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把“教育内卷”讲明白了

7月23日,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文件(未经证实),流传网络

教培行业,掀起一场大地震。多家教育培训机构股价断崖式下跌

说起来,近几年教培行业的发展,还得“归功”于整个社会性的“教育内卷”,“鸡娃”与“虎妈”环伺的当下,教育内卷愈演愈烈。但我们在热议内卷时,却很少深究其产生的原因。

教育内卷的实际涵义为何?教培行业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才能防止教育内卷化?教育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文章略长,但内容详实,非常推荐阅读,有助于我们对“教育内卷化”建立系统认知,并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反内卷”的思路。以下,Enjoy:

作者:杨东平
来源:经济转型研究(ID:gh_4f1de6b9f808)

01、“内卷化”一词的实际涵义

大概是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有一个热词横空出世,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就是“内卷”,首先是指教育的“内卷化”。

它来自于一个英文词,叫involution,有一个意思就是“向内”的意思,简单的词义包括“缠绕””纠缠”;在生学领域,也指系统的退化。

如果把这个词和另外两个相近的词一比较,就更容易理解这个意思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词叫revolution(革命),前面的字母是re。还有一个使用非常普遍的词叫evolution(进化、演化)。

我们把这三个词放在一块的时候,很容易理解:

革命是一种突变,是事物变革最激烈的方式;演化是一种常态,慢慢进化;还有一种是退化,叫involution。

很早我就看到一篇文章说,“内卷”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翻译,把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词语翻译得大家不知所云。比如,我们不会说一个猴子“外卷化”成了人,而就是说“进化”“演化”。

为什么我们要说教育系统内卷呢?从它的本意来说,是指一种系统性的退化,这是更为准确的;这样大家就不用去云里雾里地做各种各样的诠释、解释

“内卷化”这个词在社会科学领域使用,最早的是一位华人历史学家——他在研究华北小农经济的时候使用了这个词,说中国传统农业的内卷化,就是:

随着人口增多,越来越精耕细作,但是边际效应递减,整体农业生产并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层级,也就是说并没有创造新的技术生产方式等,而陷入了一种自我纠缠——大家投入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产量还是很低。

这是形容在没有技术进步社会变革的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经济陷入了一种困境。

这个困境移用到教育上来,也很恰当。和教育“内卷化”同时流行的是另外一些热词,比如说“鸡娃”“牛娃”“青娃”等——这些莫名其妙的词,都是焦虑的“海淀家长”发明出来的,然后继续增长焦虑。

如果我们用稍微规范一些的词语,教育“内卷化”在近些年的教育生活当中,是以另外一些词汇来表达的。

比如说教育的“剧场效应”:有一些人不守规则,站起来,恶化了整个环境。

又比如说“减负”。在政治话语里,这两年最通用的还是“减负”——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

02、教育内卷化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减负、克服焦虑这些问题,实际上指向了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更明确地针对一个事实的话,就是择校、竞争,所有焦虑来自于择校、竞争。

我认为中国的教育焦虑,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整体性、全民性的,各个阶层都在焦虑,中产的在焦虑,高收入的也在焦虑,普通老百姓也在焦虑;

第二个特点特别糟糕:焦虑是从孩子的低龄阶段就开始——主要在小学阶段,然后下沉到了幼儿园,其实对应的就是“幼升小”和“小升初”的择校竞争。

这种择校竞争由来已久。

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比较单纯的——当时我们流行的词汇或者说术语叫做“片面追求升学率”,简称“片追”;教育领域主要的工作就是要防止“片追”的倾向。

但是,“片追”这个现象,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了全民的教育焦虑,而且层级越来越低、竞争性越来越强。

对于这种现实,北京大学社会学者郑也夫的用词比较恰当——他称之为“学历军备竞赛”。

用这么一个词来表达中国教育当前的现实,比一般的“择校”“焦虑”“鸡娃”等更准确地说明了事情的实质,就是学历军备竞赛。

我们就要考虑,为什么中国出现了那么严重的教育焦虑、择校竞争,或者说学历军备竞赛呢?

