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威廉姆森

发轫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显然是那种很早就知道诺奖会发给他的人,当瑞典诺贝尔基金会宣布2009年诺奖得主名单的时候,他没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那么狂喜和惊讶,他就像老人领退休金那样从容。

如果将1995年诺奖得主科斯看作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亚当.斯密,那么威廉姆森则是马歇尔·科斯创造了交易费用的视角,但交易费用如何测量或者定义,则是威廉姆森的“活”。交易费用的诞生来自科斯一个异想天开的观察,科斯在大学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就发出了学术上的怒吼,因为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学生他无法容忍经济学界对企业理解的苍白,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里面,企业就像一个理性经济人一样,衡量成本收益接受边际递减、强调利润最大,遵循最终均衡,至于内部如何,宛如黑箱,企业是一个原子般的经济单元,但没人关心原子内部结构。科斯的第一声清脆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会存在企业?

比如,如果你要办一家杂志,例如像《21世纪商业评论》这样晦涩难懂的媒体,你能否完全在市场上购买所有的产品?比如你先找到几个游手好闲的管理学者,让他们抄袭或生造类似于迈克尔.波特这样“五力分析”的模型,然后等这些“大师”稿子到手之后,然后再找几个大学生凑成的编辑团队或者校对组合来“假装”修改一番,然后再找到排版印刷公司将这些黑话文章打印出来。推向市场之前,你还需要找到一帮能喝酒的娘们拼凑的“广告营销公司”,让她们拉到广告,和这些黑话文章拼凑在一起,最终,杂志终于出版了,你的所有流程都是通过市场交易和市场代理完成的,你支付完所有人的费用,你孑然一身轻,你依然没有组织,没有拖累,没有家小,你可以在伸手不见脚趾的黑夜长叹一声,“哥这不叫出版,叫寂寞”。

科斯的怒吼已经非常正当地发出: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完全市场购买的情形?为什么媒体出版都是将采编、广告、市场、经营甚至印刷“扭合”起来,这么干的原因是什么?科斯给出的独特的答案:节省交易费用。如果任何产品都通过市场交易获得,那是一件费力无比的事情,因为谈判环节太多了,超级费劲,要捏着嗓子跟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打交道,确定竞争性市场价格,而企业的出现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取代市场配置,企业获得所有各方面的合法权利,在企业内部,要素组合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指令取代了市场交易,企业活动的重新安排不再是用契约、谈判对权利进行调整,而是行政决定的结果,也就是说,将“外部效应内部化”了,将那些扯淡的事业集权化了,而这节约了——“交易费用”。

当交易费用被科斯“吼”出来后,经济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为一个新的地基坐标诞生了。顺着交易费用这跟拐杖,经济学开始触摸到新的企业理论以及组织理论,而威廉姆森开始在新空间里面大展拳脚。

边界

科斯的答案解释了企业“存在性命题”,同时他还试图解答企业的边界问题,即企业应当扩张到何种程度,它会停下来,构成一种均衡,他给出了一个含糊的答案,他的大意是,企业的确可以节约市场上的交易费用,但这是外部交易费用,而企业扩张之时,它会形成层级、会有科层组织上的信息传递和缺失,企业在生长的过程中本身也会产生内部交易费用,所以到了一定程度,企业会停下来,权衡一下外部边际交易费用和内部边际交易费用的大小问题,从而企业的边界就出现了。

威廉姆森详细分析了企业科层,他的贡献可以用塔脱夫肉商故事来注脚。塔脱夫肉商是一个卖新鲜肉的专业商家,鲜肉离不开冻箱保存,冻箱几乎是鲜肉买卖的“生存线”,鲜肉对冻箱形成了“依赖关系”,而威廉姆森将其定义为“资产专用性”。一旦形成了这种“依附关系”,冻箱服务提供商就会时不时欺负肉商,例如提高租金,威廉姆森将这种“敲竹杆” 的行为称之为“机会主义”。而鲜肉商在精神脆弱和焦虑中惶惶度日,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积蓄资金开办冻箱业务,或去市场兼并类似的冻箱企业,摆脱原来的“资产专用性”威胁,而威廉姆森将这种做法称之为“纵向一体化”。

