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边缘
小王今年28岁，和妻子在北京打工，女儿4岁。去年年底，很多像他这样的打工族都纷纷回了老家。
要不要卷铺盖回去？小王夫妇犹豫再三：回到村里，俩人一下子没了工作，对种地是既没经验也没兴趣。
最后，夫妇俩决定在北京换个地儿，重头再来。
这下，房租涨了不少。但小王说：“虽然存不下什么钱，但至少我还有工作，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小王属于新一代进城的农民工。在过去40年里，数百万像他这样的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当年，如此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徙并未造成明显冲突。但如今，新一代的农民工比前辈们面临更多的问题。
以前，观察者一贯把目光集中在新兴的中产阶级身上，就像在任何一个国家，富起来的这拨人会对政府有更多要求。但是现在，处于城市底层农民工的境遇愈加成为观察者担心的焦点。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民工来到城市，劳动密集型工厂是他们奔赴的前线。
2017年，城市农民工的数量达到了2.9亿（目前增速放缓）。2010年，中央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来描述外出打工的80后农村劳动力。
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是“民二代”（上一代农民工的子女，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另一部分是近十年陆续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孩子（包含之前的留守儿童）。目前，这批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达9000万。
两代农民工的区别显著。早期的农民工有的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童年时期的困苦让他们迫切希望到城市改善生活。即使最后没能在城里扎根，农村至少还有那一亩三分地在等着他们去耕耘。
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他们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大多不愿待在最脏、最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
2009年，社科院旗下学术刊物《经济研究》发文称，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学者田丰对近十年来（2006-2015）中国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发展变化做了详细研究。
《经济学人》结合中国社科院研究，对北京、广州90位年龄在18-33岁的农民工做了调查，从中可以一瞥发展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一角。
一是，教育方面。
田丰的调查研究显示，60后、70后农民工受正规教育年限不超过10年，而80后新一代农民工受过的教育年限超过了12年。
但是，虽然其受教育程度提高了，教育却可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导致收入增长速度比其他社会阶层更慢。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普遍低于平均水平，并且他们更容易陷入抑郁情绪。但是，很多进城务工的父母还是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由亲人照看。
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厨师说：“我也想把孩子带过来，但是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
据《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
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
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09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
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
二是，婚姻状况。
很多新一代农民工都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1980年以后，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开始上升，到2005年达到峰值，比例为122/100。
目前，中国平均的初婚年龄是26岁。而今年，1990年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已陆续满28岁了。
中国社科院学者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样本表明，超过3/4的受访者未婚。在《经济学人》开展的调查中，2/3的受访者未婚。政府报告显示，到2020年，中国达到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该年龄段的女性多出3000万人。
目前，中国女性普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既受过良好教育，又要有一定资本。大城市的许多适婚女性，更是把“有车有房”作为择偶的重要条件。
考虑到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高房价，这些条件对于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朋友来说，可谓难上加难。
其一，适婚的女性数量小于男性；其二，一起从农村进城务工的适婚女性也希望嫁给更有钱的老乡；其三，没有城市户口也没钱，新一代农民工买不起大城市的房子。所以，大多80、90后农民工目前还结不起婚。
三是，收入状况。
2000年，农民工的月工资平均为1700元（205美元），2016年为3000元。绝对收入上升，但增速却显著下降。
从2010年到2013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的增长速度均在10%以上，2015年农民工收入增速却只有7.26%。2015年以后，农民工的收入增速显著低于城镇居民。
目前，1980-1989年出生的农民工收入水平较高，这或许与他们受教育年限较长有关，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民工工种的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服务业带来的经济增长逐渐超过制造业。之前的农民工大都集中在建筑行业和制造业。
据田丰研究，2006年60%的农民工集中在第二产业；到2015年，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例已降至52%。目前，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比如快递业务、家政、清扫业务。
四是，社会地位自评。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农民工的绝对收入水平显著上升。同时，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农民工中出现了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但是，教育结构的改善却没有提高这些年轻人的相对收入，反而增加了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
在80、90后农民工里，“教育无用论 ”不仅体现在客观的收入层面，也体现在主观社会态度上，极有可能引发年轻的农民工放弃接受更高程度教育的机会，形成教育—收入—态度之间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农村社会流动的僵化（田丰，2017）。
田丰在调查中发现，受访的这些年轻人普遍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自评较低。其中90后农民工的失望情绪是最高的。
《经济学人》的调查进一步佐证了他的结论。一位在北京某咖啡馆打工的24岁年轻人说：“我可能暂时会待在这里吧”；另一位28岁的理发师说：“可在这里感觉不到幸福”。大多数农民工在大城市里漂着，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没有归属感。
9年前，《经济研究》发文称，农民工深知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终归要叶落归根，回到农村。
但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农民工已不那么亲近土地了。“农村是回不去了，在城市也无法融入”。高昂的生活成本、户籍制度的限制和所受到的歧视让他们依旧处于大城市的边缘。
参考文献：
田丰，2017，《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社会学研究》第3期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工人日报》6月21日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原文标题为《苦涩的一代：农村回不去，城市融不进 | JIC编译》，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自行联系作者，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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