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4.30　来源：服饰潭

　　“救市”是2009年的关键词之一。“两会”期间温总理答记者问，涉及最多的也是经济危机这个话题。这让我想起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救市”之争，准确地说，应该是“救世”，拯救当时的世道人心。

　　当时天下大乱，也是思想文化史的黄金时期，涌现了孔子、老子等“先秦诸子”，他们一心拯救世道人心、社会秩序。这批伟大的思想家生于乱世，在危机的考验面前，中华民族的智慧闪闪发光。

　　我们可以从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寻找今天面对危机的方法和思路。当时的思想家如何思考危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角度如何？这对于我们应对当前的危机大有裨益。

　　天下大乱

　　那个时候中国人把头顶上的叫做“天”，脚底下的称为“地”。天是半球形；天圆地方，地的正中在河南省登封市的观星台。观星台下埋了一块石头，称为“地胆”。这块石头在“文革”期间被挖出来砸了。“天下”看来只是现在中国的一部分。圆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面，多出来的四块就是“四海”。所以当时称“普天之下”，也叫“四海之内”。

　　“天下”是一个国家联盟，最高领导人是“天子”。古人认为，周天子是天的嫡长子。他把嫡系弟弟，旁系的兄弟、叔伯封出去做诸侯，这叫“封建”：封国土、建诸侯，又叫“封土建国”。在国境线上挖沟，在沟上种树，叫做“封”；“建”就是指派国君、厘定等级。值得注意的是，封建到了国以后并未结束，国君要对嫡出的弟弟、叔伯族人等“大夫”再行封建一次。

　　天下是总公司，天子是总经理，天是董事长，是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天下是天的，天授权总经理管理，这就是“天命”。诸侯国相当于分公司，董事长是天子，总经理是国君、诸侯。大夫的家相当于子公司，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

　　从天子的“天下”，到诸侯的“国”，再到大夫的“家”，形成了西周的政治、经济制度。三级所有，层层转包，独立经营。经营以诸侯的“国”为核心。“国”象征性地向天子交管理费，比如说，楚国的管理费是一点茅草，可在酿酒过程中作过滤纸用。

　　分公司、子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慢慢地，某些分公司、子公司做大做强，不把董事长放在眼里了。比如说鲁国大权落在“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大夫手上，他们瓜分了鲁国的公室。国有资产变成了家有资产。

　　有的分公司还敢叫板总公司天子。封建之初，齐、鲁是侯爵，郑是伯爵，楚是子爵。由于周天子不同意提高楚国爵位，最后楚国称王，还派兵攻打别的国家。

　　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分公司、子公司力量的变化，有的子公司把分公司吃掉，有的分公司甚至要取代总公司。这可以理解为一场“资产重组”。

　　问题在于，这种“资产重组”不是按市场经济规则、法律制度公平竞争，而是巧取豪夺。

　　比如著名的“张仪诳楚”的典故。战国末年，最大的超级大国是秦、齐、楚，楚国和齐国联合。张仪使楚，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楚怀王单方面撕毁与齐国的联盟协议。当楚国的使者去要六百里地时，张仪回复楚使：“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怀王大怒，派兵打秦国，楚国战败，周边小国就来打“落水狗”。

　　在这里，楚怀王见利忘义，张仪坑蒙拐骗，小国们落井下石。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精神的危机可见一斑。

　　儒家：仁爱为本

　　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得想个办法来拨乱反正、拯救这个世道。于是有了先秦诸子。

　　首先是孔子。孔子认为，天下大乱是因为礼坏乐崩。“礼”就是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诸侯不遵守秩序，天天打仗，就是因为礼乐这样的规矩没有了。

　　拿什么来救市？仁爱。

　　孔子认为，礼的根本是爱。当时有“三年之丧”规定，父亲去世后儿子守孝三年，披麻戴孝，穿最粗破的麻衣，腰拴绳子，表示父亲死了非常痛苦，吃不下饭。

　　《论语·阳货》中，学生宰予对孔子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宰予嫌三年太长。孔子反问：“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宰予说：“安。”孔子只好说：“汝安，则为之！”

