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汇丰控股集团主席、英国汇丰银行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在清华经管学院就“金钱与道德”、“金融与哲学”的命题发表演讲，你似乎听到一个金融牧师在布道。

葛林在汇丰银行工作了26年，被誉为“创造神话的银行职员”，他此行还带来了他的新作《金融的王道》（Good Value）。葛林坦言，不认同所谓的金融阴谋论，真正的美好的价值，真正的金融的王道并不是在于短期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创造价值，而是说如何来进行长期的发展，如何来配合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提问：现在在中国的公众心目中有这样一种看法，所谓国际金融就是西方国家在利用金融工具对中国的财富进行劫掠或者是偷窃，您如何看待这样所谓的阴谋论？

葛霖：我并不认为在这里边有任何的阴谋，因为如果你看一下那些国际上的大银行和西方的银行，你会看到它们之间在进行非常激烈的竞争，而且它们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显著的不同和差异。事实上，中国现在是实现了振兴，而且在每一个领域——实际上，我应该说的是中国的再次复兴。也许是20年吧，中国将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这个会对国际上的政治关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哥本哈根的谈判，还有关于贸易，关于投资，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些场合，中国的声音是越来越强大。

不过，现在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代替另一个超级大国的问题。现在是进入了由几个国家发挥作用的时期，这个也是正常的历史时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就是，他们之间应该如何彼此相处，应该如何建设性地彼此分担解决世界上经济问题的责任。这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是在21世纪，我们的议程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提问：一个关于信念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葛霖主席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家之一，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葛霖先生也是一位牧师。在金融界，银行家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您如何在金融家的身份和您的信念之中做一个平衡？

葛霖：汇丰在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有30多万名员工，其中有好些人在中国工作。大家的生活观都是有差异的，有些人认为是好的，有些人认为无所谓。我个人认为，不管观念的差异有多大，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够做好事，能够去做那些真正的、他们觉得有价值的那些事情。同时，也非常在乎有自己的这样一份事业，来为社会做贡献。诚然，有一些人认为金钱就是一切，在银行家当中，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分红的问题。事实上，还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来实现自我的满足感。这种自我的满足感来源于我们真正认为那些是好的事情。

提问：这种信念能否从根本上阻止这种危机？或者说，Good Value若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公之于世，对于阻止这场危机的到来会更加行之有效？

葛霖：在金融危机里面，的确暴露出来一些道德的问题。其实，这个危机是有一些好处的。好处之一，就是提醒我们，必须去了解根本价值到底是什么，根本价值绝不仅仅在于赚钱。另外，也给很多企业一个启示。近几年来，有太多的企业、银行，他们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就定义为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收益。这种界定是不足的，企业必须要了解它所做的事情到底对经济、对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贡献。诚然，办企业并不是办慈善，企业也需要盈利，这样一场危机也是在提醒他们去思考，到底他们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到底他们的初衷是什么。

同时，它也使我们反思，到底是哪些特点使得我们成为了人类。我觉得对于文化、历史、艺术，这些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下如何能够成为更好的，更充实的人。去了解一下应该怎么样更好地和其他的人进行互动，怎么样互相学习，从而更好地成长。如果我们忽视了在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精神的一方面，而只是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工作中，那我们就丧失了作为人的特点。

提问：作为汇丰的主席，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你怎么把这种价值观让集团所有的员工，主流的文化都会往这个方向靠？

葛霖：我同意，这的确是领导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确保企业的文化以及企业的伦理道德的重点放在真正的经济社会的价值方面。对于汇丰而言，有两点。第一点，我们不一定在这方面总是做得非常的好。我们会对自己说，这个业务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种方面去做，我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要不断对自己进行评判，而不是我做的事情总是正确的；第二点，董事会必须对这些具体的事情感兴趣。我所做的，是汇丰每年两次的企业董事会议的时候，会对企业的价值观进行一个整体的讨论，会去评估一下，人们对我们价值观有什么看法，这不仅包括我们内部员工的看法，也包括外部人员的看法。

提问：汇丰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一方面需要和高管业绩相匹配的金融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要面对过高的高管薪酬的一种愤怒心情，如何平衡？

葛霖：首先，我们所提供的薪酬必须是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也是符合股东以及所有者利益的，公平的，适当的。其次，第二个，在这个行业里面，如果回想一下危机之前的那段蓬勃发展的时间，的确高管的薪酬和奖金是扭曲的，给他们提供的薪酬很多是第一天所得到的利润，却没有考虑这样的复杂的结构给公司带来的风险。经历这样的危机之后，很多的政府，比如像伦敦已经出台了措施，确保给高管支付薪酬的时候，要考虑到相应的风险存在。所以，这样的扭曲是会被消除的。

提问：从某种角度来说，全球化是人类从一开始就有的。在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感受到的，全球化对人类的冲击。您觉得既然它不可避免，那么怎么样的方式才是公平公允、长期稳定的？

葛霖：全球化这样一个进程已经发展了有好几千年了，并不是由哪一个人单独去控制的这样一个进程。因为，人类与生俱来就有一个倾向跟趋势，就是喜欢去贸易、去交流、去做生意。所以说，并不是由哪一个人来控制这样一个进程。因此，全球化对人类来说，造成的影响是有好有坏。好的影响是能够促进人类的发展，人类的福祉。不好的影响，可能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使一些人更边缘化。

在过去的20年到30年中，每个国家都经历了收入不均加剧的挑战，富人越来越富，同时有很多人越来越贫困，没有享受到经济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在中国也是如此。其实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出台了一系列的造福于农村地区的政策。比如说去发展农村地区，改善它们的医疗、教育以及金融服务，这些都是为了促进公平的发展，来促进社会的和谐，包括经济发展的和谐以及社会发展的和谐。

