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平民的政治代言人，一个用历史成就为其主张开具推荐信的学派。中国百家学说中，若论人杰辈出而无出其右者，当属法家，其代表人物有：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管仲，号尊兵圣、著作享誉世界的孙武，文武双全、智勇全能的盖世之才吴起，大秦帝国奠基人、被毛泽东誉为“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中国重农主义和变法图强的开山鼻祖李悝，让小小韩国变得无人敢犯的申不害，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的规划者李斯，千古一帝秦始皇以及令秦始皇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慧的化身诸葛亮，等等。这一系列杰出人物中，除韩非子英年早逝外，其他人多是历史功勋卓著的顶级人物，故毛泽东同志评价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

法家能取得卓著的历史功勋，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找准了管理学的理论原点（或称理论依据），进而推演出一系列科学有效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任何理论都有其源头，该源头称之理论原点。比如，宗教理论原点是“世上有神仙”，中医理论原点是“阴阳五行”，化学理论原点是“物质由分子和原子组成”，力学理论原点是“力的作用和反作用”，量子理论原点是“任何物理量都是不连续的”，核物理理论原点是“原子裂变和聚变会释放能量”，等等。一套理论若能找准其理论原点，便能在实践上获得成功，否则就是瞎忙活。中国儒家、墨家、道家的治国理论之所以没有取得实践上的真正成功，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管理理论的原点是什么？上篇文章讲过，管理主要是管人，既是管人，其理论原点必在人身上。那人身上的哪个特性才是管理理论的原点呢？明确一点：人类无论多聪明，本质依旧是一群脱光毛的猴子，其与才狼虎豹一样，肚子饿了就得寻找食物，遇有危险就得赶紧跑路，这一“找”一“跑”便是包括人在内所有动物共有的自然天性——趋利避害。李斯与韩非子恩师荀子对此早有定论：“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人类趋利避害的自然天性简称人性，人性就是法家的理论原点。商鞅曰：“人性有好恶，故民可治也”，韩非子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趋利避害的人性不仅是法家理论的原点，也是管理学理论的正确原点，这也是古今内外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无论如何创新变化，管理的主题是永恒不变的根本原因。管理的主题是什么？两个字：奖惩。纵观古今内外的所有管理理论，有哪个能离开“奖惩”而取得实践成就？没有。“奖”是给人的趋利本性“升级”，“惩”是给人的避害天性“下药”；“奖”能使人在趋利中积极工作，“惩”能使人在“避害”中好好工作。

在君主专制统治时代，任何治国学说要付诸实践，必须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首要前提，否则就是阎王桌上抓供果——自寻死路。法家学说亦如此，其虽尊崇法治并能找准管理理论原点，且较之于儒、墨、道有诸多进步之处，但同样须以“尊君”为前提。然，“尊君”前提却导致其产生了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即：无法调和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矛盾。比如，要强国富民就得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得发展商业，发展商业就会出现富商巨贾，富商巨贾有钱后就能招兵买马而威胁君主专制统治，所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一个基本国策便是重农抑商，而重农抑商政策便是始于法家的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始于法家的抑商政策虽能稳固皇权，却阻碍社会发展而违背管理学的初衷。

同时，因为权力是统治的基础，所以法家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必然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加强君主集权必须提防朝臣篡权和百姓对君权合理性的质疑，这就是法家“法”“术”“势”的理论根基。“法”“术”“势”原是法家的三个派系，即：以秦相商鞅为代表强调“重赏重刑”的“法”派，以韩相申不害为代表强调“整肃吏治”的“术”派，以齐相慎到为代表强调“君主集权”的“势”派。最后，一位师从儒家、归本道家、成于法家的杰贯古今人物，诸子百家争鸣中最后一位大思想家韩非子将三派思想整合成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的帝王之学，《韩非子》一书因而成为与《道德经》《论语》并列的经典古籍和历代帝王秘而不宣的面南之术。法家加强君主集权的主张客观上造成了“权”和“法”相互独立，权与法相独立就容易引发“以权压法”问题，出现以权压法就谈不上法治。所以，法家学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学说。尽管如此，法家却能准确找到管理学的理论原点，仅凭此一点即可成为世界管理学发展史上一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不朽丰碑。

当下，许多人的法治思维是“依法用权”，而“依法用权”须依靠掌权者的自觉性，但人的自觉性靠得住吗？若能靠得住，那包青天肯定满地皆是，这可能吗？要实现法治，核心在于解决好“以权压法”问题，但只要权力握在人的手里，此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因此，要解决“以权压法”问题，就必须把权力从人手上夺回来，怎么夺？我党提出的思路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本质就是将权力和法制融为一体，彻底消除权力人物化或权力岗位化而实现权力法制化，从而回避“依法用权”问题。权力法制化是实现法治管理的核心，其要义见于下例：某大型超市规定，“营业部经理空缺时，由上一年度销售业绩最高的售货员无条件自动接任，其若主动放弃或已离职，则由销售业绩排名第二的售货员自动接任，如此类推”（暂不论此规定是否严谨）。此时，任命营业部经理的权力已经变成一种法制，而不再是掌控在超市老板手里的权杖；如若所有售货员都熟知该规定，纵使超市老板对接任者不满意，其亦不敢随意违反规定擅自改变用人，否则后果将极为严重，此即韩非子所说的“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超市老板不敢违反法制的管理状态就是真正的法治。

综上所述，生成儒家“礼”的土壤是法治，播撒墨家“爱”的方法是法治，实现道家“无为”的途径是法治，成就法家“法治”的核心在于消除权力人物化和权力岗位化并实现权力法制化。（作者：东堂策。来源：东堂策企业管理战略指导中心）

