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6年10月16日在上海举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林毅夫出席并演讲。

　　林毅夫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其以金砖国家、新加坡、韩国等例子分析称，部分国家并没有中国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但同样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甚至下滑幅度比中国还大，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引起的需求不足。林毅夫还预测说，发达国家由于政治的拖累，很可能陷入如日本那样长达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的经济放缓。

　　在谈到如何提振中国经济时，林毅夫建议适度扩大积极财政政策以提供需求。其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补短板”产业的投资，例如高端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等等。在林毅夫看来，适度的投资可以使得扩大需求，使得企业增加利润，降低杠杆。

　　以下为演讲实录：

　　林毅夫：老师们，同学们，企业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上午在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来谈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机遇和挑战。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讲，当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怎么去理解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节节下滑。

　　大家知道201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9%，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而且也是从1979年以来第一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六年下滑，而且下滑的压力还继续存在。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只有6.7%。这样一个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的情况，引起了国内国际上的高度关注。中国人都讲“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所以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讲，关心中国的经济前途很关键的是要去了解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基本原因在于外部性、周期性

　　现在国内跟国外的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的下滑是自己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结构的问题所引起的。所谓体制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比重还太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不高。所谓机制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这只是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但是改革还没有完全落实，还有太多政府的干预。增长模式是说中国的投资比重太高，造成消费不增长，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所谓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产能太大要去产能，库存太多要去库存，企业的杠杆率太高要降杠杆，企业的经营成本太多，要降成本，还有不少其他事项。

　　这些问题都存在是个事实，也确实会对中国经济的效率等方面产生影响，但这个是不是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呢？我个人倒认为不见得。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而且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就会发现这个看法并不难证明，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同样发展程度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同一个时期里的经济表现。

　　中国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是6.9%，确实下滑了。但是可以看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在2015年的时候它的增长速度是负3.8%。跟我们一样是下滑的，但是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要大。俄罗斯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4.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负3.7%，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大。印度，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3%，2015年的时候增长是7.6%，7.6%当然比我们6.9%高，但它同样是从10.3%降到7.6%，跟我们是一样的。跟我们的表现一样，说明一定是有共同外部性的，周期性的。

　　最能证明我的观点的是亚洲那些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新加坡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5.2%，在2015年的增长是5.92%，跟我们一样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大。韩国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2015年增长速度只剩下2.6%，跟我们一样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厉害。他们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它是没有的，但它表现的形式跟我们完全一样。那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而且是周期性的。

　　那实际上再想也不难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发达国家过去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3%点多，到现在普遍是2%，或者2%以下，美国好一点，也不过是2.7%，而且是在高失业的状况。美国统计失业率是5%，但它劳动参与率仍少了三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的家庭在过去这八年时间里面，基本没增长，而且大家知道美国、欧洲的金融危机爆发最主要的原因是家庭负债太高引起的。所以在危机之后，他们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要增加储蓄，所以消费增长非常慢，导致需求非常少。

　　我们知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际贸易的增长一般是在国际GDP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现在国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比国际经济增长速度更慢。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影响我们的出口，也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影响像东亚那些高收入、高表现，但出口比较大的经济体的出口，这是经济大大放缓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发达国家将陷入日本式长达十五年的增长放缓

　　第二个是在2008年的时候，出现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2008年11月底，20国首脑的第一次峰会上大家决议，回去以后采取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支持一些投资，来启动经济。但是这些投资经过五年、六年、七年，基本上项目都完成了，但是国际经济还没有复苏，在这种状况之下，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如果没有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那投资增长率肯定下滑。我们国内是这样的，其他国家经济体跟我们也是一样的。

　　国民经济增长由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出口增长、一个是消费增长，从消费增长率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就业状况比较好，家庭收入增长比较高。比如像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6.9%，但是家庭社会增长是7.5%，维持我们消费增长在8%左右，这也就是说我们还能维持6.9%，7%左右的增长的原因，其他国家的家庭、就业情况没有我们好，家庭收入没有我们好，那家庭消费增长更慢，经济下滑的幅度就比我们快。

　　我想我实事求是讲，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肯定有大家关心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但是对过去这连续六年到今年是第七年，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主要原因，应该讲是外部性，周期性为主的。展望未来，发达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十五年，或者二十年更长的经济增长的放缓，因为在政治的考虑之下，他们的结构性改革没有办法推行下去。

