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零一中学校长:学校若成了名利场,那是社会悲剧

培养当代教育家,呼唤教育家办学,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美的教育理想之一。这让人们想起历史上的教育家。比如,陶行知、叶圣陶、苏霍姆林斯基;当代的,至少有霍懋征、斯霞等。

细细想来,这些在今天看来堪称大师、教育家的人们,他们至少有两大特征很容易引发我们思考:

一是他们当年所专注、所钟情的是“立业”,立教育之大业,他们没有想到“成家”,成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教育家、教育大家。

他们一生远离功利,“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们用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办教育,脚踏实地、默默无闻、精耕细作,做了他们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仅此而已。

至于我们今天尊奉他们为教育家,那是我们的事,与他们当年的追求无关。

二是当时社会并没有刻意打造、培养他们“成家”。比如:

北京一零一中学校长:学校若成了名利场,那是社会悲剧
苏霍姆林斯基

他从年轻时起至去世前(1970年),一直担任他家乡所在地的一所农村完全中学——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1969年),才被授予前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功勋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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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

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等,成就斐然。虽然郭沫若曾将其与孔子并列:“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但是,他生前并没有获得任何关于教育家之类的头衔。

北京一零一中学校长:学校若成了名利场,那是社会悲剧
霍懋征

中国当代教育家霍懋征老师曾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北京一零一中学校长:学校若成了名利场,那是社会悲剧
斯霞

早在1963年,新华社就播发通讯《斯霞和孩子》,向国内外介绍了她的感人事迹。

但是,他们当时没有获得关于教育家的殊荣。

我说这一些什么意思呢?既不是对今天培养教育家的“反动”,也不是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缺少真正的教育家。而是想说:教育家的成长与培养需要理性与稳健,需要多一点自然成长的因子,少一点人工培育的痕迹。

01、教育家的“自然生长” 与“人工培育”

“自然生长”与“人工培育”,由于所接受的土壤和光照不同,可能会产生异质化倾向。

历史上的教育家,犹如一棵大树,他在自然环境中栉风沐雨、自然成长,最终长得根深叶茂,没有揠苗助长所带来的脆弱与肤浅。他们常常用生命的全部智慧做教育。他们心无旁骛、全神贯注、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我们用这些极富正能量的词汇褒奖他们,丝毫不显得虚伪和过分。这些,才是自然成长为教育家的必备条件。

据此,我很认同获得“全美最佳教师”称号的美国教师雷夫·艾斯奎斯,他把教育视为宗教,把他的56号教室当作教堂,以对教育近乎疯狂的热爱,成就了他自己的事业,感动了整个美国。

在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教育家也好,名师名校长也罢,他们生长的环境有了根本性变化,人工降雨、人力浇灌的力度空前加大,人工雕塑的痕迹日趋浓烈。这或许无可厚非。

因为,毕竟时代发生巨变,时至今日,一味要求教育家自然成长,显然不切实际。更何况,我们久违了真正的教育家,我们对教育成功的期盼如饥似渴,甚至急不可耐。

但是,如果人工培育过度,甚至揠苗助长,那么,因此而导致的异质化倾向便无可避免。也许我们今天无法论证,但可以设想,未来的某一天,也许教育家如雨后春笋,但宏观教育现状的改善或改变,不一定与此成正比。

于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名师名校长或许可以打造,但真正的教育家很难。除非我们削减教育家的台阶,稀释教育家的内涵。

我们扪心自问:今日社会,有多少人怀着宗教般的敬仰去做教育?又有多少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做教育?舍此,期盼真正的教育家,恐怕很奢侈。

02、环境越苛求,越制约教育家的成长

如果教育家可以培养,那么,社会要为教育家成长提供安静宽松的政治舆论和学术环境,让教育家的成长趋于理性

一方面,环境越热烈喧闹,越易催生办学者浮躁、浮华心态。启动大会的隆重,颁奖大会的热烈,真让人热血沸腾。它可以刺激人快速跑步进入教育家行列,也可以鼓舞人乘各种便捷的交通工具进入,进而造成教育家的速成,造成教育家队伍的庞大。不是吗? 眼下已经有人喊出也许是天派、也许是地派的“教育家从这里起步”了。这仿佛让人觉得,某地教育家已然成“派”。既为“派”,那就是一支颇有派头并“起步”的队伍了。

