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企业由小到大，免不了“鸟枪换炮”。买地扩厂、大兴土木本是常情，无可厚非，于企业主也是实力的证明，融资、借贷行事便宜，但倘若只为表面风光，往往得不偿失，甚或反误了卿卿性命。
河北容城是北方有名的服装生产基地，素以贴牌闻名，从国产“红豆”西服到美国“哥伦比亚”登山装均有涉及。几年前，当地某制衣厂老板做出一个豪迈的决定：将毗邻的大块荒地购入，扩厂盖楼。彼时，制造业尚未如今这般惨淡，依靠代工，该厂积累了颇为可观的家底，但规模做到当地最大后却进入瓶颈期，老板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扩充产能，于是就近征用厂边荒地。
而今，几年过去，制造业困境已是不争事实，不论其他，单说用工一项，据说当地企业招工多往西部贫困农村，叩开农户大门，二话不说先放下一辆电动自行车作为见面礼，然后再谈工钱，即便如此，仍招不到足够的人手。如此背景下，那家制衣厂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不出意外，这家工厂仍在进行贴牌加工，生意则一日不如一日，如从占地面积上，依旧稳居当地首位，营业额却被几个后来者赶超。更麻烦的是，当初扩厂用地属于几个城中村的结合地带，利益关系原本就犬牙交错，更兼在未曾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草率开工，以致工厂建成后即陷入产权纠纷的泥潭，问题接踵而至，疲于应付的老板早不复当年豪气，苦苦挣扎而不得解脱。
从之前的生机勃勃到现在的死气沉沉，这座工厂成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言谈之间掩饰不住局外人后知后觉的侥幸或冷漠。但他们或多或少都是这出悲剧的受害者，最直观的表现是就业岗位的减少，而官员们在感慨一个利税大户衰落的同时，仍滑稽地喊着政策鼓动企业主拆迁或扩建。
无独有偶。2011年春夏之间，民营企业发达的浙江温州地区涌现企业主大规模的跑路事件，原因不一而足，但有一点却值得回味：多数跑路企业主其实是小本生意，厂房简陋而粗鄙，因受城市改造的压力，对作为抵押资本的厂房进行修葺、升级，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同时，抵押物发生变更，更兼银行缩紧银根，导致借贷困难，腹背受敌。
二
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小企业主对硬件升级难以明智抉择，其实是对表面浮华缺乏抵抗的体现。他们大多属于所谓“暴富阶层”，骤然增多的财富不知所用，外界稍加诱惑，便偏离正轨。
这固然与环境因素有关，但企业主内心涌动的盖楼情结才是根本驱动。在那些商界领袖身上，这一点尤为显著，譬如史玉柱(博客)和亨利•福特，两个商界狂人都曾陷入“摩天大楼诅咒”。
史玉柱少年得志，以汉卡起家后，从深圳迁到珠海，第一年便开始打造巨人大厦，奈何官方需要，大厦节节拔高。其实史老板当时有更重要的事做：倪光南和求伯君正带领联想和金山在汉卡市场奋起直追，而巨人新涉足的保健品市场也是强手如云，用钱之际，他却鬼使神差误入歧途。事后想来，史玉柱大发感慨：“哪儿像是办企业的人做的?更像是幼儿园一群人在那里拍板。”
当时年轻的史玉柱一定是被某种神秘力量“蛊惑”，禁不住蠢蠢欲动，甚至不惜动用保健品盈余“填窟窿”。而与此相似的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也曾踏入“同一条河流”。
1972年，福特公司依靠叫好又叫座的野马汽车在市场上挽回颓势，亨利•福特雄心勃勃地参与底特律市政建设。福特一定又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为了给因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单位迁至郊外而变得萧条的底特律市中心增加一些生气”，开始在底特律河畔打造规模宏大的“复兴中心”。
结果，历时5年，耗资数亿美元的这套综合建筑——其中包括办公大楼、商场和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旅馆，成为福特公司的大包袱。工程建到一半，资金便亏空1亿美元，亨利•福特派人四处筹钱。大楼建成后，为了利用商业空间，福特公司居然做起零售生意，卖起首饰和巧克力。
福特公司总经理李•艾柯卡事后抱怨：“我们应该把钱花在追赶通用汽车上，与之并驾齐驱”。他在自传中说；“通用汽车不是把利润投放到想入非非的房地产上，而是投资到小型汽车的生产上”。艾柯卡多次向福特建言，但什么都不能阻挡他“为自己设立丰碑”的热情。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通用汽车在20年后将“复兴中心”买下作为办公大楼，原本有向福特公司示威之意，却被这个投资5亿美元修整的综合建筑拖入泥潭，到2005年时亏损达86亿美元。、
三
以上所及均是失败案例，它们的存在令人无奈且遗憾，然而，事情并不总是如此绝对。
1980年代初，IBM公司在加州圣何塞市征用700亩土地，气势磅礴地打造实验室。但工程建到一半，资金告罄，这时IBM总裁郭士纳做出了一个睿智的决定：停工，然后把盖好的实验室大楼卖掉。但是由于这栋大楼的建造成本实在太高，IBM又不肯降价，以致没有哪家公司买得起。
就这样，Almaden实验室成了史上著名的烂尾楼之一，另一半大楼直到今天仍未开工。
几乎与IBM Almaden实验室同时开工，荣毅仁在北京建国门外开始打造国内最早的商业大厦。长期以来，北京缺乏办公场所，中信公司成立后不得不租借宾馆客房办公，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速，大量外国企业和机构进驻北京，在这样的情况下，荣毅仁萌生了建造商业大楼的想法。
中信虽是国企，但当时国家并不富裕，北京市只批了2000平米的建设用地，盖楼还得自筹资金，不得不从银行贷款。为尽快回笼资金，荣毅仁设计了几个巧妙的办法：在设计上将大厦劈为东西两区，东区办公，西区住宿，办公间租户必须租用西区公寓。租金达到国际水平：写字间每平米每天1.2美元，公寓每平米每天1.3美元。大厦在建时开始招租，租期一律3年，预收1年租金做押金，1985年夏天中信国际大厦建成时已经全部租出，并开始回笼资金。
大厦建造成本3000万美元，由于筹划得力，经营有方，不到3年全部偿清贷款。从1988年起，每年赚取1000万美元的租金收入。此外，楼顶的中西餐厅也成为国际名人频频光顾之地。
中信大厦的成功，荣毅仁居功至伟，像他这样富有经营才干、高超财技和远见卓识的中国企业家着实少见。更多的时候，苦于资金匮乏的企业家只能将内心的盖楼情结生生熄灭。
只有很少的时候，才会有人建造“奢侈”的大楼，譬如J.P.摩根。在寸土寸金、高楼林立的华尔街上，至今保留了一栋低矮的角型大厦，就是华尔街23号的摩根总部，早在1914年它就屹立于此，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疯狂的摩天大楼时代和房产泡沫破裂时代，见证着楼起楼灭。
对J.P.摩根来说，钱不是问题，名声、信誉才是关键，它们比任何高楼大厦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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