　　建议适度扩大积极财政政策以提供需求

　　展望未来的中国经济，从外需那一部分确实是不可乐观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是要更多的靠内需。并且中国确实也有不少体制机制结构的问题要改革，所以我们应该像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之下，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而且我认为适度扩大总需求跟结构性改革并不是矛盾、是相辅相成的。现在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那补短板是什么？就是我们经济当中有很多短板，比如制造业确实有很多产能过剩，但是我们的产能都在中低端，比如说2015年单单进口的机械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都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我们当然要往高端产业去升级，这就要靠投资推动需求。还有基础设施建设，6月份的下几场大雨，很多城市淹水、环境恶化，这都需要投资去解决。还有城镇化，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在80%以上，农民要进城，就需要住房，公共服务就需要投资，而且投资经济回报率跟社会回报率不高，投资需要钱，我们资金的状况相对也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很多是搞投资，都是有资产，我们的负债是很低的。其他国家政府负债超过百分之一百以上，所以我们适度扩大积极财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目前政府财政状况相对好一点，可以用政府投资的钱来撬动民间投资，我们还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要进口产品，我们是有前景的。

　　所以把这些有利的条件做好了以后，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长，那就能够创造就业，能够增加家庭收入，家庭收入能增加，消费就会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在这种状况下，我想实现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只要我们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这些投资都是补短板的投资，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义之一。而且如果可以做到补短板的投资，去产能就会容易做。如果我们维持合理的投资的增长，这些去产能部门需求的增长，过剩产能就少了，去产能就容易。

　　然后再来讲去杠杆，现在杠杆最高的行业是哪些？也都是这些建材行业，如果我们投资需求，如果有增长，然后这些建材的价格稍微往上扬，那么这些建材行业有利润存在，那它杠杆率就会下降。如果维持合理的投资增长跟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对住房需求就会增加，产能过剩就会容易来做。所以这种从补短板开始的投资，本身其实也是去产能去杠杆的投资。而且如果家庭收入比较好，那每一个家庭对住房的需求就会增长，所以住房的库存就会被消化掉。

　　展望未来，我们确实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如果我们把当前经济下降的主要原因看清楚，然后对症下药，这样不仅能够维持我们经济的中高速的合理增长，并且在这个增长的过程当中，它本身就是调整结构改革的要义，那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会同样的得到提高。谢谢。

• 来源|新浪财经

　　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6年10月16日在上海举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林毅夫出席并演讲。

　　林毅夫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其以金砖国家、新加坡、韩国等例子分析称，部分国家并没有中国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但同样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甚至下滑幅度比中国还大，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引起的需求不足。林毅夫还预测说，发达国家由于政治的拖累，很可能陷入如日本那样长达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的经济放缓。

　　在谈到如何提振中国经济时，林毅夫建议适度扩大积极财政政策以提供需求。其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补短板”产业的投资，例如高端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等等。在林毅夫看来，适度的投资可以使得扩大需求，使得企业增加利润，降低杠杆。

　　以下为演讲实录：

　　林毅夫：老师们，同学们，企业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上午在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来谈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机遇和挑战。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讲，当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怎么去理解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节节下滑。

　　大家知道201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9%，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而且也是从1979年以来第一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六年下滑，而且下滑的压力还继续存在。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只有6.7%。这样一个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的情况，引起了国内国际上的高度关注。中国人都讲“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所以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讲，关心中国的经济前途很关键的是要去了解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基本原因在于外部性、周期性

　　现在国内跟国外的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的下滑是自己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结构的问题所引起的。所谓体制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比重还太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不高。所谓机制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这只是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但是改革还没有完全落实，还有太多政府的干预。增长模式是说中国的投资比重太高，造成消费不增长，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所谓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产能太大要去产能，库存太多要去库存，企业的杠杆率太高要降杠杆，企业的经营成本太多，要降成本，还有不少其他事项。

　　这些问题都存在是个事实，也确实会对中国经济的效率等方面产生影响，但这个是不是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呢？我个人倒认为不见得。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而且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就会发现这个看法并不难证明，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同样发展程度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同一个时期里的经济表现。

　　中国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是6.9%，确实下滑了。但是可以看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在2015年的时候它的增长速度是负3.8%。跟我们一样是下滑的，但是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要大。俄罗斯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4.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负3.7%，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大。印度，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3%，2015年的时候增长是7.6%，7.6%当然比我们6.9%高，但它同样是从10.3%降到7.6%，跟我们是一样的。跟我们的表现一样，说明一定是有共同外部性的，周期性的。