对这个问题,教育界内外也有很多人做过很多解释,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完满。

大家可以想到的,比如高考制度:由于存在着高考制度,而优质教育资源一直是短缺的,竞争就不可避免,越来越激烈。

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个人认为不是很有道理。

大家看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高校录取率非常之低,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70后、80后的朋友大家都很清楚,那个时候小学还是正常的,小学没有那么多补课,没有那么大压力,寒暑假、节假日,儿童都是可以游戏和休息的。

而现在应届生高考录取率,大多数省份已经超过了90%,为什么教育机会增加了,这个竞争反而更激烈了呢?高考引发说这个说法不是很说得通的。

另外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论”: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所以大家都要竞争,要享受最好的资源。

这个说法也是似是而非。我们想想,近二三十年以来,哪怕近十年以来,优质教育资源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毫无疑问是增加了。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优质教育资源在不断增加,但是入学竞争还是更为激烈。

有人说这是因为传统文化,算到文化的头上去了:

其一,中国自古以来,一千多年的科举教育传统,科举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读书做官,就是出人头地、做人上人;

其二,我们在当前的教育竞争当中,把这种传统价值格外合理化了,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

其实,历史上并不是如此。“五四”之后,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的价值观就得到了很严厉的校正,像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平民教育,都在校正这种精英主义教育价值

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能够自食其力、健康、快乐的平民,这种观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比较普及的。

当时我们经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没有把所有身家性命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没有说就是要上大学。所以,归因于传统文化,也不是非常说得过去。

还有一个很受认同的解释,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因为有了独生子女政策,所以每个家长,都把自己的宝贝孩子当作天才来培养,必须要上大学,而且要上名牌大学。

这个因素是否存在呢?无疑是存在的,而且可以说对家长的教育选择行为,的确影响很大。

大家都知道,过去在多子女的时代,比如我,我是兄弟姐妹四个,我们周围很多家都是四个、五个孩子,六个孩子的也不少见;在农村,子女更多一些。

那时候先经过了一轮自然选择,也就是说,每个家长对自己的几个子女适合做什么,心里很有数的——调皮捣蛋的、喜欢打架的,送他去当兵;忠厚老实的,留在家里种地养老;偷奸耍滑的,去做生意——已经经过了一个自然选择。

一个家庭四五个孩子里面,可能有一两个,用民间的话讲是“读书的料”,就是喜欢看书、喜欢学习,家长就让这样的孩子去上学。

在独生子女的情况下,这种选择就消失了,所有人都是千方百计要让孩子接受所谓最好的教育,都要让孩子上大学。

但是,独生子女这个因素,我认为也不应夸大。

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也实行三四十年了,但是教育生态的恶化、教育的“内卷化”是最近十年才突然加剧的,尤其最近这几年加剧得很厉害;显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有人说这是中产焦虑:因为中产阶级的出现,中产阶级的地位恐慌特别严重,所以把很大精力投入到升学竞争当中,加入学历军备竞赛,不能让孩子输了。

中产焦虑或者说中产家庭、白领家庭对教育更为重视,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其他的亚洲国家,它们的中产怎么不焦虑?日本、韩国,风平浪静——我讲的主要是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非常平静。

经常有人说日韩,尤其韩国教育补习非常激烈——这都是前些年的事了,因为我们前两年刚到韩国看过,它的义务教育、中小学教育已经非常正常化了。

什么意思呢?每个学生都是就近入学,在家门口步行5-10分钟,无需家长接送,没有择校。

我们就不太相信。随行的韩方翻译和领队都是小学生的家长,是两位女士,我们就私下问她们:你们到底有没有择校?因为学校总是有差距的,不可能所有学校都是一模一样。

后来这两个学生家长说:其实我们也有择校。我说:你们是根据什么来择呢?她们说,有两个标准:“第一,离家近;第二,伙食好,中午管一顿伙食。”这么一说,等于是没择校。

我说:你们的小学生下午课外,有没有上补习班的?她们说:当然也有,很多培训机构把小孩子接走了。

我说:主要补习什么内容?她们说:主要是音、体、美,就是艺术的修养、学习,还有一小部分是英语;但是其他的培训就比较少。

我又问其中一位:“你的孩子在学什么?”她说:“钢琴。”我说:“你们的钢琴有没有考级?”她说:“没有,绝对不允许。”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义务教育阶段,竞争性的学习和培训是被严格禁止的。

近年我们到国外或者境外去访问的时候,台湾地区的朋友反应最强烈,他们说:“你们大陆的老师老是说‘小升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吃一惊:“你们难道没有‘小升初’吗?”

