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
内容来源:笔记侠(ID:Notesman)
各行各业皆“内卷”。
看清未来很难,但我们可以博古通今,从历史中寻找线索。
比如,宋元明清,会不会也很“内卷”?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为自己解惑?
笔记侠为此访谈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姜鹏。
他谈到,历史总在变化,现代社会商业环境的复杂性,与农耕时代有很大不同,农耕时代倡导的“平等”在今天并不成立。而今天的“多元化”,某种程度上,也是平等。
以下为采访的整理内容,希望对你能有所启发。
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内卷,是因为没有看到第二条路
所谓内卷,就是随着投入增加而边际收益却不断降低的现象。
比如,在西汉末年汉哀帝时期、隋炀帝时期以及安史之乱前唐玄宗时期,人口规模达到了5000万左右,但由于可利用的耕地有限,无法养活这么多的人口。
怎么办?
最简单的方式:抢别人的粮食。打不赢,就只能饿死,于是战争成为了必然选择。现代的高考焦虑、学历竞争也是如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得不卷。
而到了宋朝以后,“圩田”的发明以及其他技术的跟进,很好地解决了耕地有限的问题。
明朝时期,随着马铃薯的引入,由于其对生长环境适应性极强,人类的主食开始充足。通过“创新”这第二条路,大家不用通过低水平的抢占来生存,也使得当时人口规模迅速突破一亿。
这就是创新带来的好处。
以宋朝为例。
宋朝是一个文化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如果想参加科举考试,最好是在北宋中前期,那时的科举考试成功率很高。
到了北宋末年以及南宋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读书的性价比极高,于是大家纷纷涌入科举考试这个赛道,而早期因读书获益的人群,已经通过这一方式完成了原始的积累,能够将更多经验传递给自己的后代。
这迫使大家不得不在科举中投入更多的时间与金钱,以期获得朝廷的青睐。
加入科考大军的人群与日俱增,大家在科考中的投入也在增加,而朝廷能够提供的官位却越来越少,读书的性价比开始降低,边际收益逐渐下降。
古人是如何破除“内卷”的呢?
许多知识精英另辟蹊径,不跟他们卷了,回到地方上办义学、办义仓,建设地方。
明代也是如此,当时的江南地区文化生活精致,如评弹中所唱的苏州故事。当地人通过在扇子上加入饰品、在衣服上加入绘画元素,通过这种为原有产品增添更多色彩与花样的方式,找到了新出路。
今天的内卷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高学历与高收入并不直接挂钩,随着市场上高学历人群的增加,但能够为这批人提供的机会并没有增加,就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学历贬值、内卷现象。
但我相信这个社会有自我纠偏的能力,当大家发现高学历并不能获得高收益时,学历的内卷现象就会渐渐消失。
二、农耕文化强调平等,现代商业重在多元
历史不会重复上演,但总会踏着相同的韵脚。要想从中国历史中学到经验,首先我们要明白中国历史的核心与根基是农耕文化。
1.农耕文化的核心在于平等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建立在农耕文化的平权上,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
在古代,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大部分劳动者的收入都来自农业,而农业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劳多得,可能力气大一点、身体素质较好的劳动者能耕种更多的农田,获得的收入相对较高,一辈子过的宽裕一些,但整体而言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通过体力劳动获得收入的农业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等。
2.现代商业社更多元化
现代社会兼具职业的多元性与商业环境的复杂性,我们无法将“公平”简单理解为字面意义的“平等”。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性的社会,而形成多元性的原因主要是大众的主观性,当大家通过个人主观态度去评价一件事物时,公平与平等就需要被重新定义。
举个例子,当前,农业在全社会生产发展的链条当中同样重要,没有农民的辛勤耕种,现代社会的秩序可能难以维持。
但这,并不代表农民能获得高收入。
如何衡量一位科学家通过发明所创造的财富?如何衡量一位教授在讲坛上传播知识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如何衡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价值?