　　最能证明我的观点的是亚洲那些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新加坡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5.2%，在2015年的增长是5.92%，跟我们一样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大。韩国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2015年增长速度只剩下2.6%，跟我们一样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厉害。他们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它是没有的，但它表现的形式跟我们完全一样。那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而且是周期性的。

　　那实际上再想也不难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发达国家过去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3%点多，到现在普遍是2%，或者2%以下，美国好一点，也不过是2.7%，而且是在高失业的状况。美国统计失业率是5%，但它劳动参与率仍少了三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的家庭在过去这八年时间里面，基本没增长，而且大家知道美国、欧洲的金融危机爆发最主要的原因是家庭负债太高引起的。所以在危机之后，他们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要增加储蓄，所以消费增长非常慢，导致需求非常少。

　　我们知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际贸易的增长一般是在国际GDP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现在国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比国际经济增长速度更慢。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影响我们的出口，也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影响像东亚那些高收入、高表现，但出口比较大的经济体的出口，这是经济大大放缓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发达国家将陷入日本式长达十五年的增长放缓

　　第二个是在2008年的时候，出现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2008年11月底，20国首脑的第一次峰会上大家决议，回去以后采取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支持一些投资，来启动经济。但是这些投资经过五年、六年、七年，基本上项目都完成了，但是国际经济还没有复苏，在这种状况之下，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如果没有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那投资增长率肯定下滑。我们国内是这样的，其他国家经济体跟我们也是一样的。

　　国民经济增长由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出口增长、一个是消费增长，从消费增长率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就业状况比较好，家庭收入增长比较高。比如像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6.9%，但是家庭社会增长是7.5%，维持我们消费增长在8%左右，这也就是说我们还能维持6.9%，7%左右的增长的原因，其他国家的家庭、就业情况没有我们好，家庭收入没有我们好，那家庭消费增长更慢，经济下滑的幅度就比我们快。

　　我想我实事求是讲，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肯定有大家关心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但是对过去这连续六年到今年是第七年，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主要原因，应该讲是外部性，周期性为主的。展望未来，发达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十五年，或者二十年更长的经济增长的放缓，因为在政治的考虑之下，他们的结构性改革没有办法推行下去。

　　建议适度扩大积极财政政策以提供需求

　　展望未来的中国经济，从外需那一部分确实是不可乐观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是要更多的靠内需。并且中国确实也有不少体制机制结构的问题要改革，所以我们应该像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之下，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而且我认为适度扩大总需求跟结构性改革并不是矛盾、是相辅相成的。现在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那补短板是什么？就是我们经济当中有很多短板，比如制造业确实有很多产能过剩，但是我们的产能都在中低端，比如说2015年单单进口的机械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都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我们当然要往高端产业去升级，这就要靠投资推动需求。还有基础设施建设，6月份的下几场大雨，很多城市淹水、环境恶化，这都需要投资去解决。还有城镇化，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在80%以上，农民要进城，就需要住房，公共服务就需要投资，而且投资经济回报率跟社会回报率不高，投资需要钱，我们资金的状况相对也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很多是搞投资，都是有资产，我们的负债是很低的。其他国家政府负债超过百分之一百以上，所以我们适度扩大积极财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目前政府财政状况相对好一点，可以用政府投资的钱来撬动民间投资，我们还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要进口产品，我们是有前景的。

　　所以把这些有利的条件做好了以后，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长，那就能够创造就业，能够增加家庭收入，家庭收入能增加，消费就会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在这种状况下，我想实现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只要我们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这些投资都是补短板的投资，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义之一。而且如果可以做到补短板的投资，去产能就会容易做。如果我们维持合理的投资的增长，这些去产能部门需求的增长，过剩产能就少了，去产能就容易。

　　然后再来讲去杠杆，现在杠杆最高的行业是哪些？也都是这些建材行业，如果我们投资需求，如果有增长，然后这些建材的价格稍微往上扬，那么这些建材行业有利润存在，那它杠杆率就会下降。如果维持合理的投资增长跟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对住房需求就会增加，产能过剩就会容易来做。所以这种从补短板开始的投资，本身其实也是去产能去杠杆的投资。而且如果家庭收入比较好，那每一个家庭对住房的需求就会增长，所以住房的库存就会被消化掉。

　　展望未来，我们确实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如果我们把当前经济下降的主要原因看清楚，然后对症下药，这样不仅能够维持我们经济的中高速的合理增长，并且在这个增长的过程当中，它本身就是调整结构改革的要义，那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会同样的得到提高。谢谢。

•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