解释,他们说:“我们没有,我们从‘国小’升到‘国中’,就跟四年级升到五年级一样,没有竞争。”他们说:“因为我们实行的是义务教育。”我说:“我们实行的也是义务教育。”

就是这么大的差别。

一般讲,教育内卷是因为存在高考制度,因为存在中产阶级、中产焦虑等;而这些因素都是背景,都是整体性的,或者说是较长时期内都会存在的一个背景,但并不是最近十来年、四五年教育生态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

03、教育内卷化症结在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面临重重阻碍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家长和舆论,包括很多管理者、校长、老师,其实没有真正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

始终认为要学习就要有竞争,就要有淘汰,就是起跑线上的竞争,认为这是教育本来的内涵。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法律确定的基本人权,是保障性教育,就像给老人发低保一样,人人有份、一视同仁。

义务教育阶段,因为是保障性、基础性的,所以是非选择、非淘汰、非竞争性的,所以要实行免费、免试、就近入学——就是为了体现这个价值,保障每个儿童都能享受教育机会。

义务教育天生就不是竞争性的;我们把它搞成那么强烈的竞争性和淘汰性,就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基本价值。我觉得这些问题需要拨乱反正,需要经常说。

说到日、韩等地区没有小升初,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

讲到底,就是一个原因——学校均衡。既然所有学校都是差不多的,当然到离家最近的学校是最合理的选择,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义务教育的基本现实。

我们到欧洲国家、北欧国家看,都是:小学生就是小学生,小学生的天职就是游戏、玩耍、健康成长、锻炼、郊游,不是把学业竞争作为主要使命

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在1986年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了,学校均衡还是难以达到?

前两年,我们全国各地都在进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几乎所有地方都通过验收了;也就是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已经实现了。

但是,我认为离真正意义上的均衡发展还差得很远。只要那个地方有择校竞争,只要有学区房,只要有重点学校,就说明那儿的均衡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就是对义务教育的讽刺。

在中国各个大城市,北、上、广、深、南京、杭州,择校竞争都是如火如荼,就是因为学校差距太大。中国的基础教育的学校制度,我称之为“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把学校分成了三六九等。

首先,城市和农村这两类学校的配置、资源师生比,就是不一样的,对需要更多教师的农村学校配比更少,对需要更多支持的农村学校经费投入更少,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分配

另外一道线叫做“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我们有一小批学校是重点学校,大多数是非重点学校;重点学校里面又分成国家重点、省重点、区重点,等等。

我们看到一个区的义务教育学校当中五花八门,相差非常大;因为差距太大,家长当然要想方设法让孩子上一个最好的学校。

这种学校差距方面,按照国家的政策法令,均衡发展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达不到均衡?

这里有一个历史原因——因为我们的重点学校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还没有建立义务教育制度,就是建立了重点学校制度,为了快速地为工业化培养专业人才

当时各地的中小学都确定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作为重点投资重点建设的学校,任务就是培养拔尖人才,为上一级学校输送这些人才。这种教育义务教育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具有很强的精英教育的属性。

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以后,重点学校制度已经被废止了,不再合法了;但是已经实行了那么长时间,大家有一种惯性,地方教育部门、政府总是觉得应该有几所优秀的学校作为示范、作为门面,或者说带动其他大多数学校——

这是一种惯常的管理思维,但是违背了《义务教育法》。

至今很多地方还在实行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现在不敢叫重点学校了,叫“示范学校”“明星学校”“新优质学校”“未来学校”等很多名字。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它们的条件要比其他学校好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力量,教育经费也非常充裕。

又要回到那个话题: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学校的均衡还是没有达到?我个人认为,讲到底的话,这是一个能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问题。

怎么样才能做到学校之间的均衡呢?

这个概念也很清楚,就是三个源的平衡:生源、财源、师源。

为什么我们强调义务教育要就近入学?就是为了平衡学生的生源。如果把所谓高分的学生,用掐尖的方式弄到一所学校去,学校之间不可能是均衡的。所以,生源的均衡就是靠就近入学来保障。

然后是财源方面,教育经费的配置应该是均衡的,不能够重这个轻那个。财源的均衡,现在可以说是大致能够做到,因为生均拨款、按人头拨款,每个学校都是一样的配置方式。

但事实上,重点学校有很多在生均拨款以外的渠道,叫专项经费等,所以日子过得还是要比普通学校好。

不过,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总体而言,义务教育学校在硬件上的差距已经比较小了,或者说家长择校所看重的也不是硬件差距——几间多媒体教室不是很重要——学生家长择校看重的主要是教师资源

也就是说,教师的均衡化在今天我们完全没有做到,甚至没有起步。

这就要说到为什么日、韩等地区还没有重点学校。因为它们规定得非常明确,教师四年、校长五年、学监三年,必须流动。这是义务教育法所要求的。

教师流动,不固定在一所学校,大家就可以想象,它的教育品质、教育质量也就比较均衡了。

其实我们国家教育部,也发布过关于教师流动的文件要求,最近一次是2016年发布的,要求义务教育学校都要进行教师流动。最早的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当时就推进过这件事情。

我记得当时全国范围内,有一个先进地区就是沈阳市。沈阳市有一位女教育局长,非常有魄力,她在沈阳全市范围内推行教师流动。她在任的时候应该说也还是成功的;她离任以后,这个政策就停止了。

