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和2007年，构成了我作为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的经历之窗。1982年，各界所注视的是美国二战后因经济衰退所造成的高通胀1万亿的经济。到了现在，全世界都把目光放在低通胀，整合度更高的52万亿的全球经济上。这25年间，我在摩根士丹利当经济学家的这段日子正好见证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代。

这25年来，经济的发展有着三个重要的里程碑。首先，就是25年来异常的低通货膨胀。我初在摩根士丹利工作时，美国两位数的高通胀率刚好慢慢降低。紧随着在1980至1981年12%的通胀率，82年仅6%的通胀率令不少经济学家感到畅快。但是有趣的是，当时根本没有人相信低通胀率将会持续。而令人惊讶地，美国的通胀率在80年代一直维持在3.5%的水平，众人也慢慢遗忘了那个大通货膨胀的时代。这是导致往后多年股票市场牛市的主因。因通胀率的缩减，美国30年债券的利率也降低了一半，从83年初的11%下跌到现在的5%，而标准普尔500指数亦于同期有十五倍的增长。

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们想尽办法希望消除大通货膨胀。转念想来，解决方法其实十分简单，只要强硬地紧缩银根。但是，这需要远大的目光及很大的勇气才能实行。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尔在1981年时便把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1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银行打击高通胀的能力较它们保存低通胀要强。虽然新的货币纪律有效地监控通胀及通胀预期，但是信息技术革命及全球化这两股新的力量，却有可能使低通胀转化成通缩。90年代的日本就是陷入了这个困境中，而美国在十年后也差点步上它的后尘，这两者都是资产泡沫爆破后的一个必然过程。从近年来多泡沫的症状中, 可看出政府官员对控制低通胀经济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政府官员也必须小心避免由过低利率造成流动性主导的陷阱中。

美国生产力的提升与停滞

第二个里程碑就是美国生产力的恢复。我初在摩根士丹利工作时，当时生产力的增长大体为1%，但现在已提高到2.5%。对此，各方各界都有不同的解释。部分专家认为这是由于美国经济固有的适应力、创造力、冒险精神及宽松的管制而造成的。也有专家认为这是基于资本深化及成本的减少，资本代替了劳力，技术平台也转变了，这些也同时促成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

我在90年代初十分支持第一种说法，不幸地在90年代中我也是最早放弃这种理论的人之一。这是我预测生涯中一个最大的错误。我所担心的是，美国企业过分节省成本，会造成空洞化的危机，减低了它们在美国及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可是，我却没有意识到电子商贸带来了极大规模和持久的转变。信息时代的新技术使生产力大幅度增加, 也大大加强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90年代美国生产力的恢复大出众人所料。80年代末期，不少人都认为美国经济强国的地位将被日本及德国取代，但是事实却偏偏相反。90年初期，日本和德国都经历了极其严峻的经济重组，而美国经济则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到了2007年中，各界又有新的争论。美国生产力增长已降至1%。这究竟是结构性还是周期性的问题，各界仍没有达成共识。

美国经济增长的放慢解释了这其中周期性的原因。资本持续深化及2000年至2003年信息科技占设备总支出高达51%，这些都反映出信息科技所带来的生产力可能已经见顶。与此同时，日本及德国生产力的增长正慢慢复苏。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环球市场里的竞争力可能迅速消失。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数年所需要留意的。

而这25年来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全球一体化。1982年跟2007年有着巨大的变化。25年前，全球贸易量只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8%。但是现在，这比例已上升到32%。不论是经济学家、战略决策者、政治人物、商业领袖及其它舆论都无法完全明白和解释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全球化非但不能造成一个极乐世界, 反而带来了经常帐户失衡、贫富悬殊、贸易紧张等，这些都有可能对环球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