3月19日，汇丰控股集团主席、英国汇丰银行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在清华经管学院就“金钱与道德”、“金融与哲学”的命题发表演讲，你似乎听到一个金融牧师在布道。

葛林在汇丰银行工作了26年，被誉为“创造神话的银行职员”，他此行还带来了他的新作《金融的王道》（Good Value）。葛林坦言，不认同所谓的金融阴谋论，真正的美好的价值，真正的金融的王道并不是在于短期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创造价值，而是说如何来进行长期的发展，如何来配合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提问：现在在中国的公众心目中有这样一种看法，所谓国际金融就是西方国家在利用金融工具对中国的财富进行劫掠或者是偷窃，您如何看待这样所谓的阴谋论？

葛霖：我并不认为在这里边有任何的阴谋，因为如果你看一下那些国际上的大银行和西方的银行，你会看到它们之间在进行非常激烈的竞争，而且它们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显著的不同和差异。事实上，中国现在是实现了振兴，而且在每一个领域——实际上，我应该说的是中国的再次复兴。也许是20年吧，中国将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这个会对国际上的政治关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哥本哈根的谈判，还有关于贸易，关于投资，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些场合，中国的声音是越来越强大。

不过，现在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代替另一个超级大国的问题。现在是进入了由几个国家发挥作用的时期，这个也是正常的历史时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就是，他们之间应该如何彼此相处，应该如何建设性地彼此分担解决世界上经济问题的责任。这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是在21世纪，我们的议程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提问：一个关于信念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葛霖主席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家之一，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葛霖先生也是一位牧师。在金融界，银行家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您如何在金融家的身份和您的信念之中做一个平衡？

葛霖：汇丰在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有30多万名员工，其中有好些人在中国工作。大家的生活观都是有差异的，有些人认为是好的，有些人认为无所谓。我个人认为，不管观念的差异有多大，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够做好事，能够去做那些真正的、他们觉得有价值的那些事情。同时，也非常在乎有自己的这样一份事业，来为社会做贡献。诚然，有一些人认为金钱就是一切，在银行家当中，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分红的问题。事实上，还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来实现自我的满足感。这种自我的满足感来源于我们真正认为那些是好的事情。

提问：这种信念能否从根本上阻止这种危机？或者说，Good Value若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公之于世，对于阻止这场危机的到来会更加行之有效？

葛霖：在金融危机里面，的确暴露出来一些道德的问题。其实，这个危机是有一些好处的。好处之一，就是提醒我们，必须去了解根本价值到底是什么，根本价值绝不仅仅在于赚钱。另外，也给很多企业一个启示。近几年来，有太多的企业、银行，他们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就定义为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收益。这种界定是不足的，企业必须要了解它所做的事情到底对经济、对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贡献。诚然，办企业并不是办慈善，企业也需要盈利，这样一场危机也是在提醒他们去思考，到底他们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到底他们的初衷是什么。

同时，它也使我们反思，到底是哪些特点使得我们成为了人类。我觉得对于文化、历史、艺术，这些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下如何能够成为更好的，更充实的人。去了解一下应该怎么样更好地和其他的人进行互动，怎么样互相学习，从而更好地成长。如果我们忽视了在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精神的一方面，而只是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工作中，那我们就丧失了作为人的特点。

提问：作为汇丰的主席，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你怎么把这种价值观让集团所有的员工，主流的文化都会往这个方向靠？

葛霖：我同意，这的确是领导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确保企业的文化以及企业的伦理道德的重点放在真正的经济社会的价值方面。对于汇丰而言，有两点。第一点，我们不一定在这方面总是做得非常的好。我们会对自己说，这个业务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种方面去做，我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要不断对自己进行评判，而不是我做的事情总是正确的；第二点，董事会必须对这些具体的事情感兴趣。我所做的，是汇丰每年两次的企业董事会议的时候，会对企业的价值观进行一个整体的讨论，会去评估一下，人们对我们价值观有什么看法，这不仅包括我们内部员工的看法，也包括外部人员的看法。

提问：汇丰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一方面需要和高管业绩相匹配的金融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要面对过高的高管薪酬的一种愤怒心情，如何平衡？

葛霖：首先，我们所提供的薪酬必须是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也是符合股东以及所有者利益的，公平的，适当的。其次，第二个，在这个行业里面，如果回想一下危机之前的那段蓬勃发展的时间，的确高管的薪酬和奖金是扭曲的，给他们提供的薪酬很多是第一天所得到的利润，却没有考虑这样的复杂的结构给公司带来的风险。经历这样的危机之后，很多的政府，比如像伦敦已经出台了措施，确保给高管支付薪酬的时候，要考虑到相应的风险存在。所以，这样的扭曲是会被消除的。

提问：从某种角度来说，全球化是人类从一开始就有的。在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感受到的，全球化对人类的冲击。您觉得既然它不可避免，那么怎么样的方式才是公平公允、长期稳定的？

葛霖：全球化这样一个进程已经发展了有好几千年了，并不是由哪一个人单独去控制的这样一个进程。因为，人类与生俱来就有一个倾向跟趋势，就是喜欢去贸易、去交流、去做生意。所以说，并不是由哪一个人来控制这样一个进程。因此，全球化对人类来说，造成的影响是有好有坏。好的影响是能够促进人类的发展，人类的福祉。不好的影响，可能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使一些人更边缘化。

在过去的20年到30年中，每个国家都经历了收入不均加剧的挑战，富人越来越富，同时有很多人越来越贫困，没有享受到经济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在中国也是如此。其实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出台了一系列的造福于农村地区的政策。比如说去发展农村地区，改善它们的医疗、教育以及金融服务，这些都是为了促进公平的发展，来促进社会的和谐，包括经济发展的和谐以及社会发展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