诸如此类自言自语,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反正大家都是写文章、作报告,是进行单向度的信息输出,而不是辩论场上的双向交锋。细想起来,煞是幽默。

另一方面,环境越严肃苛求,越制约人的成长与发展。比如,对所谓被培养对象的名目繁多的年度、中期和终期考核,向有关部门上交“工作总结”、“研修心得”,甚至还要写“专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和久遭诟病的高校教授规定完成论文数量、按规定完成科研课题如出一辙。

我们很难设想,一位在中学一线承担繁忙繁重教学管理工作的被培养“对象”,他要额外完成这些“光荣任务”,其生命该是怎样的不能承受之重?若是,怎能从容走出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便是,人为考核指标越繁琐,越易禁锢人的自由思想,加重其精神负担,也就越容易产生“副学术成果”和“副办学成果”。

03、终生“专注”教育,方可产生专著

单就专著而言,应是长时间乃至终生“专注”教育,方可产生专著。它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逼出专著,为专著而“专注”,此专著,只姓“副”,不姓“正”。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此类“培养”的“显著效果”,一直都以媒体正面报道、领导者堂而皇之的讲话或报告公之于世。大家都在自说自话,任意地说、旁若无人地说、无人批评、无人反对、无人澄清。至于“被培养”者,他们所经历的种种烦恼和无奈,他们切身感受到的种种弊端,更是不便说、不能说的。否则,有对不起栽培之嫌。

如此看来,“被培养”的教育家和“自然生长”的教育家的异质化倾向的产生,也就可以理解了。

有时想,老子“不尚贤”的主张,我们也不能简单斥之为“小农思想”。是的,它与今天的竞争格局、与“树典型”“学模范”思潮几乎背道而驰。但一个内心有远大教育追求、视教育为宗教的人,又何必“尚贤”?

他可以埋头于自己的事业,他的内心宁静而平和,他可以凭做教育的内驱力,善为教育、甘为教育、静为教育,他的生命之树将是常青的。历史上自然生长的教育家概莫如是。

04、一所学校若成了名利场 ,那是社会悲剧

学者的灵魂深处如果变“我要做教育家”为“我要做教育”,那或许是另一番美好天地。

这一字之差,体现的是两种追求和心境。前者,具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常会导致非理性者精神的狂躁、狂奔而不能趋于宁静;后者,具有鲜明的事业向往。事业向往常会使人的精神沉醉其中,让人的灵魂趋于专注、从容和淡定。

作为一线校长,如果一心朝教育家目标而去,则势必会滋生很多功利性追求。他要去主动寻求轰动效应,他要去主动寻求媒体的华丽包装,他要去主动追求教育的短平快。这时候,那些“副学术成果”、“副办学成果”的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谓“副”者,虚实并存、甚至欺世盗名之谓也。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把教育办成了“政治”,甚至把教育办成了名利场。

一所学校,如果成了办学者的名利场,那不仅是办学者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剧。这样的学校,可以出“名人”,但是,很难诞生真正的教育家。

05、变“教育家办学” 为“用教育家理念办学”

社会舆论如果变“教育家办学”为“用教育家理念办学”,那或许是另一道亮丽风景。

今天的教育,与其说缺少教育家,不如说缺少用教育家理念办学的优秀校长。什么是教育家理念?其实就是符合教育规律、切合教育本质的理念。而这些理念,今天的校长,谁都可以娓娓道来。

但大家都清楚,今日媒体化信息化时代,是诞生和包装(古人之言进行现代汉语包装)名校长办学名言和“名理念”的时代,是催生轰动一时的名校长办学成果的时代。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言、名理念、名成果,光鲜、生动、极富时代气息和穿透力。

我们时常被某些办学名言、名理念和名成果所感动,内心油然生出“说得真好”的感慨。但是,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常常归于沉寂。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我们进一步走近时,听到的、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于是,我们的教育便一次次陷入困境,一次次试图突围。一次次突围,一次次难以“出界”。这一切,同样在启示我们:社会舆论需要理性,需要稳健。我们可以呼唤教育家办学,但是,我们更需要呼唤更多的有识之士用教育家的理念办学。我们要呼唤教育家的理性成长、缓慢成长和真实成长。当然,我们更要呼唤教育家的自然成长。

或者,我们不去倡导教育家办学,而是倡导用教育家理念办学,将如何?然后,再有一点耐心,让后世去认定那些用教育家理念办学,且办学成果丰硕、人格高尚者为教育家,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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