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煤老板的命运

"煤矿重组故事"

"中国民经济国有经济之间的攻守进退总是5年一个轮回。5年前有戴国芳的铁本,5年后杜双华山东钢铁集团重组日照钢铁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一轮国进民退的大潮中,远不止有杜双华,山西煤炭国有化运动逐渐蔓延到内蒙、河南;东星航空被国航收编;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企大集团的身影……"

"我们的记者赶赴温州和山西临汾,近距离观察山西煤矿重组下的投资商人政府官员的种种世相,观察这次改革的底层——投资者和底层政府,试图描绘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给微观层面带来的影响。"

"产权从来都和国家形态连在一起,财产的支配要在国家强制力下完成。长期经济增长离不开有组织、合法的强制力,问题是,这个合法的强制力如何才能不失控,它的行为边界究竟在哪里,社会如何才能平衡它?看山西煤矿重组的故事,我们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头镇的“网”

11月5日,温州平阳县水头镇。

“再逼下去,我们要跳楼了,”小叶和小蔡猛抽着烟,在宾馆的窗前走来走去,眉头紧紧拧成一个硬疙瘩。两人是山西临汾一家煤矿的大股东。都很年轻,30岁上下,透着生意人的精明与干练,自十来岁外出打工做生意,如今都已身家不菲。

平阳和苍南是温州人在山西炒煤的重灾区,尤其是这个人口不过30来万的水头镇。当地一个流传的说法是:每10个水头人就有8个搭股在山西煤矿里。按50%的保守估计,水头镇至少20万人在山西有煤矿投资。

水头镇的商业主干道上,高档红酒庄、咖啡馆毗邻,摆设着巨幅阿玛尼LV等世界大牌橱窗奢侈品商场,飞扬的尘土中随处可见的各种高档轿车和人力三轮车抢道。商业的繁华程度远甚于一个内地大县城。

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人多地少加之频繁的水灾,逼着水头人另谋生路。90年代兴起制革业,使得这里成为亚洲闻名的皮革之都。2002年,地方政府着手治理污染,“关停”了一批家族作坊。积累下的民间资金开始正式流向内地的煤矿投资

对温州人来说,把钱放在银行一天不生利都会觉得发慌。2003年起煤炭价格持续走高,汇入小煤矿投资的资金流也越来越大,到2005年,教师、机关干部、银行职员等等前赴后继地都加入炒煤大军。

受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委托,律师吴族春今年7月奔赴山西调研浙商在外矿产投资。“最保守有500个亿,商会估计有700到900个亿。其中,仅温州平阳县有300个亿资金量,拥有200多家矿。”

在临汾的煤矿中,小叶个人投入资金2000万,另外附带着亲戚和朋友集资的1000万;小蔡自己投了几百万,他带进来参股的有几百万。

这是温州特色的民间集资方式:兄弟带姐妹、娘舅带外甥,一旦发现有高额回报的投资机会,通过亲缘关系网络,迅速地调动巨额民间资金。正是这种高效运作的模式,让已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州人以小博大,不断地转战房产石油、煤炭,谋取丰厚的利润

叶、蔡二人也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搭股在他们的矿里。“这有点像传销网,譬如我的表叔交给我几百万,他算我的‘下线’,我也不知道他下面有多少人凑份子交给他。我自己都有笔记记着我的‘下线’,等赚到钱分红时,就按出股的比例分给他们,他们自己再分给他们的‘下线’。”

载记者从温州机场到平阳的大陈自2003年起就在山西、贵州煤矿搭股。他嘲笑自己胆子小,只投了20万。“光景最好的时候,大股东们一到时候就会背一包钱从山西回来分钱,每次能分到个5万、10万。大家也不查账本,彼此就有这个信任。”

谁也不愿在这张“信用证”上留下污点,因为,这将意味着他从这家“民间银行”中彻底出局。

大陈把分得的红利陆陆续续又投了进去。“我现在就想能把当初的20万块给要回来就好,就当损失几年利息。最苦的是那些大老板们,还有就是拿房子去银行做抵押贷款的那些。”