现在反对教师流动的主要就是重点学校,它们希望维护它们自身的特殊利益:有最多的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可以把外省的特级教师全部挖过来。比如北京、上海的学校。

有人说,像山东、河北现在都不太敢评特级教师,评一个就被北京的学校挖走了。这种做法说起来还是挺缺德的,人家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优秀教师,就被弄到北京的学校来。

所以,教师流动,我个人认为是当前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关键措施。

说到重点学校,北京海淀“六小强”、西城“四大金刚”等这样的学校,每个大城市都有一批,升学率特别高。

其实这种重点学校,我觉得是不令人敬佩的,因为它们最核心的法宝就是掐尖,就是用尽办法把高分学生都弄到自己学校来——这完全违反了教育自身的规律。

而究竟应该让更多好学生集中在一所学校,还是让他们分散在不同学校?这是要有所讨论的。

台湾地区从2016年开始实行了十二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把高中阶段也纳入义务教育。

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影响是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要消灭一批著名的百年老校,就像“建国中学”“台北第一女高”等——都是百年老校;它们被纳入义务教育,就要按照均衡发展、一视同仁的概念来运行,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

当时对此发生了一场深入的旷日经久的讨论。

争论的两派,一派叫做“均优派”,他们说并不是反对优秀,而是认为,优秀的学生集中在一所学校,对这些学生也并不是最公平的,因为在这些重点学校又形成了新的小宝塔,又出现了新的中心和边缘,而很多学生如果分到普通中学的话,带动作用和自我展会表现得更好。

“选优派”和“均优派”两方,从政策上来看,应该是“均优派”获得了胜利,因为政策上是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当然,对那些老牌、名牌学校也是网开一面,给它们一个过渡期,比如说每年30%还是多少的名额可以考试招生,以后逐渐减少。

总而言之,在教育公平的维度上,掐尖、拔优、培优还是均优?还是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选择。

我个人认为,非常可惜,我们绝大多数大城市,基本都是走向了精英主义的掐尖、拔尖、培优,打造重点学校,打造拔尖人才的道路。

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是这些地方的官员、教育局长,绝大部分都是从那几所重点学校出来的,他们的子女现在也都在那些学校上学。

重点学校成为一种特殊的利益集团,把它自身的利益放到了社会公众利益之上,想方设法都是维护它的自身利益。

我想,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问题,但是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方面。

有人说:因为高考是指挥棒,因为有高考,所以就均衡不了。

不是这个道理。

高考是指挥棒,但是学校制度是一个教育系统的底盘,这个底盘设计得到底是不是平衡的,还是有很明显的倾斜或者倾向性,区域的教育生态是会因此很不一样的。

我想,今后一段时期内,一个重要的方向还是要改革我们的公办学校体系,使它真正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实现均衡发展。

04、教育培训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不能任由教培行业野蛮生长?

我们要看到,在近十多年的义务教育环境当中,青少年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为什么?

大家都很清楚,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外,生长出了一个新的系统,叫课外培训机构。

课外培训机构现在的体量已经超过了小学,有22万家机构还是多少,800万教师,这远远超过小学——小学总数是16万所。

有人说,我们在公办学校系统之外又造了一个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是商业化的。

教育培训的实质是什么?

有人说,一言而蔽之,就是制造焦虑、满足焦虑——这就是它的生意经,完全不是围绕教育规律教育方针而产生的。“起跑线上的竞争”这样的忽悠,这些年已经深入人心,也成为家长的共识。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理由,毫无价值,而且完全不真实的,就是一种忽悠。

教育的成功是终点线的竞争,是不能输在终点。

教育就像马拉松,起点早一点、晚一点,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成年人里,有多少人会记得自己小学一年级时候的排名或者成绩、三年级时候的排名和成绩?

这些对你的成长有重要性吗?没有。

但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么一句口号,把家长搞得非常焦虑。

培训机构是围绕商业利益的,最后上市,获得最大的经济价值;它要对它的股东负责,而不是对儿童和家长,所以它的动机、价值和教育是两回事,并不是真正的教育。

但是,培训机构的出现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东亚国家发展得最为强大。

所以,国外对课外培训机构也有很多研究,他们把培训机构称为“影子教育”。

什么意思呢?

