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交易费用”如何可证伪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在经济治理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一些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已经先后有科斯(1991年)和诺思(1993年)获奖,而新制度经济学目前并无重大进展,因此将奖项授予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是重复之举。实际上,这是对新制度经济学和威廉姆森的贡献缺乏了解所导致的偏见。我曾阅读过威廉姆森教授的全部重要作品,我认为他获奖是实至名归。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威廉姆森首次提出了“治理结构” (Governance Structure)和“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两个概念,并继而构建了一个分析所有组织形式的统一框架——“分立的结构选择分析法”。如今,“治理”一词已经耳熟能详。人们对公司治理公共治理的关注也已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资产专用性”一词则成为所有企业理论绕不过去的分析起点。在威廉姆森看来,政府企业市场和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混合组织等四类组织都是一种契约Contract),不同的契约对应于不同的治理结构,而不同的治理结构由交易费用决定。关键是,什么决定交易费用呢?威廉姆森认为,组织中的激励强度、协调能力行政控制、契约法、官僚主义成本和契约不完全程度等特征决定了交易费用。人们应该针对不同契约的特点,为不同的组织选择交易费用最小的治理结构,并且不同特征的治理机制不能相互串换。例如,政府作为一种组织的特点是,激励强度很弱,协调能力很强,行政控制很严,契约法不起作用,官僚主义成本很高,契约高度不完全,而市场则是另一种极端。我们不应该在政府内部实行企业的治理机制,比如靠提成来激励官员为纳税人服务,这会导致激励扭曲。相反,如果我们在企业内部模仿政府体制,例如规定雇员的报酬完全由等级而非业绩决定,就会导致企业缺乏竞争活力。威廉姆森在1991年提出的这一统一分析框架是他区别于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贡献。遗憾的是,国内主要关注的是其早期贡献。

第二,威廉姆森细化了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概念,使交易费用成为一种可以进行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并继而构建了“交易费用经济学”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CE)分支。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个重要概念,但是对于什么是交易费用、如何度量交易费用并没有提供更细致的分析。一些学者开玩笑说:“交易费用是个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其实,在假设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的基础上,威廉姆森提出了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不确定性三个维度来刻画交易费用的方法,并利用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区分企业市场和混合组织最佳边界的分析框架。这一努力使得交易费用真正成为一个可证伪的科学概念。根据Boerner和Macher(2000)的统计,TCE的经验研究论文已经从1994年的200篇增长到2000年的600 篇。为此,威廉姆森在2002年自豪地宣称“TCE是一个经验上成功的故事”。那些批评交易费用概念的人,真应该多读一些威廉姆森的作品。

第三,威廉姆森促进了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心理学等诸学科的融合发展。他师承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1978年)的行为经济学传统,并致力于将法学、心理学注入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将代表行为分析学派的“卡内基精神”和代表新古典学派的“理性精神”相结合,不仅要构建一个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理论,而且要构建一个能够融合所有相关学科和分析所有机构的新组织理论。事实上,威廉姆森应该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目前唯一的一位“法学、经济学和商学”教授。他在法学和管理学引起的变革很可能超过经济学,这也是国内经济学者所忽视的。

尽管威廉姆森教授得奖是名副其实,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是十全十美的。首先,他难以解释组织中代理人机会主义和事后调适问题的冲突,也没有为有限理性找到一个坚实的经济学基础。我目前的博士后导师、哈佛大学哈特(Oliver Hart)教授基本上解决了第一个难题,但是他回避了有限理性。在2004年10月份给我的一次回信中,威廉姆森教授说他正在考虑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继续思考有限理性的基础问题。此外,对交易费用企业边界因果关系检验也有待微观计量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期待新制度经济学在经历了“喧嚣的九十年代” 之后,能够机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作为一个处于制度转型国家,中国无疑对经济治理理论及其政策应用的需求非常巨大。我们衷心希望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者能够躬逢其盛,改进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为国为民创造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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