当地一位银行职员向记者透露,在水头,这两年放抵押贷款最多的是工行农行建行。至于3家银行办了多少抵押贷款,其中的具体流向,银行方面以“必须上报到温州市分行,经批准才能回复”拒绝了采访。

“我可以打包票地和你说,房产抵押有85%的人都拿去投煤矿了。水头是个小地方,各家拿钱去干什么,心里都很清楚。”小叶掐死了烟蒂,茫然地望着窗外。他的心理压力很大。

一个前公务员的噩梦

“好马不吃回头草,这回死也死在外头了!”谢有富猛地灌下一口白酒,带着些亢奋的醉意和决绝。此时,离他被正式公告除去公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四十出头的谢有富不幸地成为这波整合的最后“接棒者”。在2008年5月到山西投煤矿之前,他本是平阳县政府里的一名公务员。

“温州这个地方消费很高,像我这样的主任科员,工资太低了,到这个年纪上又上不去了,还不如辞职做生意。”当时,他的几个朋友在山西经营煤矿,发了大财,这让他很心动。他到山西实地走了走,觉得是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决心放手一搏。

单位里办了长假后,谢有富搜罗了所有的积蓄,把家中房子办了抵押凑了七八十万,再拉上姐姐、朋友、战友的份子钱,凑出1000万,联合另外几个大股东和无数小股东,以1亿8000万从一个煤老板手里买下一座小煤矿。

“我们上网查资料,知道山西煤矿整合是迟早的事,但是时间没有这么快,政府文件上说2010年底整合完毕。那我们起码有两年半时间。我们买下的那个矿资源是比较好的,一年半把本钱拿回来,再经营个一年,利润还是很高的。”

随后发生的,就是一连串他完全预想不到的噩梦。

“5月从上家买下后,8月份开奥运会让我们停工。等到9、10月份,我们开始搞基建,一边办理过户和其他手续,从乡镇市县再到省里,一级级往上申报批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县政府许诺,等到2009年春节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生产了。”

正月初七八,一干人等就从温州赶到山西,“这么多钱投在里头,在家过节也没心思”。正要开工,3月全国召开两会,会后决议山西马上整合。“那时,听说省里领导向中央表态,2009年年底整合完毕,原来1500个矿砍到1000多个。”

他接到县的通知——他的矿由一家指定的国有企业兼并收购,让他停工等待具体的政策和方案。想做整合者的谢有富,如今只有被吃的结局。

让谢有富心痛的是,自买下煤矿以来,他的矿没有开采过一天、没有赚过一文钱,荒了整整18个月。“花钱雇人看管矿,再加上井下维护,一个月至少要花费100多万,还别算上借贷利息。白花花的钱每天都在流失。完了!全部完蛋了!”

胳膊“拧”大腿

“你们这些人就是冰棍,哪个不配合,阻拦改革,就慢慢把你们融化掉。”

耳朵旁一响起某领导在煤改会上指着他们的鼻子抛出的这句话,谢有富和林祖光就感觉背脊袭来一阵寒意。林祖光刚刚和身在大同的亲戚通了一个电话,情形很不妙,大同的小煤矿已经被强行封掉,“直接武警开进去,房子什么的都拆掉。”

自己运气虽然不好,还不是最坏的。他们所在的地区,一共有15家中小煤矿被通知整合,其中3家是福州人投资,其余12家都是温州老板的。

谢有富和当地政府国企有过3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我们还挺高兴,因为(政府)开会让我们提意见,他们什么都没说,就说你们回去。”

第二次谈判的景象,在谢有富眼中就像是医院里的专家门诊了。“一天三五家排着队谈,我们报个价,他们说降一点,我说降价也可以,但是付款方式是什么。他们做不了主,也不表态。我说这样你就是给我10个亿,说10年20年还清,没有意义了。”还没等问个清楚,工作组的人就喊“下一个”,把郁闷的谢有富丢在一边了。

根据拟订的框架协议,煤矿兼并收购价由3块组成:资源价款退还,实物评估,此外,县政府还出了一个浮动补偿政策。“像我们这样2006年以后进入的,资源费能退还50%;再由评估公司评估基建投入。”按这次结果,谢有富的矿能拿回1.4亿,其中4000万为浮动补偿。