“影子教育”是依附于公办学校而生的,因为公办学校有这个需求,所以它来帮着满足。

也就是说,从教育的关系上来看,培训机构有它的问题,但是它只是一个随动系统;因为公办学校有激烈的择校竞争,所以它来给学生补课,帮学校掐尖,帮学校选择。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公办学校的导向改变了,比如,择校要评价的是足球,你就会看到所有培训机构都去培训足球了。课外培训机构是这么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不能说培训机构是万恶之源,培训机构是依赖于公办学校的择校需求而生的。

这些年来在治理择校机构上,除了规范它的上课时间、上课地点、收费标准等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绝不允许培训机构和公办学校勾结、帮助公办学校招生或者通过奥数来选拔学生。

培训机构的异军崛起,是中国教育生活当中的一大奇观。

可以说,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大家事先都想象不到,培训机构的体量能够超过正规教育,能够整体性地忽悠了家长、绑架了教育,使得整个义务教育偏离了它的正常和正确的发展轨道。

2018年起,国家八部委等开始强力整顿课外培训机构。最近,国家深改委也开会,再次把整顿培训机构提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所以我们且看下一步会如何做。

也就是说,这种乱相的确是不能容忍的。这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刚才讲到的,培训下沉到了幼儿园这种事情。

在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是通过立法,来保障学前教育不得进行学科性的教学

而我们这两年随处可以看到的广告,大街小巷,什么“××思维”等,2-8岁,就要搞思维训练,就要搞培训。

一个两三岁的儿童,究竟应该干什么?是不是应该学习吃饭睡觉、拉屎拉尿?学什么××思维?这完全是违反人道的——向那么小的孩子下手。

现在对儿童下手太狠了。前两年奥数泛滥的时候,有一个机构也办了“奥托班”,在幼儿园大班就进行奥数训练。这种事情,很严重的。

05、义务教育的核心是公平,不能以办企业的方式来办教育

培训机构的异军突起,在整体上绑架了家长、影响了正常教育,这个事实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还有第三个因素,我称之为“新一轮的教育产业化”。

也就是说,通过民办教育的发展,民办教育和资本市场房地产深入结合,使得制造学校差距成为拉动地方经济、抬高房价、拉动房地产的兴奋剂。

想要拉动这个地区的房地产吗?引进一所大城市名牌学校,给它投资、给它土地,这个小区就变成学区房了,房价整体上涨。

这个事情和教育是什么关系?

现在有很多公办学校,在全国各地办了很多所挂牌收费的分校,也有很多民办学校在全国各地办了很多高收费的学校,典型的就是衡水中学,出现了一批超级中学。

衡水中学前两年到浙江平湖办一个分校,后来遭到浙江省教育厅的抵制,下文如何我们也不太知道。它的办学模式,大家一听,是不是很简单有效?

花一百万聘一个名校的校长,出高价购买优秀的高分学生,这样的话,杭州市那些名校的高分学生都到它那儿去了;所以它可以用一年时间把这些名校全部打败,成为第一的学校。

但这个还是办教育吗?到底是办企业还是办学校?出现一所这样的学校,整个地方的教育生态就被搅乱了。

所以,最近国家对于跨地域招生,包括民办学校跨地域招生,也开始强力干预

前两年,在南方的一些大城市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初中阶段的优质学校都是民办学校,公办学校纷纷败下阵来。像上海,某一年的中考成绩,民办学校要比公办学校平均高40分。

当然家长就会对民办学校趋之若鹜,公办学校成了备胎,没学上了再考虑。

为什么民办学校的分数和升学率那么高呢?民办学校肯定说:“我们办学灵活,教师敬业……”的确,民办学校的校园文化服务精神比较强,课程学习比较生动活泼——这些都是事实。

就像培训机构一样——说句公道话,培训机构的课都比公办学校的课有意思,小孩更喜欢。

但是,这真的就是民办学校打败公办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吗?

根本不是。

关键就是一条:因为民办学校利用了当时《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招生自主权,可以考试招生、提前招生,所以把学区内最好的学生全部招到民办学校去了;当然分数和升学率大大高于公办学校。

但是这是一种不平等竞争

中国所有的好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掐尖——无论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但是这是一种非常low的策略,真的算不上是教育

把最好的学生都弄到你的学校来,能上清华北大985,这是你的本事吗?实际上,最优秀的学生都不是学校教出来的,放到别的学校照样上清华、北大——校长们都很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个野蛮人,不择手段地掐尖,包括揽尽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整个区域的教育生态就恶化了,就会发生大面积的“水土流失”。

防止这种跨区域招生和掐尖招生模式,对于维护一个区域的教育生态,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最近新出台的政策严格限制,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跨区域招生、掐尖招生,禁止它们考试招生。上海从前两年就开始实行“公民同招”——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同时招生。

原来民办学校提前招生,还可以考试招生,把最好的都挑走了,公办学校只能接收其他的学生。

现在规定必须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同时招生,都不许考试,这样上不了民办学校的学生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而且他们也不见得一定能够进入好的公办学校。

