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境外上市备忘录四：外资VC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中国的第一波互联网热潮，伴随着三大门户网站的上市而达到了高潮。第一波互联网热潮，除了使得境外上市的概念得以普及之外，另一个伴生现象就是风险投资（VC）开始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

当年，张朝阳仅仅因为向美国投资人讲述了一个故事即获得风险投资的经历，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传奇。1996年11月，张朝阳获得第一笔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22.5万美元天使投资[1]，1998年4月，张朝阳获得第二笔来自因特尔投资、IDG等机构的220万美元风险投资。张朝阳也因此被称之为中国“引进风险投资第一人”。

自此以后，国外的风险投资机构陆续投资到中国的IT业。不仅当时的三大门户无一例外获得境外的VC投资，其他大量的IT企业也获得了数额不等的VC投资。携程、盛大、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的后起之秀，都是在1999-2000年先后获得来自境外的风险投资。IDG、软银、红杉、ING霸菱、德丰杰（DFJ）、因特尔投资等等，开始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外资VC机构。熊晓鸽、孙正义、阎焱、徐新以及后来的沈南鹏，成为外资VC的代表人物。

正是这些机构和投资人，日后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境外上市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1999-2000年期间，在第一波互联网上市热的光芒之外，其实还隐藏着境外上市的第二梯队——通讯梯队。这个梯队里，除了最早上市的民企侨兴环球，还有名噪一时的亚信及UT斯达康，他们同于2000年3月3日在纳斯达克上市。他们各自的创始人田溯宁、吴鹰，日后也成了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回顾这一阶段的民营企业上市历程，不难发现这样一些共同特征：他们中的明星企业创始人大多有着海归背景、从事着科技行业、创业阶段即和境外风险投资有紧密联系。因而，他们是知识和资本相结合的典范。

伴随第一批民营企业境外上市而崛起的人物中，张朝阳、丁磊、王志东、田溯宁、吴鹰等等，皆带有很强烈的知识精英色彩，因而在传统民营企业家的眼里，境外上市似乎还离他们很遥远。这些人物是时代的弄潮儿，可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并无想法去效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批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境外上市，未能给传统民营企业形成很强烈的示范效应。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客观因素是，大部分传统的民营企业还尚处于“闯江湖”阶段，靠着利润留存进行着滚动式发展，因而金融需求还不甚强烈，资本意识还尚处于萌芽状态。

在2000年以前，由于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的数量还非常稀少，因而民企境外上市的监管问题并未显现出来。当时针对企业境外上市的主要监管文件就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管理的通知》（1997年第21号，俗称“红筹指引”），其实这个文件的初衷主要是为了监管国企红筹。

2000年1月，民营企业裕兴电脑在香港的上市，成为政府监管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的一个转折点。该公司的大股东通过购买外籍身份的方式，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收购境内的企业，意图绕过“红筹指引”的相关规定实现境外上市。

鉴于裕兴电脑的个案，为了明确民营企业红筹上市的监管问题，2000年6月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涉及境内权益的境外公司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年第72号，俗称“无异议函”），要求民营企业境外红筹上市必须取得证监会的“无异议函”。此文件的生效，正式开启了政府对民营企业红筹上市的监管。

[1] 1996年11月，张朝阳从麻省理工两教授处获得一笔22.5万美元的投资，据说最终只到位了17万美元，这被认为是中国企业获得的第一笔风险投资。

民企境外上市备忘录四：外资VC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中国的第一波互联网热潮，伴随着三大门户网站的上市而达到了高潮。第一波互联网热潮，除了使得境外上市的概念得以普及之外，另一个伴生现象就是风险投资（VC）开始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

当年，张朝阳仅仅因为向美国投资人讲述了一个故事即获得风险投资的经历，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传奇。1996年11月，张朝阳获得第一笔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22.5万美元天使投资[1]，1998年4月，张朝阳获得第二笔来自因特尔投资、IDG等机构的220万美元风险投资。张朝阳也因此被称之为中国“引进风险投资第一人”。

自此以后，国外的风险投资机构陆续投资到中国的IT业。不仅当时的三大门户无一例外获得境外的VC投资，其他大量的IT企业也获得了数额不等的VC投资。携程、盛大、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的后起之秀，都是在1999-2000年先后获得来自境外的风险投资。IDG、软银、红杉、ING霸菱、德丰杰（DFJ）、因特尔投资等等，开始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外资VC机构。熊晓鸽、孙正义、阎焱、徐新以及后来的沈南鹏，成为外资VC的代表人物。

正是这些机构和投资人，日后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境外上市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1999-2000年期间，在第一波互联网上市热的光芒之外，其实还隐藏着境外上市的第二梯队——通讯梯队。这个梯队里，除了最早上市的民企侨兴环球，还有名噪一时的亚信及UT斯达康，他们同于2000年3月3日在纳斯达克上市。他们各自的创始人田溯宁、吴鹰，日后也成了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回顾这一阶段的民营企业上市历程，不难发现这样一些共同特征：他们中的明星企业创始人大多有着海归背景、从事着科技行业、创业阶段即和境外风险投资有紧密联系。因而，他们是知识和资本相结合的典范。

伴随第一批民营企业境外上市而崛起的人物中，张朝阳、丁磊、王志东、田溯宁、吴鹰等等，皆带有很强烈的知识精英色彩，因而在传统民营企业家的眼里，境外上市似乎还离他们很遥远。这些人物是时代的弄潮儿，可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并无想法去效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批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境外上市，未能给传统民营企业形成很强烈的示范效应。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客观因素是，大部分传统的民营企业还尚处于“闯江湖”阶段，靠着利润留存进行着滚动式发展，因而金融需求还不甚强烈，资本意识还尚处于萌芽状态。

在2000年以前，由于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的数量还非常稀少，因而民企境外上市的监管问题并未显现出来。当时针对企业境外上市的主要监管文件就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管理的通知》（1997年第21号，俗称“红筹指引”），其实这个文件的初衷主要是为了监管国企红筹。

2000年1月，民营企业裕兴电脑在香港的上市，成为政府监管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的一个转折点。该公司的大股东通过购买外籍身份的方式，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收购境内的企业，意图绕过“红筹指引”的相关规定实现境外上市。

鉴于裕兴电脑的个案，为了明确民营企业红筹上市的监管问题，2000年6月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涉及境内权益的境外公司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年第72号，俗称“无异议函”），要求民营企业境外红筹上市必须取得证监会的“无异议函”。此文件的生效，正式开启了政府对民营企业红筹上市的监管。

[1] 1996年11月，张朝阳从麻省理工两教授处获得一笔22.5万美元的投资，据说最终只到位了17万美元，这被认为是中国企业获得的第一笔风险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