　　孔子认为，三年之丧是因为父母亲抱了儿女三年，所以父母亲去世，儿女要回报父母三年。君子在这三年以内，听音乐难受、吃不下饭，是发自内心的。

　　礼是源于爱。但是春秋战国时代没有爱。儿子不爱父亲，臣子不爱君主，到处是宰予这样的货色。所以救市要从根本做起，宣扬仁爱。

　　在礼坏乐崩的形势下，面对如狼似虎的暴君、权臣、猾吏、刁民，孔子的学说注定了是对牛弹琴。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不认同孔子的思想。在墨子看来，弱肉强食才是社会的病根。

　　墨子谴责社会的不义：一个人偷邻居家的桃子、猪狗、牛马，罪一个比一个大，杀人罪更大，“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可是诸侯屠杀别国人民、掠夺土地，却成了英雄载入史册，人们“从而誉之，谓之义”(《墨子·非攻上》)。所以，墨子认为，这个社会分明是黑白颠倒、没有正义的。

　　墨子提出“救市”的唯一出路是建立公平、正义的合理社会，每个人各尽所能、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其主张如同“国企改革”宣言。墨子还主张机会均等：“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

　　墨子思想的宝贵之处在于“言利”。这是比儒家高明和深刻的地方。而儒家抽象地谈道德，把道德和功利对立起来，讲求“义利之辩”。

　　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这是中国最早的“双赢”思想。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爱得到好处，恨对自己不好。我们应该选择爱还是恨？道理很简单。

　　道德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每个人天然追求幸福，我们要明白，因为我想幸福，所以不能损害别人的幸福；我要有利益，所以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每个人都这样想，就是和谐社会。损人利己是错误的，前提是别人的利受到保护；舍己为人是高尚的，前提是舍我的利。不界定私有财产、私人权利，哪来的道德？

　　墨子看到了道德后面的动力，提出为了每个人的幸福，我们要帮助别人幸福。这是墨子的思想遗产。这在金融危机下颇有参考价值。

　　但是墨子注定是不成功的，因为他只强调劳动和艰苦的生活，反对娱乐和休息，老百姓受不了。而且墨子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主张贤能的人来领导国家，这和当时的世袭制度是根本冲突的。

　　道家：不救之救

　　道家的救市观点很简单：不救。

　　老子说，人会生病，是因为有身体；没有身体还怕生病吗？不怕。(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现在天下大乱、没有秩序，如果社会不需要秩序，还有秩序问题吗？没有了。问题消失了。

　　《庄子·大宗师》讲了个有名的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河里没有水了，河床上剩下了两条鱼，互相吐出泡沫来滋润对方。这就是儒家提倡的“相濡以沫”，庄子则认为“不如相忘于江湖”。

　　道家认为，不需要救助的天下是最好的天下。

　　《庄子·天运》杜撰了一个故事，子贡问道于老聃：三皇五帝都是圣人，您为什么评价那么低？老聃回答：黄帝治理天下，使人民心地淳厚保持本真，唐尧治理天下，使民心亲疏有别，虞舜治理天下，使百姓心存竞争，夏禹治理天下，使百姓心怀变诈。

　　所以，庄子借老子的口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名义上叫做治理，而扰乱人性和真情没有什么比他们更严重的了。(“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庄子·天运》)

　　道家认为，天下大乱根源在黄帝头上，因为他要治天下，越治越出问题，越出问题越治。恶性循环，最后天下大乱。

　　如果釜底抽薪、不治天下，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就没有这些问题。《庄子·天地》也说：“至治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统治者就像山顶上最高的树叶，是领导，但是恬淡无为，不影响“野鹿”的生活。

　　虽然没有身体不会生病，但我们不可能没有身体；天下已然大乱，又怎么回得去呢？所以，儒家、墨家、道家的方法都不适用于乱世。

　　法家：严刑峻法

　　每逢乱世，都是法家收拾局面。

　　法家以韩非为代表。韩非吸取了道家虚静无为的思想。他认为君主非但应该“无为”，简直应该“无能”，像木偶一样，而臣下怕得要死。法家的无为不同于道家，是让最高领导装傻的权术。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管理人？