资产专用性、纵向一体化、机会主义(敲竹杆)成为威廉姆森贡献给新制度经济学辞典库的标志性词汇,而这些行为过程的机制科斯所揭示的是相同的,都是将“外部风险内部化”,将组织以外的不可测因素“内部消化”。实际上,这个道理跟管理学家钱德勒所强调的“看不见的手”是相通的。钱德勒认为,亚当.斯密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可以催化分工、提供商业组织的灵活性,但同时也会产生风险,因为很多产品生产是多阶段的,而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会出现“瓶颈”,例如一些生产要素不能及时到位,为了整个生产流程的可控,就需要用看不见的手来协调、扩张、管制。所以,企业的边界也由此而变得扩展、主动且进取。

实际上,威廉姆森已将问题的核心放到了“资产专用性”上面,强化了生产中的资本品相互依赖关系,塔脱夫肉商可以有两种方法来解决资产专用性以及衍生的“机会主义”问题,一种是前述的“纵向一体化”,让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让组织内部行政化取代市场交易的风险性。还有一种方法是同冻箱商建立一种长期稳固的契约,即“契约关系的长期化”,在这种长期约定的框架下,让冻箱商做出承诺,不玩阴的,不搞小动作,不随便敲竹杆。随后,威廉姆森又做简化工作,他将“纵向一体化”的行为也看作是一种“长期契约”,因为相对市场交易的缔结稳固,纵向一体化将交易对手变成了雇员,同雇员签订的合同长期性肯定超过了诡异而多变的市场交易。

毫无疑问,当威廉姆森科斯企业理论转化为稳定的契约理论,他开始脚踩两条船了,他在经济学管理学之间游荡。比如,他将契约长短问题变成资产专用性的程度问题,如果鲜肉对冻箱保存业务的依赖是非常高的,但对火车长途运输业务的依赖就没有冻箱那么高,所以后者的资产专用性级别就没有前者严重,而资产专用性越强, 为预防机会主义行为所需付出的成本越高,就越需要建立一种持久的稳定的契约关系。这也可以映射到企业人力资本领域,现代企业核心部门的骨干大多都能获得企业的股权,那是因为他的资产专用性很高,企业希望通过“金手铐”的方式来“安定”他,形成一种稳定的契约关系。

但这是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问题呢。内部化产生的稳定契约也会形成另外的交易费用,再以塔脱夫肉商为例,在没有“纵向一体化”前,塔脱夫肉商从冻箱提供者那里获得服务,就像亚当.斯密所言,双方都是从自己私利出发,以利润最大化原则,产生市场交易和确定竞争性价格。简单地说,就是彼此都对自己负责。当塔脱夫肉商兼并了冻箱提供商,塔脱夫肉商要雇佣冻箱提供商来管理冻箱,而冻箱不再是管理人的,而是塔脱夫肉商的。当一个人管理不属于自己的资产,很难像属于自己资产那样去“卖力”,即无法像过去市场交易那么对其提供强有力的激励。肉商则通过监督控制冻箱管理人,但这种监督必定是不充分的,肉商可以让冻箱管理人多“冻”一些肉,但是冻箱管理人可能不会爱护设备。


显然,威廉姆森的思路自然又“粘合”上Jensen和Meckling开辟的委托—代理理论,从而使得一个伪装型的管理学问题变成了内部人控制问题,而后者终于催生了企业治理结构理论。

治理

塔脱夫肉商从被“敲竹杠”的境地变成了雇主的位置,冻箱提供商成了冻箱管理人,新的博弈上演。由于肉商在监督问题上不可能让冻箱管理者视同“己有”的程度,肉商在和冻箱管理人签订合同的时候,不可能杜绝冻箱管理人的“偷懒”、“卸责”、“故意浪费”或者偷偷冰冻自家水果之类的利己行为,这个合同就是不完美、不完全的。

如果说委托代理理论是解决肉商的“如何监督”问题,那么“不完全契约理论”就是强调权利再分配的。这两种方式的不同在于是否愿意改变原先的产权结构。根据前者,肉商可以拍拍冻箱管理人肩头,“老弟,肉冻得不错,如果你能将冻箱的电费控制在跟《21世纪商业评论》差不多的水平,我就给你奖金”。根据后者,肉商对冻箱管理人说,“老弟,肉冻得还凑合,如果你能好好干,冻箱用了5年之后,我就送给你”。这其实引发了不同的激励方式的取向。

