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家族办公室这个领域里的许多人来说，投资的黄金标准一直是以两所常青藤大学：哈佛和耶鲁的捐赠基金为示范的。多年来，这两所学校在发展投资组合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长期及短期成就，而投资组合的收益是这两所大学年度运营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捐赠基金都投资在了相对保守、大多为上市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上。但是，从本已十分富裕的捐赠基金中获取越来越多的收益用于大学发展几乎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哈佛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学捐赠基金，在2009年的财政年度中，总额达260亿美元，但是相比前一年的369亿美元还有所下降。耶鲁的投资组合在2009财政年度中为163亿美元，相比2008年财政年度的229亿美元也有所减少。哈佛和耶鲁都是顶级的教育机构，都从校友和其他捐赠者手中获得了充裕的捐赠基金。然而，近些年来它们对捐赠的投资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也许最明显的区别是两所学校采取的总体设计和方法。大卫,斯文森负责耶鲁的捐赠和投资已经超过20年了。他给投资的“耶鲁模式”作出了定义。当他从华尔街走进耶鲁时，捐赠的投资组合相比今天显得太普通了。但是，斯文森倡导通过另类投资来提高捐赠基金的收益。斯文森本人是耶鲁校友，很早就在非传统资产方面取得了成功，例PE、对冲基金和大宗商品。他的想法站稳了脚跟。之后不久，许多常青藤学校和其他大学也开始配置类似的投资组合。
哈佛采用不同的方法，成立了哈佛管理公司——一个由大学完全持股，但却独立的法人实体，其主要任务就是管理捐赠资金。多年来，该公司因为付给其专业投资人相当高额的薪酬而受到猛烈的批评。
但是，原本可能是有一些优点的想法在21世纪初期那些令人炫目的日子里走过了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不会因为过大的超额收益和过于精巧的商业模式而被市场所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耶鲁和哈佛通过投资建立了数额巨大的捐赠基金，连捐赠者或许都无法预见。普通的读者，而不是校董和投资经理，可能会渐渐觉得把校友捐赠的诚心诚意的钱投入林业或者高科技套利工具中显得对他们有点不尊重。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整个捐赠行业是不是已经像华尔街那样陷入过剩危机，因为人们已经忘记了捐赠的最主要目的是给学校提供一笔稳定的收入。在任何情况下，这两所学校，特别是哈佛，越来越依靠从捐赠基金上获取收益来作为运营预算。
在不多的几年内，耶鲁和哈佛的投资组合价值都获得了可观的增长。但是，由于受到2008年经济衰退的冲击，两家捐赠基金的损失到2009年6月30日为止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28.2%下跌持平。有人可能会说，所有这些复杂的机制设计无助于可持续的更高收益，而事实上却造成了更多的损失，并以PE和对冲基金缺乏流动性的形式，甚至以投资组合中某些创业投资所要求的附加基金的形式体现出来。
多数大学都建立了政策性投资组合，基本上是一种由董事会批准的目标资产配置模型，为投资经理提供了指引。哈佛为了应对捐赠资金的大量损失作出了一些变革，拓宽了其采用的混合投资模型。这样，三分之一的投资组合将在内部进行管理。从2000年财政年度的政策投资组合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增加的变革。捐赠基金更少地配置在对冲基金和大宗商品上，并少量地增加了现金的持有量。
然而，资产配置转向现金凸显了单一家族办公室(SFO)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果资产大部分都以现金形式存在，那么家族办公室还有什么意义呢?成立SFO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过积极的管理投资组合来获得比现金或指数基金可能产生更多的收益。底线是：除了钱，需要有个理由来赋予家族办公室意义和目的。
所以，此处的教训似乎在于，只关注收益而把其他方面的风险搁置一边会导致灾难的降临。如果要保护SFO资产的话，盯紧其他变量是很重要的。例如，聘用为数众多的投资经理并不代表资产已经分散管理。采用真正的整体方式管理资产组合才是应对任何潜在经济事件的最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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