　　这就是法家高明之处。他知道简单的道理：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这是法家最宝贵的一笔遗产。法家注重制度完善和一系列技术性措施，认为要严格执行完善的制度。韩非说：赏就要赏得终生难忘，罚就要罚得倾家荡产。赏罚要到位、公平。(“信赏必罚，其足以战”。《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法家思想基于对人性的洞察。韩非认为“人性本恶”，人只有一种心理：趋利避害。

　　比如说，开马车铺的老板希望天下人升官发财，开棺材铺的老板希望死的人越多越好。这两个人没有道德高下之分，都是要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而已。(“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韩非子·备内》)

　　人与人没有信任。而且韩非说，最应该提防别人的就是君主。君主最应该提防的人是老婆和孩子。因为“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宫廷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老婆和孩子都不能相信，还有人可以相信吗？韩非真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不动声色、冷酷无情地揭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展示血淋淋的社会现实。读韩非、法家的书，可以读得心惊肉跳。冷酷的力量压倒了温情主义。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

　　法家强调，在世袭的前提下，接班人不可能永远是圣明的。像尧舜那样的圣人凤毛麟角，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也凤毛麟角。大多数是普通人。制度不能够按圣人的标准设计，只能按常人的标准设计。因此，应该把国家设计为一架高度精密、自动化，并且有自动管理程序的机器。这也是法家高明的地方。

　　儒、道、墨三家的理想似乎在法家那里都得到了实现：儒家的秩序，道家的无为，墨家的平等。法家用制度治国、井井有条，这么说来岂非最好？错。法家的问题最大。

　　法家不能回答：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要有政权？为什么要有管理？法家之法是君王立法，因此法家设计的整个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君主的一人独裁和专制统治，实施法家学说的国家的百姓都非常痛苦，所以，秦虽然以法家学说强盛吞并六国，却二世而亡。

　　演变：“外儒内法”格局

　　历朝历代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是什么态度？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儒治国之后，儒家发展为“名义上的执政党”，法家则成为“实际上的执政党”，历代都是“外儒内法”，保证独裁和专制；道家成为“在野党”，有时候成为参政党(主要是王朝开国之初)；墨家成为“地下党”，只能处于“江湖之远”，在秘密结社中偶尔露出峥嵘。

　　为什么演变成这样的局面？因为诸子学说各有所长。

　　儒家顺应人性、懂得收拾人心。比如说，尽管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平生最讨厌儒家，但他的统治就是用儒家的套路。所谓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尽管道家思想有非常深刻的地方，但在乱世没人用道家方法救天下。当一切回到起点，王朝开国之初，一般会“与民休息”、“清净无为”。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开始折腾。

　　法家思想统治下，老百姓苦于严刑峻法。法家思想也有合理性。人民把公权力交给政府官员，就得防止他作恶。规章制度需要严格执行，只是制度本身要合情合理、可执行。要依良法治国，不能依恶法治国。

　　最终解决“天下大乱”，得以救市的是汉高祖刘邦，但是刘邦这个人基本上什么都不会，打仗不如韩信，计谋不如张良、萧何。为什么他能取得胜利？他能够“救市”？

　　刘邦最重要的能力就是领导力，他能够让那些能干的人被他领导，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虽然刘邦看起来像个流氓，对儒家非常痛恨，但他的做法却非常像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让手下每个人都会从共同的事业中分享利益和成功，所以他才成功了。

　　遗憾的是，先秦诸子不具备提出革命思想的条件。历史、地理、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革命是不可能的，只能改朝换代。

　　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产权不清、自相矛盾，那个天下的董事长“天”是不存在的，所以土地属于皇帝，但可以买卖，皇帝对土地也只有管理权，不公不私、半公半私、亦公亦私，这是古代社会的根本问题。

　　只有产权明晰的市场经济才能产生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代议制、律师不可能产生于农耕社会，现代文明几乎无一不源于市场经济。这也是先秦诸子“救市”的经验之一。

　　[本文根据易中天教授2009年3月13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管理人员人文素质讲座”的同题演讲，经作者授权，由本刊记者李杨参照易中天专著《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整理而成。文章未经演讲者审定。]