重要的是,请不要狭窄理解这种不完全性,似乎都归咎于代理人,而不是委托人,似乎都是冻箱管理人的问题,而不是肉商的问题。当存在资本市场的时候,委托人也会有机会主义,对于肉商来说,他知道冻箱业务存在内部人控制,他已经理解了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局势,他可以在资本市场选择有利的时机将其整体出售,而冻箱管理人则知道股东(肉商)会“出卖”(因为出售也许会导致经营层的换血),那么他在运作冻箱业务的时候,既要获得一个极其有利的薪酬价格,同时也要尽可能地规避股东控制,其一些资源流向自己喜欢的项目或者带来私利的项目上。现在华尔街高管的天价薪酬和卸责问题,其实就属于这一问题。

威廉姆森不像另一个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哈特教授那样,过度在“不完全契约”上下功夫,他只不过用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资产专用性问题来构造公司治理。以肉商为例,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是这样的:肉商雇佣了养猪户、杀猪户、分销者……,这是一个团队生产的概念,肉商组合这些生产要素形成企业,同时支付给这些生产要素报酬(例如工资、原料成本),当支付完所有的要素报酬,剩余就是肉商自己得,阿尔钦德姆塞茨将这种权利称为“剩余索取权”。

就像科斯的发问一样,威廉姆森也同样发问,“为什么肉商有资格获得剩余索取权呢?”回到资产专用性问题上来,因为契约是不完全的,很多因素没有考虑到,所以总存在对资产专用性的“敲竹杠”行为,而为了消弭它,则需要支付交易费用,所以一定存在一种方式来消弭资产专用性导致的交易费用过度上升问题。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是由交易环境(交易次数不确定性) 和交易特征(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决定的,于是在这种情形下就一定要引入官僚主义进行行政控制,而这种控制是无法用边际回报来测算的,于是威廉姆森推出一个原则:在企业内部,无法测算其工作回报的人成为监督者是最有利的,简单地说,“就是在月亮树梢影下工作的人应当监督在光天化日之下工作的人”,那么在产权结构上,应当让那些在“月亮树梢影下工作的人”优先获得(部分)产权

这一原则的推导,实际上改变了过去对公司产权结构认知,它基本上解释了为什么世界500强大企业的CEO会有天价收入薪酬,薪酬是基层员工的几千倍。不是CEO非常具有创造力,值这个价格,而是他的工作无法量化监督,同时他的权力又非常大,那么天价薪酬的含义不是激励CEO智慧地开疆辟土,而是希望他不要故意犯错,因为他犯错导致的损失太大了,一旦他犯错,那么他将失去未来的天价薪酬,天价薪酬成了他犯错的机会成本。天价薪酬包含着较多的股权激励,这其实可以看作是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实施了某种程度上的转移(见其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异议

坦率地说,威廉姆森大师看出了一些门道,但也扯了很多淡,他采用一种权力意识的方式来看待企业内部结构,比如威氏在钱德勒研究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三种企业结构类型:“U元结构、H型结构M型结构”,这让一些管理学家“抓狂”了一番,但他也生硬地将其理论做了一些推导,轻率地总结出一些被现实所驳斥的所谓“规则”。

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在企业边界的问题上,威廉姆森提出了一个“复制和选择性干预的不可能命题”(见其文章《从选择到契约: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理论》),这个命题是这样扯淡的,首先假定小企业效率一般会比大企业高,但如果大企业的内部运作是容纳多个小企业,那么相当于大企业复制了小企业,这时候大企业的效率就跟小企业一样,而当大企业对内在小企业进行选择性干预的话,那么大企业就可能干得好,也就是说,复制和选择性干预,可以允许企业无限增长。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大企业在容纳内部小企业同时,会建立科层组织,发生巨大的科层成本成本,而信息流随着科层的伸长,它会发生信息传递损失,从而形成了制约性的边界”。

威廉姆森这个“闲淡”如果放在工业企业身上,也许还能说得通,但放在另外一些类型的企业,则非常牵强。比如威廉姆森无法解释沃尔玛模式”的强劲扩张,似乎总能不断突破事先假设的规模限制。原因在于,“沃尔玛模式”的内部权力分配生产企业不同,生产性企业是根据流程工序,形成不同的上下游部门配合,它的扩张是一种垂直科层,而“沃尔玛模式”则是可以连锁复制商品采购权归总部,销售权是分店,内部架构是一个中心单元同无数个外在单元发生关系,“沃尔玛模式”的分店复制的是平行科层,它同总部发生的信心流模式可以被“集约化”、“均质化”、“模块化”,这使得“沃尔玛模式”的扩张能力要远远超过威廉姆森所了解的那些工业企业。

不管怎么样,威廉姆森大师得了诺奖,他获得了应当的回报,这使得他扯的那些淡,也显得生动、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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