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曾经提到爱德华-肯尼迪对当年未接受尼克松总统所提两党协商版健康保险改革方案感到后悔。评论家从中获得的道德教训是，当今极力鼓吹健康保险改革的人士应该勇于做当年爱德华·肯尼迪没做到的事，向对立的另一方招手。

然而如此说这个有点不妥，因为今天的政治状况不同于1970年代初。事实上，纵观当今的政治局面，我发现自己竟然相当怀念尼克松。

不过，我并未昏头。除切尼之外，尼克松绝对是掌控行政系统的历任领导者中，最糟糕的一人。

然而在尼克松时代，共和、民主两党的领导者均能针对政策表达理性的见解，决策过程更不可能如今天一样，因大企业全力游说而受到改变。不过在许多方面，今天的美国比35年前好很多，然而美国政治体系应对真正问题的能力已经严重衰退，以致我有时候不禁自问，这个国家是否仍能受到管理。

诚如许多人所说，尼克松的健康保险改革构想非常类似民主党今天提出的方案。事实上，以某些方面而言，尼克松的改革更有力量。

如今的共和党人多方抵制要求大企业雇主为劳工提供医疗保险的构想，而尼克松提议要求全部的雇主都必须为劳工提供医疗保险，而不只是大企业雇主。

尼克松也赞成加强规范保险业者，并呼吁各州“批准明确的方案，监督费率，保证适当的透明公开，要求实施年度审核，并采取其他适当的具体措施。”他绝未奢望借重市场的魔力解决全部问题。

如此说来，当一位共和党籍总统能够抛开意识形态，并提出如此合理的构想时，到底发生什么事？

部分的答案是，始终如影随形的右派边缘组织-正如历史学家波尔斯坦（Rick Perlstein）描述的，“要死亡，先疯狂”-如今实际上已获取两大党之一的主控地位。立场温和的共和党人是可以协商健康保险改革方案的对象，然而他们不是已被逐出共和党，就是已经噤若寒蝉。

共和党籍参议员葛拉斯（Chuck Grassley）原是两党敲定任何协议的关键人物；当他与有心人一起助长所谓“死亡小组”的谎言时，民主党人还能与谁对话？

推动健康保险改革的难度大于尼克松时代的另一个因素是，企业影响力大幅扩展。

我们往往倾向于根据现状思考。当前的情况是，大批说客一直在权力中枢周围伺机而动，大企业随时准备推出不实的广告，并一如既往的以造假的草根运动反对任何足以危及其利益法案。然而大企业以金钱控制局面的体系是相当近的产物，主要源自1970年代末。

在这种体系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会变得极其艰难，健康保险尤其如此。医疗健保的开支不断增加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已远大于尼克松时代。医疗保险产业收取的保费已由1970年占全美GDP的1.5%增至2007年的5.5%，这使曾经只是次要的玩家一跃成为政治巨兽，当前动用的国会游说开支每天平均达到140万美元。

这种花费助长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辩论。为什么包含康拉德（Kent Conrad）参议员在内的“中间派”民主党人那么反对国有保险业与民营保险业者的竞争？不必在意他们前后矛盾的辩解。“钱”是问题的关键。

共和党极端主义与企业力量结合下，我们认为，即使健康保险改革通过，即使民主党人已掌控白宫并握有国会两院的绝对多数，健康保险改革的范围能否与尼克松的构想相提并论相当值得怀疑。

其他挑战又当如何？我想各项迫在眉睫的改革方案，包括从控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到恢复财政平衡，也必将出现相同的游说与谎言。

我不是说改革派阵营应该放弃。不过他们必须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许多人说，奥巴马会是领导美国迈向“转型”的总统。

然而真正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不只是选出一位能够上镜的领导人。要真正转变这个国家，我们必须与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缠斗多年，捍卫一个已经机能失调的政治体系。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原题：怀念尼克松

许多人曾经提到爱德华-肯尼迪对当年未接受尼克松总统所提两党协商版健康保险改革方案感到后悔。评论家从中获得的道德教训是，当今极力鼓吹健康保险改革的人士应该勇于做当年爱德华·肯尼迪没做到的事，向对立的另一方招手。

然而如此说这个有点不妥，因为今天的政治状况不同于1970年代初。事实上，纵观当今的政治局面，我发现自己竟然相当怀念尼克松。

不过，我并未昏头。除切尼之外，尼克松绝对是掌控行政系统的历任领导者中，最糟糕的一人。

然而在尼克松时代，共和、民主两党的领导者均能针对政策表达理性的见解，决策过程更不可能如今天一样，因大企业全力游说而受到改变。不过在许多方面，今天的美国比35年前好很多，然而美国政治体系应对真正问题的能力已经严重衰退，以致我有时候不禁自问，这个国家是否仍能受到管理。

诚如许多人所说，尼克松的健康保险改革构想非常类似民主党今天提出的方案。事实上，以某些方面而言，尼克松的改革更有力量。

如今的共和党人多方抵制要求大企业雇主为劳工提供医疗保险的构想，而尼克松提议要求全部的雇主都必须为劳工提供医疗保险，而不只是大企业雇主。

尼克松也赞成加强规范保险业者，并呼吁各州“批准明确的方案，监督费率，保证适当的透明公开，要求实施年度审核，并采取其他适当的具体措施。”他绝未奢望借重市场的魔力解决全部问题。

如此说来，当一位共和党籍总统能够抛开意识形态，并提出如此合理的构想时，到底发生什么事？

部分的答案是，始终如影随形的右派边缘组织-正如历史学家波尔斯坦（Rick Perlstein）描述的，“要死亡，先疯狂”-如今实际上已获取两大党之一的主控地位。立场温和的共和党人是可以协商健康保险改革方案的对象，然而他们不是已被逐出共和党，就是已经噤若寒蝉。

共和党籍参议员葛拉斯（Chuck Grassley）原是两党敲定任何协议的关键人物；当他与有心人一起助长所谓“死亡小组”的谎言时，民主党人还能与谁对话？

推动健康保险改革的难度大于尼克松时代的另一个因素是，企业影响力大幅扩展。

我们往往倾向于根据现状思考。当前的情况是，大批说客一直在权力中枢周围伺机而动，大企业随时准备推出不实的广告，并一如既往的以造假的草根运动反对任何足以危及其利益法案。然而大企业以金钱控制局面的体系是相当近的产物，主要源自1970年代末。

在这种体系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会变得极其艰难，健康保险尤其如此。医疗健保的开支不断增加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已远大于尼克松时代。医疗保险产业收取的保费已由1970年占全美GDP的1.5%增至2007年的5.5%，这使曾经只是次要的玩家一跃成为政治巨兽，当前动用的国会游说开支每天平均达到140万美元。

这种花费助长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辩论。为什么包含康拉德（Kent Conrad）参议员在内的“中间派”民主党人那么反对国有保险业与民营保险业者的竞争？不必在意他们前后矛盾的辩解。“钱”是问题的关键。

共和党极端主义与企业力量结合下，我们认为，即使健康保险改革通过，即使民主党人已掌控白宫并握有国会两院的绝对多数，健康保险改革的范围能否与尼克松的构想相提并论相当值得怀疑。

其他挑战又当如何？我想各项迫在眉睫的改革方案，包括从控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到恢复财政平衡，也必将出现相同的游说与谎言。

我不是说改革派阵营应该放弃。不过他们必须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许多人说，奥巴马会是领导美国迈向“转型”的总统。

然而真正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不只是选出一位能够上镜的领导人。要真正转变这个国家，我们必须与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缠斗多年，捍卫一个已经机能失调的政治体系。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原题：怀念尼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