200亿元的IPO；在工商银行上市前，无超过 400亿元的IPO；在神华上市之前，无超过五六百亿元的IPO。
据统计，截至今年10月19日，沪深股市总流通市值为87659亿元，总市值为275365亿元；沪深两市拥有上市公司1500家，上市股票1584只。
“2020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可能会达到5000家，市值可能会达到现在的三倍，股指至少会达两三万点。”一个私募基金经理说，“交易所有合并的趋势，应该会出现整合，但是不同交易所可能会有所分工。”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谈儒勇勾勒了一幅2020年中国股市的情景：交易所可能改变当前会员制的组织形式，转而实行公司制，交易所的监督职能可能扩大；不仅国内的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公司可能也会“慕名而来”；产品更加丰富，可能会派生很多以股票为标的的金融衍生品，金融工具更加丰富；投资者队伍不断扩大，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进来，随着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商业银行甚至也可以投资股票。
“2020年，中国股市对全球股市的影响或许可以和当今的美国相比，到时候可能全球股市都要唯中国股市马首是瞻。指数很难预测，说不定几大交易所联手推出更具代表性的指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股市的市盈率只会比现在低，不会比现在高。”
2020年，证券市场曾经的短板——债券市场也极有可能被补长。“2020年债券市场规模可能会超过股票市场，交易相对活跃、衍生产品多，以债券作为组合的理财和基金也多。”东莞商业银行债券分析员杨鹏说，“企业财务结构的真正需要、银行业务的转型、资本市场的发达以及机构投资者的膨胀，是推动债券市场从低迷走向繁荣的主要原因。”
猜想六：保险：决胜农村市场
■ 本报记者 张颖 发自上海
“未来十几年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昨日，记者采访了多位保险业专家、中外资（合资）保险公司负责人。大部分被访者表示，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描述，让整个保险业界为之振奋。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约为856美元。如果 2020年实现翻两番，那么到时候人均ＧＤＰ应该达到3500美元左右。
对此，保险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般而言，保险业发展程度与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有关，人均GDP数据并不能直接反映出保险业的成熟度，“但是，如果2020年人均GDP实现翻番，居民可支配收入也会随之增加，老百姓将有更多的钱用于投资理财，其中自然包括购买商业保险”。
目前，中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寿险深度为1.8%，是世界平均保险深度4.3%的41.9%；寿险密度为30.5美元，是世界平均保险密度299.5美元的10.2%。
“这也表明中国保险业市场潜力巨大。”一家大型中资保险公司集团上海分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几年，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老百姓投资理财观念逐步深入，“中国保险深度和密度势必会有很大成长。”
此外，一位保险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人均ＧＤＰ达到3500美元左右是社会中产阶层最壮大的一个阶段，“这部分人正是购买商业保险的‘主力军’”。
正是基于对“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和国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两大目标的预期，一位金融保险分析师认为，满足基本保障需求以上的商业保险需求，会随着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多而逐步升温，“而且相当数量的老百姓会变目前的被动消费为将来的主动消费”。
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保险对自身生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潜在的保险需求正在逐步增强，“未来保险竞争的主战场是在农村，保险业要以战略眼光积极开拓这块潜在的巨大市场。”该分析师指出。
目前，我国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县域经济在整体国民经济中占比约60%，而县域保费仅占全国总保费的30%；在9.16亿县域人口中平均每10人拥有1张保单，每20个人拥有1张个人寿险保单，县域企业投保比率基本不到 10%，几乎所有地区县域市场的保险深度、密度均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县域农村市场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保险市场。
猜想七：期货：握住了话语权
■ 本报记者 张燕 发自上海
“对于2020年，我充满期待和信心。黄金期货、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外汇期货等期货产品会纷纷上马，话语权份额也会不断扩大。”中信期货研发部分析师王西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我国期货市场无论是上市品种还是成交量都发展迅猛。三大期货交易所先后推出了强麦、棉花、燃料油、玉米、黄大豆2号、白糖、豆油、PTA、锌、塑料等10个期货品种，棕榈油、黄金期货和股指期货等品种也呼之欲出。期货市场成交额和成交量分别从2002年的3.95万亿元、1.39亿手，猛增至2006年底的21万亿元、4.49亿手。
王西昂说，前些年的中国期货市场近乎是海外市场的“影子市场”，总是被动地接受海外行情。近年，国内期货市场不断壮大，已经开始表现出阶段性背离和独立行情，并且海外市场也开始“琢磨”国内市场的行情。
目前，我国在某些大宗商品上已经“话筒”在握。“天然橡胶国内涨得快，国外跟着走，定价权就在中国手里；我国在大豆方面的定价权也比较强，这是中资机构在海外操作最好的品种之一。”金源期货一位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