　　易中天

　　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其节目受到观众的高度评价。

　　2009.04.30　来源：服饰潭

　　“救市”是2009年的关键词之一。“两会”期间温总理答记者问，涉及最多的也是经济危机这个话题。这让我想起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救市”之争，准确地说，应该是“救世”，拯救当时的世道人心。

　　当时天下大乱，也是思想文化史的黄金时期，涌现了孔子、老子等“先秦诸子”，他们一心拯救世道人心、社会秩序。这批伟大的思想家生于乱世，在危机的考验面前，中华民族的智慧闪闪发光。

　　我们可以从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寻找今天面对危机的方法和思路。当时的思想家如何思考危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角度如何？这对于我们应对当前的危机大有裨益。

　　天下大乱

　　那个时候中国人把头顶上的叫做“天”，脚底下的称为“地”。天是半球形；天圆地方，地的正中在河南省登封市的观星台。观星台下埋了一块石头，称为“地胆”。这块石头在“文革”期间被挖出来砸了。“天下”看来只是现在中国的一部分。圆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面，多出来的四块就是“四海”。所以当时称“普天之下”，也叫“四海之内”。

　　“天下”是一个国家联盟，最高领导人是“天子”。古人认为，周天子是天的嫡长子。他把嫡系弟弟，旁系的兄弟、叔伯封出去做诸侯，这叫“封建”：封国土、建诸侯，又叫“封土建国”。在国境线上挖沟，在沟上种树，叫做“封”；“建”就是指派国君、厘定等级。值得注意的是，封建到了国以后并未结束，国君要对嫡出的弟弟、叔伯族人等“大夫”再行封建一次。

　　天下是总公司，天子是总经理，天是董事长，是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天下是天的，天授权总经理管理，这就是“天命”。诸侯国相当于分公司，董事长是天子，总经理是国君、诸侯。大夫的家相当于子公司，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

　　从天子的“天下”，到诸侯的“国”，再到大夫的“家”，形成了西周的政治、经济制度。三级所有，层层转包，独立经营。经营以诸侯的“国”为核心。“国”象征性地向天子交管理费，比如说，楚国的管理费是一点茅草，可在酿酒过程中作过滤纸用。

　　分公司、子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慢慢地，某些分公司、子公司做大做强，不把董事长放在眼里了。比如说鲁国大权落在“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大夫手上，他们瓜分了鲁国的公室。国有资产变成了家有资产。

　　有的分公司还敢叫板总公司天子。封建之初，齐、鲁是侯爵，郑是伯爵，楚是子爵。由于周天子不同意提高楚国爵位，最后楚国称王，还派兵攻打别的国家。

　　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分公司、子公司力量的变化，有的子公司把分公司吃掉，有的分公司甚至要取代总公司。这可以理解为一场“资产重组”。

　　问题在于，这种“资产重组”不是按市场经济规则、法律制度公平竞争，而是巧取豪夺。

　　比如著名的“张仪诳楚”的典故。战国末年，最大的超级大国是秦、齐、楚，楚国和齐国联合。张仪使楚，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楚怀王单方面撕毁与齐国的联盟协议。当楚国的使者去要六百里地时，张仪回复楚使：“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怀王大怒，派兵打秦国，楚国战败，周边小国就来打“落水狗”。

　　在这里，楚怀王见利忘义，张仪坑蒙拐骗，小国们落井下石。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精神的危机可见一斑。

　　儒家：仁爱为本

　　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得想个办法来拨乱反正、拯救这个世道。于是有了先秦诸子。

　　首先是孔子。孔子认为，天下大乱是因为礼坏乐崩。“礼”就是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诸侯不遵守秩序，天天打仗，就是因为礼乐这样的规矩没有了。

　　拿什么来救市？仁爱。

　　孔子认为，礼的根本是爱。当时有“三年之丧”规定，父亲去世后儿子守孝三年，披麻戴孝，穿最粗破的麻衣，腰拴绳子，表示父亲死了非常痛苦，吃不下饭。

　　《论语·阳货》中，学生宰予对孔子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宰予嫌三年太长。孔子反问：“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宰予说：“安。”孔子只好说：“汝安，则为之！”