按协议,这笔钱分4期支付:协议签好时付40%,进场实物交接时再支付20%,办过户证支付20%,剩下的20%则在两年内付清。

“我们不同意,尾款比例太高,这样就有3000万被卡在这里,我们还要去创业,这关系到千家万户。我们就不肯签。”3天后,县政府再次通知谢有富去签字,“他们告诉我们,不签也得签。”

到第三次谈判的时候,煤老板们人手发到一份新的《指导性意见》。“我一看,浮动补贴的4000多万就没有了,说是‘未尽补偿事宜以补充协议为准’;至于付款方式,‘以县政府统一发文’。我说这叫我怎么签?”

签了字的小叶和小蔡也不比谢有富走运。因为进入得早、已经赚了钱,他们本来退出的成本比较低。工作组告诉他们,之前的协议作废,他们得重新签协议。

谢有富口袋里揣着协议,以“我的主要老板不在,要等他看过”的理由拖着,一天接到县里几个电话催他去签字。局势很快让他骑虎难下了:他的采矿证年底就要过期,“我不签,他们就不给我换证,我一分钱都拿不回去。我想还是签掉算了,等后面的补充协议下来吧。”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集团公司的电话——通知他去办理采矿证的过户手续。

付款方式都不知道,补偿协议还没有出来,竟然要我把证拿去过户!”一直表示“非常理解政府难处”的谢有富忽然激动了起来。“有人劝我们说,你证不给他是死路一条,给也是死。我们听听也是,把证抛给他们,我就跑回来了。”

一道跑回来的,还有林祖光、蔡、叶在内的几十个温州商人。他们的心态极为矛盾,一边希望媒体争取舆论支持,但一到关键之处就躲闪回避,“我们的矿还在山西。如果让那边知道我们出来讲,别说8000万的赔偿了,就是8块钱都拿不到。”

不久前,温州电视台播出一位温州老板兼并整合有异议的采访。随即,山西某主要领导会议上对此老板点名批评。吓得该老板立刻回山西,乖乖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我们就想投了1亿,还给我们8000万,回去大家凑一万退八千地分。拿着本钱,我再去找其他行业二次创业。”谢有富重重地放下酒杯。“现在被卡在那里,走也走不掉。”

盲婚哑嫁

这并不是温州商人在山西遭遇的第一次兼并重组

2005年,山西省政府对煤矿进行整顿,搞过第一轮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当时,由地方政府牵头,让煤老板们自行谈判。小叶和小蔡在怀仁地区买下的第一个煤矿,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整合收购的。“老实说,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补偿的钱都拿到了。”

而今,这场“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运动与3年前的改革思路截然不同。

“就是关起门来搞的改革,完全和市场规律不相关。我们总结过:指定的兼并公司,指定的兼并地块,指定的评估公司,指定的价格。”林祖光评价。

“民不与官斗。”这是温州人几十年的基本信条。他们只是生意人,都只想争取尽可能多的补偿,尽快退出这个曾经或者梦想为他们带来滚滚财富的金矿。

对于政府给出的“收购”和“国有控股”,温州老板们首先否决的是后一种选择。“让国有大集团占51%,我们就一点说话的权力都没有,等于把矿白白送掉。”而且,“国有企业效益差、人浮于事,他们是拿工资混日子,不像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这也是事实,即使是在2007年煤炭市场价格最高的时候,当私营煤矿赚得个钵满盆满,几大国有企业仍然没有起色。

只有“卖”这一条路了。让煤老板们不满的:一是补偿方案不明,却被强迫签字;二是实物评估只算基建费用,不算煤矿储量,“我们买矿的时候,储量越大,价格越贵。现在1万吨和1000吨一个价格”;最大的顾虑是拿不到全部的收购款。

“欠钱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付款期这么长。要天天去和政府讨债,还要送礼求他们还钱。地方班子3年一换届,中间再发生点政策变故,最后就什么都拿不到了。”