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判断。
不同大众群体主观判断所形成的共识,会赋予不同事物以独特的价值,而社会的多元性与商业世界的复杂性就来源于此。
从而,传统农耕文明时期形成的平均主义,在当下复杂的商业社会并不适用。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当前企业家群体需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三、脑子里只有一条路,就会被淘汰
1.固步自封,只有死路一条
清朝早期,在康熙时代,对传入的西方科学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康熙皇帝与传教士的互动十分频繁。
乾隆年间,正值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国依靠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通过简单重复的生产与投入,仍然能够创造很多财富。
此时,封建统治者膨胀的心态油然而生。他们会想当然的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只要将自己的统治稳固,自会有万邦来朝。
在康乾盛世之后的统治者,嘉庆、道光、咸丰皇帝,对于世界的认知以及知识体系的建设处于完全倒退的状态,他们认为火药这种创新产物对统治有威胁,从而限制其发展。
由于统治者对科学技术的麻木和漠视,造成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时期全面的落后。当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到国门,他们甚至不知道英国这样的对手究竟从何而来。
2.不要把过往的成就,当成未来的实力
智者佛陀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思想、情感和经历都在不断地变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在剧变的时代,企业家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要把过往的成就代表未来的实力。
最重要的是,企业家要有辩证的视角,跳出过去成功经验的路径依赖中,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推动创新。
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的7大来源。其中4个来源于产业内或领域内,3个来源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产业内的4个来源是:
意料之外的事件——意外的成功、意外的失败、意外的外部事件;
不协调的事件——现实状况与设想或推测的状况不一致的事件;
基于程序需要的创新;
① 意料之外的事件
没有哪一种来源能比意外的成功提供更多成功创新的机遇了,而且,它所提供的创新机遇风险最小,整个过程也最不艰辛。
但是,意外的成功几乎完全受到忽视,更糟糕的是,管理人员往往主动将它拒之门外。
比如,纽约曾经最大的百货公司梅西公司的董事长,曾图让家电的销售增长势头停下来,原因在于传统的思维定式:只有当时装的销售额达到70%才算正常。
② 不协调事件
不协调的状况通常不会在管理人员收到和加以研究的数据或报告中显露出来,因为它们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
和意外事件一样,隐藏在不协调下面的变化也是发生在一个产业、市场或程序内部的变化。
因此,对于接近或处于该产业、市场的人来说,不协调事件是显而易见的,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但是它往往被业内人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忽略了——他们会说“它一直都是这样的”,即使“一直”可能只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比如20世纪50年代早期,人们认为远洋货运即将成为历史。这么想除了因为海上货运成本急速上升,运送货物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
此外,因轮船无法进港,越来越多的货物只能堆积在港口等待装船,偷窃现象也日趋猖獗起来。
而当集装箱被发明和使用后,一切问题瞬间解决。
程序的需要与其他创新来源不同,它始于有待完成的某项工作,以任务为中心。
基于程序需要的创新使一个企业已存在的程序更趋完善,替换薄弱的环节。
一旦出现创新,它立刻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而被人们接受,并很快就会成为“标准”。
产业和市场结构看起来好像很牢固,貌似会永远持续下去。实际上,一个小小的冲击,就会使它们瓦解,而且速度往往很快。
这时沿袭以前的做事方式会给公司带来灾难,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公司的灭亡。重新思考“我们的业务是什么?”是管理层和每位员工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1960年的宝马濒临亏损。在产业变革中,宝马把自己的销售对象重新定位成年轻顾客。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工作或专业上获得相当大的成就,却仍希望被当作年轻人对待的人。这样的战略使宝马重获新生。
⑤ 人口特征的变化
很多人会忽视人口特征,觉得其变化缓慢。实际上,利用人口变化进行创新是可以预测的。
新生儿需要5年进入幼儿园,需要教室、操场和老师;需要15年,才能成为重要的消费者;需要19~20年,才能长大成人、参加工作。
对企业家而言,人口统计特征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通过预测人口的变化,新增产品品类、开设新业务,都是创新的着眼点。
虽然认知产生变化的根源很难预测,但是对于健康的关注,对容貌的焦虑,女性对自己成就感的提升等认知的变化,都催生了大量创新机会。
在利用认知的变化进行创新时,时机仍然非常重要,需要占据先机。
考虑到认知的变化有些是一时狂热,有些是永久变化,基于认知的创新应该是小而具体的。
⑦ 新知识
基于知识的创新是企业家精神中的“超级明星”,通常备受瞩目。
但是由新技术转化为市场中的产品、工艺或服务,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比如从生化学家保罗·埃利希提出化学疗法,到真正研发初磺胺类药物,中间相隔了25年。
福特汽车公司提出“自动化”一词,是在1951年。而直到20世纪80年底,汽车公司才有自动化装配车间。
有时,基于知识的创新不仅基于某一种知识,而是几种不同知识的融合,而且这些知识不全是科学知识或技术知识。
3.科技进步的过程,就是产生问题、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国传统农业时代的纺织技术十分发达,但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工业纺织机的发明以及这项技术的迅速传播,势必在短期会造成大量的纺织工人失业,这种发明就会在短期造成一种矛盾与冲突。
同样,当前的共享经济、无人酒店等项目,给传统从业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们会对这种商业模式产生巨大的质疑,而这种质疑背后所在意的,其实是自身的既得利益。
他们担心的不是这一商业模式的合理性,他们在意的不是消费者的体验,他们真正所关心的,仅仅是自身职业的存在与否。
诚然,科技进步会带来很多问题,那这种问题有解吗?