　　孔子认为，三年之丧是因为父母亲抱了儿女三年，所以父母亲去世，儿女要回报父母三年。君子在这三年以内，听音乐难受、吃不下饭，是发自内心的。

　　礼是源于爱。但是春秋战国时代没有爱。儿子不爱父亲，臣子不爱君主，到处是宰予这样的货色。所以救市要从根本做起，宣扬仁爱。

　　在礼坏乐崩的形势下，面对如狼似虎的暴君、权臣、猾吏、刁民，孔子的学说注定了是对牛弹琴。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不认同孔子的思想。在墨子看来，弱肉强食才是社会的病根。

　　墨子谴责社会的不义：一个人偷邻居家的桃子、猪狗、牛马，罪一个比一个大，杀人罪更大，“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可是诸侯屠杀别国人民、掠夺土地，却成了英雄载入史册，人们“从而誉之，谓之义”(《墨子·非攻上》)。所以，墨子认为，这个社会分明是黑白颠倒、没有正义的。

　　墨子提出“救市”的唯一出路是建立公平、正义的合理社会，每个人各尽所能、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其主张如同“国企改革”宣言。墨子还主张机会均等：“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

　　墨子思想的宝贵之处在于“言利”。这是比儒家高明和深刻的地方。而儒家抽象地谈道德，把道德和功利对立起来，讲求“义利之辩”。

　　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这是中国最早的“双赢”思想。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爱得到好处，恨对自己不好。我们应该选择爱还是恨？道理很简单。

　　道德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每个人天然追求幸福，我们要明白，因为我想幸福，所以不能损害别人的幸福；我要有利益，所以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每个人都这样想，就是和谐社会。损人利己是错误的，前提是别人的利受到保护；舍己为人是高尚的，前提是舍我的利。不界定私有财产、私人权利，哪来的道德？

　　墨子看到了道德后面的动力，提出为了每个人的幸福，我们要帮助别人幸福。这是墨子的思想遗产。这在金融危机下颇有参考价值。

　　但是墨子注定是不成功的，因为他只强调劳动和艰苦的生活，反对娱乐和休息，老百姓受不了。而且墨子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主张贤能的人来领导国家，这和当时的世袭制度是根本冲突的。

　　道家：不救之救

　　道家的救市观点很简单：不救。

　　老子说，人会生病，是因为有身体；没有身体还怕生病吗？不怕。(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现在天下大乱、没有秩序，如果社会不需要秩序，还有秩序问题吗？没有了。问题消失了。

　　《庄子·大宗师》讲了个有名的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河里没有水了，河床上剩下了两条鱼，互相吐出泡沫来滋润对方。这就是儒家提倡的“相濡以沫”，庄子则认为“不如相忘于江湖”。

　　道家认为，不需要救助的天下是最好的天下。

　　《庄子·天运》杜撰了一个故事，子贡问道于老聃：三皇五帝都是圣人，您为什么评价那么低？老聃回答：黄帝治理天下，使人民心地淳厚保持本真，唐尧治理天下，使民心亲疏有别，虞舜治理天下，使百姓心存竞争，夏禹治理天下，使百姓心怀变诈。

　　所以，庄子借老子的口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名义上叫做治理，而扰乱人性和真情没有什么比他们更严重的了。(“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庄子·天运》)

　　道家认为，天下大乱根源在黄帝头上，因为他要治天下，越治越出问题，越出问题越治。恶性循环，最后天下大乱。

　　如果釜底抽薪、不治天下，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就没有这些问题。《庄子·天地》也说：“至治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统治者就像山顶上最高的树叶，是领导，但是恬淡无为，不影响“野鹿”的生活。

　　虽然没有身体不会生病，但我们不可能没有身体；天下已然大乱，又怎么回得去呢？所以，儒家、墨家、道家的方法都不适用于乱世。

　　法家：严刑峻法

　　每逢乱世，都是法家收拾局面。

　　法家以韩非为代表。韩非吸取了道家虚静无为的思想。他认为君主非但应该“无为”，简直应该“无能”，像木偶一样，而臣下怕得要死。法家的无为不同于道家，是让最高领导装傻的权术。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管理人？