不计上述的问题，全球一体化起码在其中一个层面上是十分成功的。尽管发展中国家仍然受贫穷问题的困扰，但在过去十年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增加了一倍。问题只是在于，在这些新的经济体系里，仍然欠缺了可持续性的要素——这些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国家在发展中欠缺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而同时，在富庶国家，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只积聚在资本所有者而非劳工里。在发达国家，劳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已是历史的新低，反之资本所有者的比率则是历史新高。此外，单在劳工的层面来看，利益主要只是分配在高收入阶层上，甚至不惜牺牲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这埋下了一个巨大危机。现时经济的力量掌握在资本所有者上，但是政治力量则转移到支持劳工上。这促使贸易保护主义越趋扩张，尤其是在美国。

全球一体，利益不均

过去的25年是一个迅速转变的年代，由高通胀到低通胀，由停滞的生产力增长到迅速的增长，由封闭形经济转为开放形经济。改变与变革一定有结束的一天。环球经济及金融市场上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当低通胀终止，当生产力不再增长，全球化到了它结构性的界限时，未来该如何发展。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后过度时期未必一定会造成高通胀，停滞不前的生产力增长或贸易保护主义的扩张。结果可能只会造成温和的通胀，足够的生产力增长，和稳定的全球贸易量与国民生产总值比率。虽然环球经济的活力可能会减少，但这并不代表经济发展会重新陷入困局中。

这几个重要的课题及过度时期何时会来临仍然未有定断。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发达国家如何维持生产力，发展中国家消费型经济的发展，包括气候改变对世界的影响，还有针对人口老化的金融解决方案。无疑，现时世界已有越来越完善的机制去面对目前的挑战。事实上，回顾过去的二十五年，最令我吃惊的是世界转变的速度，世界怎样在短期内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如生产力和全球化以及很快地结束了大通货膨胀。这都证明了经济史上的一个真理，就是历久常新的转变只会愈来愈迅速。就像摩尔定律一样，要预测下一波的时间压缩是十分艰难的，但是这却一定会发生。

现在的世界跟25年前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在1982年的时候，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到未来的发展。我幸运地见证到这个迅速转变的年代，亦乐在其中，这段宝贵的经验不是任何东西所能取代的。现在的亚洲将会是未来另一个转变的齿轮。我的角色将会改变，但是我的目光不会。请继续留意我未来的分析吧。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前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现为该公司亚洲区主席］

1982年和2007年，构成了我作为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的经历之窗。1982年，各界所注视的是美国二战后因经济衰退所造成的高通胀1万亿的经济。到了现在，全世界都把目光放在低通胀，整合度更高的52万亿的全球经济上。这25年间，我在摩根士丹利当经济学家的这段日子正好见证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代。

这25年来，经济的发展有着三个重要的里程碑。首先，就是25年来异常的低通货膨胀。我初在摩根士丹利工作时，美国两位数的高通胀率刚好慢慢降低。紧随着在1980至1981年12%的通胀率，82年仅6%的通胀率令不少经济学家感到畅快。但是有趣的是，当时根本没有人相信低通胀率将会持续。而令人惊讶地，美国的通胀率在80年代一直维持在3.5%的水平，众人也慢慢遗忘了那个大通货膨胀的时代。这是导致往后多年股票市场牛市的主因。因通胀率的缩减，美国30年债券的利率也降低了一半，从83年初的11%下跌到现在的5%，而标准普尔500指数亦于同期有十五倍的增长。

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们想尽办法希望消除大通货膨胀。转念想来，解决方法其实十分简单，只要强硬地紧缩银根。但是，这需要远大的目光及很大的勇气才能实行。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尔在1981年时便把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1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银行打击高通胀的能力较它们保存低通胀要强。虽然新的货币纪律有效地监控通胀及通胀预期，但是信息技术革命及全球化这两股新的力量，却有可能使低通胀转化成通缩。90年代的日本就是陷入了这个困境中，而美国在十年后也差点步上它的后尘，这两者都是资产泡沫爆破后的一个必然过程。从近年来多泡沫的症状中, 可看出政府官员对控制低通胀经济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政府官员也必须小心避免由过低利率造成流动性主导的陷阱中。

美国生产力的提升与停滞

第二个里程碑就是美国生产力的恢复。我初在摩根士丹利工作时，当时生产力的增长大体为1%，但现在已提高到2.5%。对此，各方各界都有不同的解释。部分专家认为这是由于美国经济固有的适应力、创造力、冒险精神及宽松的管制而造成的。也有专家认为这是基于资本深化及成本的减少，资本代替了劳力，技术平台也转变了，这些也同时促成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