法家，平民的政治代言人，一个用历史成就为其主张开具推荐信的学派。中国百家学说中，若论人杰辈出而无出其右者，当属法家，其代表人物有：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管仲，号尊兵圣、著作享誉世界的孙武，文武双全、智勇全能的盖世之才吴起，大秦帝国奠基人、被毛泽东誉为“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中国重农主义和变法图强的开山鼻祖李悝，让小小韩国变得无人敢犯的申不害，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的规划者李斯，千古一帝秦始皇以及令秦始皇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慧的化身诸葛亮，等等。这一系列杰出人物中，除韩非子英年早逝外，其他人多是历史功勋卓著的顶级人物，故毛泽东同志评价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

法家能取得卓著的历史功勋，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找准了管理学的理论原点（或称理论依据），进而推演出一系列科学有效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任何理论都有其源头，该源头称之理论原点。比如，宗教理论原点是“世上有神仙”，中医理论原点是“阴阳五行”，化学理论原点是“物质由分子和原子组成”，力学理论原点是“力的作用和反作用”，量子理论原点是“任何物理量都是不连续的”，核物理理论原点是“原子裂变和聚变会释放能量”，等等。一套理论若能找准其理论原点，便能在实践上获得成功，否则就是瞎忙活。中国儒家、墨家、道家的治国理论之所以没有取得实践上的真正成功，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管理理论的原点是什么？上篇文章讲过，管理主要是管人，既是管人，其理论原点必在人身上。那人身上的哪个特性才是管理理论的原点呢？明确一点：人类无论多聪明，本质依旧是一群脱光毛的猴子，其与才狼虎豹一样，肚子饿了就得寻找食物，遇有危险就得赶紧跑路，这一“找”一“跑”便是包括人在内所有动物共有的自然天性——趋利避害。李斯与韩非子恩师荀子对此早有定论：“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人类趋利避害的自然天性简称人性，人性就是法家的理论原点。商鞅曰：“人性有好恶，故民可治也”，韩非子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趋利避害的人性不仅是法家理论的原点，也是管理学理论的正确原点，这也是古今内外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无论如何创新变化，管理的主题是永恒不变的根本原因。管理的主题是什么？两个字：奖惩。纵观古今内外的所有管理理论，有哪个能离开“奖惩”而取得实践成就？没有。“奖”是给人的趋利本性“升级”，“惩”是给人的避害天性“下药”；“奖”能使人在趋利中积极工作，“惩”能使人在“避害”中好好工作。

在君主专制统治时代，任何治国学说要付诸实践，必须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首要前提，否则就是阎王桌上抓供果——自寻死路。法家学说亦如此，其虽尊崇法治并能找准管理理论原点，且较之于儒、墨、道有诸多进步之处，但同样须以“尊君”为前提。然，“尊君”前提却导致其产生了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即：无法调和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矛盾。比如，要强国富民就得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得发展商业，发展商业就会出现富商巨贾，富商巨贾有钱后就能招兵买马而威胁君主专制统治，所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一个基本国策便是重农抑商，而重农抑商政策便是始于法家的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始于法家的抑商政策虽能稳固皇权，却阻碍社会发展而违背管理学的初衷。

同时，因为权力是统治的基础，所以法家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必然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加强君主集权必须提防朝臣篡权和百姓对君权合理性的质疑，这就是法家“法”“术”“势”的理论根基。“法”“术”“势”原是法家的三个派系，即：以秦相商鞅为代表强调“重赏重刑”的“法”派，以韩相申不害为代表强调“整肃吏治”的“术”派，以齐相慎到为代表强调“君主集权”的“势”派。最后，一位师从儒家、归本道家、成于法家的杰贯古今人物，诸子百家争鸣中最后一位大思想家韩非子将三派思想整合成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的帝王之学，《韩非子》一书因而成为与《道德经》《论语》并列的经典古籍和历代帝王秘而不宣的面南之术。法家加强君主集权的主张客观上造成了“权”和“法”相互独立，权与法相独立就容易引发“以权压法”问题，出现以权压法就谈不上法治。所以，法家学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学说。尽管如此，法家却能准确找到管理学的理论原点，仅凭此一点即可成为世界管理学发展史上一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不朽丰碑。

当下，许多人的法治思维是“依法用权”，而“依法用权”须依靠掌权者的自觉性，但人的自觉性靠得住吗？若能靠得住，那包青天肯定满地皆是，这可能吗？要实现法治，核心在于解决好“以权压法”问题，但只要权力握在人的手里，此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因此，要解决“以权压法”问题，就必须把权力从人手上夺回来，怎么夺？我党提出的思路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本质就是将权力和法制融为一体，彻底消除权力人物化或权力岗位化而实现权力法制化，从而回避“依法用权”问题。权力法制化是实现法治管理的核心，其要义见于下例：某大型超市规定，“营业部经理空缺时，由上一年度销售业绩最高的售货员无条件自动接任，其若主动放弃或已离职，则由销售业绩排名第二的售货员自动接任，如此类推”（暂不论此规定是否严谨）。此时，任命营业部经理的权力已经变成一种法制，而不再是掌控在超市老板手里的权杖；如若所有售货员都熟知该规定，纵使超市老板对接任者不满意，其亦不敢随意违反规定擅自改变用人，否则后果将极为严重，此即韩非子所说的“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超市老板不敢违反法制的管理状态就是真正的法治。

综上所述，生成儒家“礼”的土壤是法治，播撒墨家“爱”的方法是法治，实现道家“无为”的途径是法治，成就法家“法治”的核心在于消除权力人物化和权力岗位化并实现权力法制化。（作者：东堂策。来源：东堂策企业管理战略指导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