不过，这位人士同时告诉记者，对于封闭的政策性品种，例如白糖、小麦，或者价格相对比较低、海运费用在价格中占比较高的品种，会和国际市场的走势出现差别。譬如，我国白糖价格走势和国际市场几乎割裂，我国多从古巴进口白糖，且多用于国家储备，因此其演绎的行情比较独立；玉米的海运费用占进口价格比重比较大，进口玉米没有什么竞争力，因此国内玉米价格的走势与国际市场走势关系也不紧密。
对于2020年中国能不能继续延伸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大陆期货研发部分析师金沛喆认为，行业整合的力度加大，有助于提高话语权。
“话语权的提升离不开行业的整合。”金沛喆说，目前中国在一些大宗商品方面缺少话语权，这与产量和行业垄断程度低有关。
金沛喆说，“中国在金属铝上拥有话语权的原因就在于，我国有中铝这样超大规模的企业。但在金属铜方面，我国缺少强大的垄断企业，下游企业也是分散的，并且我国铜产能相对于我国的需求是‘小巫见大巫’。只要中国企业整合不够，刚性需求仍然很旺盛，就难有话语权。”
猜想八：金融法制：迈向成熟
■ 本报记者 付碧莲 发自上海
“10年之后，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成熟，金融法制的建设必将有一个质的突破。”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彦表示。
近年来，我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尤其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加速度发展的趋势，成就斐然。与之相对应，中国的金融法制建设也提速发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摸索中日臻完善”。就像中国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样，中国的金融法制必定跟随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成熟。
金融法制不可或缺
潘正彦强调：“金融法制建设能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体系安全有效地运转，为国家经济的协调、稳步、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金融领域的逐步开放，金融违法、违规以及金融犯罪行为也是层出不穷，这需要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规范。同时，一个新的金融领域的开放，同样也需要以其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为依托。可以说，金融法制建设也是中国金融领域改革和开放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正是如此，中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在不断提速。
为了配合中国多层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的进程，关于金融各个领域的规范性文件层出不穷。《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买断式回购业务管理规定》、《股指期货交易规则》、《创业板发行上市管理草案》，以及有望于下月出台的《金融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
显而易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和新修订的、用规章规定了破坏金融秩序罪的《刑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继出台，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已基本确立，金融事业已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法制体系十年质变
江苏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马林表示：“现在中国的金融法制存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金融法制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系统，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二是我们的金融法制意识还不够，无论是一般的普通市民，还是金融市场的监管层，都需要不断学习。因此，观念上的改变是我国金融法制建设走向完善与成熟的关键。”
“就完善金融法制和严格依法办事而言，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如何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仍是我国今后一个长期的重要任务。”潘正彦表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在某些方面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滞后问题，某些金融领域甚至无法可依。
潘正彦指出，中国金融发展的基础与国外不一样，无论是金融市场的发展还是金融法制的建设都还处于摸索阶段。大量外资涌入，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允许我们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去试验，因此我们的金融法制总是考虑得不够充分、不够深入，这需要时间和经验去加以改善。10年之后，随着金融市场的成熟，金融法制的建设必将有一个质的突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国现在的金融法制体系还比较稚嫩，这需要我们的立法机关进行梳理和宏观协调。但是，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必然要有一个阵痛期，只有在经历阵痛期之后才会真正地完善。我个人觉得这个时间不用10年，就是说，到2020年的时候，无论我们的金融市场还是金融法制，都是到一个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时候了。”张马林对此很有信心。
原文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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