我在90年代初十分支持第一种说法，不幸地在90年代中我也是最早放弃这种理论的人之一。这是我预测生涯中一个最大的错误。我所担心的是，美国企业过分节省成本，会造成空洞化的危机，减低了它们在美国及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可是，我却没有意识到电子商贸带来了极大规模和持久的转变。信息时代的新技术使生产力大幅度增加, 也大大加强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90年代美国生产力的恢复大出众人所料。80年代末期，不少人都认为美国经济强国的地位将被日本及德国取代，但是事实却偏偏相反。90年初期，日本和德国都经历了极其严峻的经济重组，而美国经济则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到了2007年中，各界又有新的争论。美国生产力增长已降至1%。这究竟是结构性还是周期性的问题，各界仍没有达成共识。

美国经济增长的放慢解释了这其中周期性的原因。资本持续深化及2000年至2003年信息科技占设备总支出高达51%，这些都反映出信息科技所带来的生产力可能已经见顶。与此同时，日本及德国生产力的增长正慢慢复苏。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环球市场里的竞争力可能迅速消失。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数年所需要留意的。

而这25年来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全球一体化。1982年跟2007年有着巨大的变化。25年前，全球贸易量只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8%。但是现在，这比例已上升到32%。不论是经济学家、战略决策者、政治人物、商业领袖及其它舆论都无法完全明白和解释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全球化非但不能造成一个极乐世界, 反而带来了经常帐户失衡、贫富悬殊、贸易紧张等，这些都有可能对环球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

不计上述的问题，全球一体化起码在其中一个层面上是十分成功的。尽管发展中国家仍然受贫穷问题的困扰，但在过去十年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增加了一倍。问题只是在于，在这些新的经济体系里，仍然欠缺了可持续性的要素——这些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国家在发展中欠缺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而同时，在富庶国家，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只积聚在资本所有者而非劳工里。在发达国家，劳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已是历史的新低，反之资本所有者的比率则是历史新高。此外，单在劳工的层面来看，利益主要只是分配在高收入阶层上，甚至不惜牺牲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这埋下了一个巨大危机。现时经济的力量掌握在资本所有者上，但是政治力量则转移到支持劳工上。这促使贸易保护主义越趋扩张，尤其是在美国。

全球一体，利益不均

过去的25年是一个迅速转变的年代，由高通胀到低通胀，由停滞的生产力增长到迅速的增长，由封闭形经济转为开放形经济。改变与变革一定有结束的一天。环球经济及金融市场上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当低通胀终止，当生产力不再增长，全球化到了它结构性的界限时，未来该如何发展。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后过度时期未必一定会造成高通胀，停滞不前的生产力增长或贸易保护主义的扩张。结果可能只会造成温和的通胀，足够的生产力增长，和稳定的全球贸易量与国民生产总值比率。虽然环球经济的活力可能会减少，但这并不代表经济发展会重新陷入困局中。

这几个重要的课题及过度时期何时会来临仍然未有定断。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发达国家如何维持生产力，发展中国家消费型经济的发展，包括气候改变对世界的影响，还有针对人口老化的金融解决方案。无疑，现时世界已有越来越完善的机制去面对目前的挑战。事实上，回顾过去的二十五年，最令我吃惊的是世界转变的速度，世界怎样在短期内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如生产力和全球化以及很快地结束了大通货膨胀。这都证明了经济史上的一个真理，就是历久常新的转变只会愈来愈迅速。就像摩尔定律一样，要预测下一波的时间压缩是十分艰难的，但是这却一定会发生。

现在的世界跟25年前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在1982年的时候，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到未来的发展。我幸运地见证到这个迅速转变的年代，亦乐在其中，这段宝贵的经验不是任何东西所能取代的。现在的亚洲将会是未来另一个转变的齿轮。我的角色将会改变，但是我的目光不会。请继续留意我未来的分析吧。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前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现为该公司亚洲区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