古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举个例子,中国的铁器。
早在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铁器成为农业生产工具,极大提升了农业领域的生产效率,原来的农业从业者可能耕种50亩田地就是他的能力上限,而带着铁器就能够耕种100亩,这就产生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当富余劳动力出现后,怎么办?
有一部分人去“拓荒为田”,还有一部分人开始研究知识、学问。因为当物质水平能够满足自身需求时,精神世界的需要也随之而来。
这也使得孔子能够在列国讲学,为大量平民提供了学习的平台,平民知识阶层开始兴起。
所以,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一定利于整体社会。关键是你如何看待它,是害怕还是拥抱,这决定了你的未来。
四、允许野蛮生长,才会有创造力
1.野蛮生长,是创造力的来源
真正的科举时代,是从宋朝开始的。
尽管隋唐时期已经建立了科举制度,但当时考中科举并不代表你能够当官,当官后也无法确保你能够前程似锦。因为在唐朝,像宰相、尚书这样的高管职位,主要掌握在贵族手里,年轻人很难通过科举考试一步步走到这样的高度。
宋朝早期科举出身的文人仍具有很强的创造力,比如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独占六席,比如司马光、范仲淹等身居朝廷要位的人,仍能够写出优秀的文章。
但当更多的社会群体看到科举考试带来的巨大好处后,大家纷纷涌入其中,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更是如此,为公平性服务的考试,扼杀了天才,带来了“内卷”。
而李白就是一个例外。
为什么李白诗歌的想象力极其丰富?
就是因为李白的知识结构与当时士大夫的知识结构完全不一样,换言之就是“考的全不会,会的全不考”。
据部分史料记载,李白出生在当前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小时在四川江油长大,主要学习的知识就是汉朝的“赋”,从而诗歌里带有很多气势磅礴的特点。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李白在当时走的肯定是野路子,但往往创造力都来源于野蛮生长。
随着参与考试人数的增加,相匹配的资源却在减少,为了追求相对的公平,就只有通过标准化的考试筛选人才。
而兼顾公平与标准化的考试,必然会扼杀天才的创造性。
2.有意识地学习
若想获得创造力,我们在学习时,就一定要意识到学习类型。我认为,有三种类型:记忆型学习、应用型学习、探索型学习。
① 记忆型学习
应试教育模式下所培养的学生,学习过程绝大多数都是机械的记忆型学习。
比如有的小孩子背了很多的古诗词,掌握大量的历史典故,可以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知识竞赛,而这能够说明什么?
这仅代表这些孩子记忆力很好,他们与知识的联系仅仅是知道这些知识的存在而已。
很多学历史的朋友都会抱怨,学生时代需要记忆很多的知识点,比如特定事件发生的年份,比如历史事件的意义是什么等等,而这些知识点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完成考试是唯一的目的,这些知识本身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② 应用型学习
比如你学习的专业是保险精算,抑或是经济金融,抑或是半导体,可能当你进入市场后,你的专业知识并不能马上应用,但当你经过一些训练实践后,你的所学很快就能够为你所用。
这样的知识对个人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它满足了低层次的生存需求,而这样的学习也就是应用型学习。
③ 探索型学习
最高级的学习形式,就是探索型学习,探索型学习讲求的是对真理的挖掘与研究。
如果你真的热爱你的学科,可以沉浸在价值的世界里,而人文类的学科,可能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者,可以深入探究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沉浸在价值世界中。
整体而言,我们应努力去改变处于第一种学习状态的学生,不能仅仅向学生传递知识,而且这种知识与他的联系极少。
更重要的,是要将后两种学习状态进行很好的协调,让学生能够在学习应用型知识的同时,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教育。
3.学会运用工具与科技,才是发明的价值所在
技术的突破,让我们发明出了一个又一个工具。但关键的是,我们要学会如何应用工具。
在电子检索系统刚出来时,很多学者认为不需要做深入的考察研究了,这样的系统能够满足查资料的日常需求。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电脑本身没有意识,学者需要学会运用系统,利用先进的工具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赋能,这才是电子检索系统被发明的意义。
先进的科技系统并不会淘汰优秀的学者,相反,有了更先进的工具助力,他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更多出彩的工作。
世事洞明:读懂《资治通鉴》里的处世韬略(看古人修身齐家,读懂中国式的人情世故)
德必配位 : 读懂《资治通鉴》里的领导力(塔尖上的人未必都有过人的才华,眼光、胆略、格局与人品,决定了路有多宽,能走多远)
成事之道 : 一本书读懂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与《史记》并称“史学双璧”的巅峰巨著,不可不读的镜鉴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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