执行了两年,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生源马上就均衡了。

所以,这个事情说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不要说什么文化传统、中产焦虑,等等,就是在于教育政策要一视同仁。一个公平、恰当的教育政策就可以比较快地保持学校之间的均衡。

06、防止教育内卷化,家庭教育的影响非常大

我想说的另外一个命题就是,在整体改善教育生态的过程中,家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现在学校和家庭的关系异常“亲密”,学校用微信群等,时时刻刻跟家长联系。

很多微信群成为家长的马屁群,天天向老师谄媚:老师说“下课了”,家长就说“老师你辛苦了”……献“一束花”;一个家长“献花”,另外一个家长也得献,最后弄成一个群的家长都在“献花”——家长怕万一没献,别人献了,自己的孩子又吃亏了。

这种家校关系(“家庭-学校关系”简称为“家校关系”)是非常扭曲的。

现在“家校通”,教师也利用这种通讯工具在制造焦虑,无时无刻地对学生进行评价比较:

今天某某同学又得了一个什么优,得了一个“小红花”,言下之意就是没有得“小红花”的家长自己掂量掂量。

老师都在制造焦虑。这种现象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时代,如何构建和保持一个恰当的家校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家校关系到什么程度是恰当的、合适的。

我问过一个台湾地区的老师,这位老师说:“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教师是专业的工作,不是每个家长都能插话的;我们这些活动也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按照我们的准则来做。”

也就是说,学校和家庭是有隔离的,不应该时时刻刻、无时不在地紧密联系。

这位老师说:我们有事情会给家长发通知,什么时候开家长会发一个通知,仅此而已,不需要时时刻刻跟家长打交道,否则会给学校带来很大干扰——

因为家长的心态大家可以理解,但是每个家长都把自己的负能量释放到学校,学校就难以承受,学校的教育行为也要变形。

学校把教师责任转移给家长、让家长给当助教,那么学校方面是有很大问题的。

最近,国家文件里对这条也限制得非常严:

教师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不能把家长变成助教,因为在教育理论当中,三种不同的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场所或者边界。

家庭教育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它的功能并不是帮助学校提分或者帮助老师改作业,完全不是这个功能,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禀赋、特长、兴趣、爱好,然后鼓励孩子自我发现、自我实现

为什么在美国学校下午下课时间很早,一点半左右就下课?有一个美国的老师说得好:

我们必须给家庭教育让出必要的时间,不能让学校教育把学生的时间都占了,因为学校面对的是几十个孩子,老师不可能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特殊关注——这是家庭的责任。

家长面对自己的这个孩子,就应该完成家庭教育的使命,发现这个孩子独特的自我,并且鼓励、培养他们的特长、兴趣,让他们走上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

07、人与人天生不同,家长应该树立长远的教育观职业观

今天我特别想说的还不是说家校关系,还是教育价值观;因为我们今天全社会弥漫着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极度功利主义的观念。

“上学就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无论家长是什么文化程度,这好像变成了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不为了考大学,你干吗要上学?”

最近这段时间,家长有一个新的焦虑,就是关于高中阶段的普职比;因为国家十部门有发文,强调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要保持大致相当的比例,也就是过去我们一直说的5﹕5——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对半。

保持5﹕5的普职比不是新的政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来了,多年来一直是要这么做的,这里就涉及对职业教育的功能和重要性的认识

尽管在中国传统观念当中,我们说“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看低动手操作的体力劳动者,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跟它的经济市场产业结构相适应。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总是需要有这么多的人进入经济领域、进入职业领域,成为技工或者是职业人才

这是一个方面,全世界都是如此。

我想给大家公布一个数据OECD经合组织)发布了2018年的教育概览,里面的一组数据我看了非常震惊,难以想象

它公布了一些欧洲国家,高中阶段参加职业教育的学生比重(大都为2016年数据):

芬兰71%、德国70%、荷兰69%、瑞士65%、奥地利58%、澳大利亚56%、意大利56%。

也就是说,那些最发达的德语系以及北欧国家,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比例相当之高,远远超过了5﹕5,达到了70%左右。

当然,人家的高等教育早就普及化了,人人都可以上大学;但是为什么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比例还那么高呢?