　　这就是法家高明之处。他知道简单的道理：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这是法家最宝贵的一笔遗产。法家注重制度完善和一系列技术性措施，认为要严格执行完善的制度。韩非说：赏就要赏得终生难忘，罚就要罚得倾家荡产。赏罚要到位、公平。(“信赏必罚，其足以战”。《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法家思想基于对人性的洞察。韩非认为“人性本恶”，人只有一种心理：趋利避害。

　　比如说，开马车铺的老板希望天下人升官发财，开棺材铺的老板希望死的人越多越好。这两个人没有道德高下之分，都是要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而已。(“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韩非子·备内》)

　　人与人没有信任。而且韩非说，最应该提防别人的就是君主。君主最应该提防的人是老婆和孩子。因为“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宫廷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老婆和孩子都不能相信，还有人可以相信吗？韩非真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不动声色、冷酷无情地揭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展示血淋淋的社会现实。读韩非、法家的书，可以读得心惊肉跳。冷酷的力量压倒了温情主义。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

　　法家强调，在世袭的前提下，接班人不可能永远是圣明的。像尧舜那样的圣人凤毛麟角，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也凤毛麟角。大多数是普通人。制度不能够按圣人的标准设计，只能按常人的标准设计。因此，应该把国家设计为一架高度精密、自动化，并且有自动管理程序的机器。这也是法家高明的地方。

　　儒、道、墨三家的理想似乎在法家那里都得到了实现：儒家的秩序，道家的无为，墨家的平等。法家用制度治国、井井有条，这么说来岂非最好？错。法家的问题最大。

　　法家不能回答：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要有政权？为什么要有管理？法家之法是君王立法，因此法家设计的整个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君主的一人独裁和专制统治，实施法家学说的国家的百姓都非常痛苦，所以，秦虽然以法家学说强盛吞并六国，却二世而亡。

　　演变：“外儒内法”格局

　　历朝历代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是什么态度？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儒治国之后，儒家发展为“名义上的执政党”，法家则成为“实际上的执政党”，历代都是“外儒内法”，保证独裁和专制；道家成为“在野党”，有时候成为参政党(主要是王朝开国之初)；墨家成为“地下党”，只能处于“江湖之远”，在秘密结社中偶尔露出峥嵘。

　　为什么演变成这样的局面？因为诸子学说各有所长。

　　儒家顺应人性、懂得收拾人心。比如说，尽管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平生最讨厌儒家，但他的统治就是用儒家的套路。所谓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尽管道家思想有非常深刻的地方，但在乱世没人用道家方法救天下。当一切回到起点，王朝开国之初，一般会“与民休息”、“清净无为”。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开始折腾。

　　法家思想统治下，老百姓苦于严刑峻法。法家思想也有合理性。人民把公权力交给政府官员，就得防止他作恶。规章制度需要严格执行，只是制度本身要合情合理、可执行。要依良法治国，不能依恶法治国。

　　最终解决“天下大乱”，得以救市的是汉高祖刘邦，但是刘邦这个人基本上什么都不会，打仗不如韩信，计谋不如张良、萧何。为什么他能取得胜利？他能够“救市”？

　　刘邦最重要的能力就是领导力，他能够让那些能干的人被他领导，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虽然刘邦看起来像个流氓，对儒家非常痛恨，但他的做法却非常像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让手下每个人都会从共同的事业中分享利益和成功，所以他才成功了。

　　遗憾的是，先秦诸子不具备提出革命思想的条件。历史、地理、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革命是不可能的，只能改朝换代。

　　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产权不清、自相矛盾，那个天下的董事长“天”是不存在的，所以土地属于皇帝，但可以买卖，皇帝对土地也只有管理权，不公不私、半公半私、亦公亦私，这是古代社会的根本问题。

　　只有产权明晰的市场经济才能产生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代议制、律师不可能产生于农耕社会，现代文明几乎无一不源于市场经济。这也是先秦诸子“救市”的经验之一。

　　[本文根据易中天教授2009年3月13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管理人员人文素质讲座”的同题演讲，经作者授权，由本刊记者李杨参照易中天专著《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整理而成。文章未经演讲者审定。]

　　易中天

　　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其节目受到观众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