国有矿业集团对这个“娶新娘”也不积极。一方面,自身现金流很紧张,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收购。另一方面,收进来的私营小煤矿都是地下矿脉的边边角角,对垄断优质资源的国有企业来说,价值有限,维护和开采的成本却很高。“企业当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在,这个兼并整合却是个上头的政治任务。”

一个县领导说,逼近年底了,如果完成不了“限定时间完成签约”,就是生产安全不达标,那就是干部责任考核不合格,那就会被“一票否决”。所以,“不管如何,都要让他们赶快签掉协议”。

层高压之下,兼并重组呈现出一派“喜人”气象。记者拿到临汾市领导9月9日向省里汇报的一份文件,声称该市“应签订交易协定的316座矿井中已有265家签订了交易合同,签约率高达83.86%。

“都是应付上头的表面文章。就是一个框架协议,补偿条款都还没出来,哪个老板会愿意签。”林祖光既不屑又忧心:“这样会误导中央的决策,对我们民营老板越来越不利。”

原罪与“被妖魔化”

子夜。三五位温州煤老板们睁着红血丝的眼,围在一起,商议着下一步如何在舆论上造势。兼并重组倒计时的最后时刻迫近,他们困兽犹斗地做最后抵抗。

他们很清楚,在社会舆论中,他们不占优势。“黑心煤老板”、“温州人”、“炒煤团”,身上贴着的每一个标签都足够触动当下中国最敏感的社会神经。此起彼伏的矿难,被媒体曝光的官商勾结,处处让他们陷于道德的弱势。

一位常到省外跑外联的平阳干部感慨:“开煤矿的同学请我吃饭。酒桌上都是当地党政、公安的一把手。”有两家矿的林祖光也承认:“如果在当地打不通关系,根本办不下这么多证件。都是拿钱砸出来的。”

自然,这笔额外支付的“隐性成本”是没法摊到桌面上说的。

他们很难理直气壮。譬如,为了少交资源使用费,少报、瞒报储量是普遍做法,甚至“一手开白口子(合法),一手开黑口子(非法采矿)”。在这轮兼并重组中,一批原本实际储量在90万吨以上的煤矿因为登记储量不达标,直接被“关”、“停”,连被收购的资格都没有。不少人吃了“哑巴亏”。

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这是中国式资本之原罪,往往与权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谋、分赃关系。只是,人们在口诛笔伐资本原罪的同时,常常忘了追讨权力的原罪。

“不管如何,不能拿着这个口就把民营小煤矿给吞了。”律师吴族春替煤老板鸣不平:“首先该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行政腐败?为什么在出让采矿权时不严格把关?为什么安检会出问题?”“这些煤老板的压力很大,钱虽然赚,风险也很大,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资产风险,还有地方政府的卡、拿、要。”

据记者调查,温州煤老板在当地多少做过公益事业:办学修路造桥,设立奖学金。一些是为了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一些纯粹是在地方政府授意下的摊派行为

他们对于当地官员的心态极为复杂,既彼此勾连着,又夹杂着怕与恨。过年、过节、交资源费则是例行进贡的日子。“我们只有包红包,五千、一万地送,每次没有个30万根本搞不定。想想啊,他们一天要收几回。”林祖光恨恨地说:“要说多腐败就有多腐败。大矿、好矿都在当官的手里,某县一个主管煤炭的副县长手头就有13个矿。我们根本拿不到最好的。”

尾声:山西样本

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内蒙古政府已经邀请温州煤老板到内蒙古投资。事实上,温州民间资本已经涉足陕西、甘肃、内蒙、贵州、广西等地的煤炭和其他有色金属矿藏。

“大家现在都很害怕。同样的事在山西发生,其他地方也是早晚的事。”林祖光和几位老板讨论着下一步资金转移的去向:“这次山西煤炭整合究竟怎么搞?问题怎么处理?怎么保护民营资本权益?很重要。以后,其他各地都会参考山西的样本。”

在采访途中,大陈聊起他在贵州替大老板看管一年煤矿的见闻。

“那里的人活得真是简单啊,一户人家一年养一头猪,过年的时候杀掉,到集市卖一半,自己留一半,半年的肉和油都有了,手头也有余钱。”良久,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也是一种活法。我们温州人活得累啊!人各有命,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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