这就要说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让学生自己去选择的话,我相信很多学生并不愿意选择学术性、研究型工作,而愿意选择符合自己特点的操作型、技能型或者动手的工作。

上普通高中而不去接受职业教育,是学生在独生子女背景下被家长逼的,一般不是他们自己的愿望。

因为人天生不同,有的人适合做这个,有的人适合做那个,有的人动手能力特别强,有的人有艺术禀赋,而适合读书的人,我认为在世界人群中只占比较小的一个比例。

所以,并不是普及率高了就真的能出很多拔尖人才,还在于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对这个学科、对这个专业的特长,有发自内心的爱好和热情。

经常有一些大学的硕士博士因为写不出论文,而走上绝路这种悲剧性的事件。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勉为其难——这些人可能天生就不是做学术工作的材料,你逼着他们,他们硬撑了那么多年,最后非常痛苦,甚至痛不欲生。

不光在学术领域,在艺术领域也是这样。

有人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参加高中阶段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以及化学的、计算机科学的,出现了很多金牌选手,每年一届,累积下来的数量是非常多;但是过了几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些金牌得主到哪里去了?消失了,看不见了,没有在做科学研究,而是搞房地产去了,做股票去了,等等。

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宗旨的中科大少年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举办的,到现在累计培养了大概2500人甚至更多的毕业生,不久以前有一个统计,其中只有不到20%的学生在从事科技工作,其他人在各行各业的都有,当老板的也很多。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这些金牌得主的内心并没有对数学、理发自内心的爱好,只不过因为他们比较聪明,很容易胜任这些学习,而且可以获得高考加分,是作为一个功利性的追求,由此更容易上名牌大学。

很多艺术人才也是这样——拿了大奖以后就消失了,不愿意在艺术上提高,拿到了名校学历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好的教育应该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发自内心具有热情的事情去实现它,走向自我实现,而不是把教育作为一块敲门砖、一个功利性的尤其是短期功利性的工具。

如果就是为了要一个名校的文凭,这是容易做到的,却是很不负责任的,是一种对青春的浪费。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要满足的只不过是家长的虚荣心。

因此,对职业教育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

一方面有社会需求,另一方面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中学生还是适合做这些技能型、动手型的工作。

在疫情以来,美团外卖骑手队伍不断扩大,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数据——美团专职骑手的学历:初中占34%,高中占29%,中专占17%,大专占16%,本科及以上的占4%。那么,本专科及以上的共占了20%。

我们不久以前看到媒体上有一个图片,讲美团的外卖小哥当中,有七万研究生学历——这是无从考证的。我刚才公布的数据是比较严格的,是美团高管提供的。

本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占到外卖骑手的20%,这个数据我们怎么来解读呢?

我个人认为,这些骑手是自强自立的;在就业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放弃了所谓学历的面子,首先自食其力,靠自身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养活家庭。

我觉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是非常难得的。

另外,这就告诉我们职业生活的变化,不见得你学了什么就一定要干什么,而且越是在现代社会,职业变化就越快。这些骑手也不会干一辈子骑手,他们以后又会转向新的领域。

所以,我们对职业要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不要认为从事体力劳动职业性的工作就是低人一等,而且要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准备。

在未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非常稳妥的高收入工作、办公室里的白领,不知道哪一天自己的岗位就消失了——就像会计、翻译、银行职员这些岗位正在大量消失。

08、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发展自己应变的能力。这种应变的能力,还是建立在一些核心素养基础上的,有一些更基本的能力是在那些专业能力之外的。

职业能力,不见得就是炒菜、汽修,实际上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领导力、检索和收集信息能力,等等,有很多方面。

前两天,有一位作家郝景芳,发表了一篇文章。她这篇文章的核心是什么呢?

她说:我不为孩子的未来担心。

在这篇文章里,她很详细地阐述了她对于未来和职业的见解,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非常精辟的。

我们经常说未来学校、未来教育、未来社会,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确切地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都是大家在构建、在想象

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知道——随着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到来,我们非常多已经习惯的职业会快速消失。

有的人认为,当我们现在的小学生进入职业生活的时候,今天的职业可能要流失30%-40%;但是这同时意味着有更多新的职业出现,新的领域、新的技能出现,这就是今天我们对职业应该采取的态度

郝景芳说:“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上清华北大,清华北大加在一块,一年招一万个学生,我们每年的应届考生八百到九百万,考上的概率是多少?大概是千分之一的概率。

有人说:‘不行,我至少要上一个985211。’985、211加在一块,每年招生五十万,概率是5%。

你想想看,你的孩子是要多么优秀,才能在同龄人当中占到前5%?这是不是对子女过于苛刻的要求?

为了这个目标,孩子是不是也可能牺牲掉很多东西,他/她的健康,他/她的乐趣,他/她的个性发展,甚至他/她的生命。”

她说:如果我们光看清华、北大和985、211的话,我们的家长都可以崩溃了,觉得没戏了,其实关键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新的职业时代正在到来。

过去我们碰到的无非就是公务员、老师、银行职员、开一个小店,等等,这种对职场的理解,今天已经不是如此,未来十年将会发生更剧烈的变化。

这就是前瞻性。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在市场上有大量优质的新的工作,高薪、体面、有趣、前沿、朝气蓬勃,而且需求量巨大,而且不怎么看中毕业学校,只要有能力、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些机会,这就是现在的新兴领域和新兴职业

她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游戏行业现在每年要招聘约50万人,动漫行业每年要招聘30万人,各类产品经理岗位每年要招聘70万人,各类设计师岗位每年要招聘150万人;仅仅这四个新兴行业或者岗位,每年的招聘人数就达到300万。

还有其他的新兴领域,包括互联网运营大数据安全、产品经理、建筑设计、影视动漫、综艺、娱乐、直播、销售、游戏开发、宇航科技文化文旅、生态保护、家庭陪伴、心理咨询,等等。

光这些新兴行业和新兴领域加起来,年需求量就是1000万;也就是说,每年的毕业生全部都放进去,大概也差不多。

而我们学校关注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些热门领域中,包括大数据、动漫、设计,它们的招聘缺口是非常巨大的;只要你有能力,你都有可能就业,这和考公务员完全不一样。

郝景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具有前瞻性,具有一种超越性的未来观,我们就会知道:

上不了名校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孩子没有任何爱好,没有任何特长,尤其是对新兴起的这些领域和职业,没有基本的了解,也没有做过尝试——这才是令人担心的。

如果你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去考公务员,只知道这么一招,在独木桥之外有广阔的道路可以走,而你看不到、不了解,被自己的视野所局限。

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北欧国家、在德语系的国家,高中生选择职业教育比例那么高。

不光是因为这些国家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比较均衡——开卡车的、做修理工,待遇和一个教授是差不多的,这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同样重要的就是,很多学生的兴趣不在于做研究上,而是愿意做一些自己能够驾驭的、比较有成就感的工作,包括开个点心店、做个烘焙、开个花店,自得其乐,又能养活自己;也很体面,收入又不少。

所以,青年一代的职业感和新的社会需求正在出现,家长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用自己那些顽固不化的、上一代人的虚荣心,去绑架孩子的选择、孩子的未来,给孩子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让孩子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一个人只有相应的空间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我们要回到教育价值观的主题。我们教育价值观,或者说学校教育目标是什么?

因为我们在很长时期是一直处于普及教育阶段,所以我们把知识和学历作为重要的目标。我们评价一个人,是看其拿到的是高中文凭还是大学文凭,是本科还是大专。

现在高中阶段的教育普及了,高等教育也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在18-22岁的大学适龄人群中,中国现在已经有54.4%的人在大学学习,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已经进入大学,这就是进入了国际评价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过了50%就是普及化了。

随着新出生的人口减少,少子化,今后上大学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就像今天在韩国看到的那样,不需要很高的考试分数都能上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比学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过去说要追求能力,从知识本位到能力本位,追求卓越,追求成功,成功是比学历更重要的指标;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往前走一步,在“后普及教育”阶段、在互联网时代、在一个学习化的社会当中,一个人真正成功的评价是什么?

是幸福,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这是教育的最高目标。

如果我们能够确立这样的价值观,把幸福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的话,我想我们今天的很多行为都会改善

也就是说,更大程度地尊重孩子、信任孩子,让孩子去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去敢于冒险、敢于探索、敢于进入各个不同的领域,去经历他们自己的未来,这种做法是更接近于幸福的目标的。

周国平说过一句话,他说:

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你找到一件你喜欢做的事,并且把它变成你的职业。你喜欢做的事,你八小时都在做,当然很幸福——八小时之内就幸福了。

还有第二个方面,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人,跟他(她)一块生活,那你八小时以外也幸福了,二十四小时都是幸福的。

这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真正重要的目标?

尤其是对家庭教育而言。

家庭教育,家长不是逼着孩子要追求提高排名,或者一定要追求名校学历,而是把孩子的生命安全、健康快乐,最后达成幸福作为最重要的目标。

很多家长很不容易,我看过很多这种信息——最后子女走上绝路了而痛不欲生。就是说,其实上不上名校也没那么重要,上一个普通学校,最后结婚生子,其乐融融,不是也挺好的吗?不要把学生逼到绝路上去,否则悔之已晚。

我们今天花这么长时间,讨论教育内卷化形成的内外原因,外部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政策、学校等级,内在原因就是家长的价值观、家长的选择——能不能采取一种更开明、更宽容的态度对待孩子,不要逼着孩子一定要走这一条难以取胜的道路。

本文转自@经济转型研究(ID:gh_4f1de6b9f808),为5月27日“共识国际讲坛”杨东平教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有部分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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