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思想劝教。

　　诸管理者遇有所属工作不甚积极，或乏有创造性时，常误以属下思想愚钝或不明大道，故好以“师者”身份劝教其下，喜以上课、开会等方式教育下属，或以名人轶事助励其志，或引经据典助明其理，或举个人事迹助顿其悟，或以谈心交流助释其惑，自认如此即可使人谋其职、勤其事、敬其业。亦有四院张挂名人名言，或独创理念使人背记，或使诸法强化“文化”认同，自以如此即可使人爱岗敬业、爱企如家，殊不知“大家都是聪明人”之理。劝教之法多用于教化五尺竖子，用于教化成人犹似露水之说徒显无力。大业之成，非劝教可得。如若劝教可谋事，兵家岂有血争乎？世人皆知理，明知是理而不为，只因一故：利。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然，孔子乃圣人，我等皆为圣人乎？故孔子复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古有云：“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意而能之”，“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我等皆凡人，虽求理，甚求利。是以，欲以劝教谋取下属积极性者，纵使其论力透纸背、其理刻骨镂心，终显苍白无力。且，劝教之说，多为愚民之说。管理者劝教其下，欲之所求，非下属积极性创造性，乃求一劳永逸而安享其成，此非愚民复为何乎？其民复受愚乎？故而，欲以劝教愚民者，常自愚。

　　第二类，道德绑架。

　　诸管理者遇有所属工作不谋其职、不勤其事、不尽其能时，常误以属下其德不尚或其品不端，故好以“绑匪”身份绑架下属，喜以扣帽、揪辫等方式拷问其德。如，遇有斤斤计较、不愿吃亏者，必言其无牺牲奉献精神；遇有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者，必言其无爱岗敬业精神；遇有隔岸观火、置身事外者，必言其无集体大局意识；遇有独善其身、不好助人者，必言其无团结协助意识，等等。殊不知，绑架人德实为不德。管理者绑架下属道德，其所求者，欲使下属如驴拉磨般只勤事、不求欲而已；其之所为，奴役其下而已。此如救人者，若以“知恩图报”绑架人德而求索取以逞其欲，实为不德。余且认为：交往即交易。如，恋爱即为感情交易谈判，婚姻为感情垄断交易，婚外恋即打破垄断交易，离婚则终止交易，等等。交易之事若值，人必为之；其若不值，必不为之。是以，下属若有工作不谋其职、不勤其事、不尽其能者，非无德也，交易不值而已。司马迁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故而，交易不值，纵使德尚，亦不往矣。

　　第三类，人情关爱。

　　此类管理者多有“士为知己者死”观念，误以为关爱即能催生感情，有感情必能积极工作。故喜举“人性化管理”之旗力行仁君之风，遇人皆能安老怀少，遇困皆能送汤送水，遇难皆能推食解衣，纵使下属无事亦嘘寒问暖、体恤入微，甚至效法吴起“含血吮疮”，欲以此为换得“感动、感情”而促使下属倾心勤业。视下如伤虽为上者德养，却非谋治正解。关爱虽可感人一时，却未能感人一世。欲得一人心，关爱之举尚可为之一二；若取众人心，关爱之举犹如杯水车薪，徒劳无益。且，人生于世，皆图自强而不欲受助、受恩于人，况且世人饮水思源、结草衔环者不多，“饥则附人，饱便高扬”者不少。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即天道，顺适人之天性即顺应天道，非关爱也。喜举“人性化管理”之旗者，皆误以人性即仁，殊不知，人性乃趋利避害，非仁也。韩非子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复曰：“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谋治具矣”。商鞅亦云：“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是以，人性者，趋利避害而已。若能顺适趋利避害人性，谋治大事必成。

　　第四类，躬亲垂范。

　　常言道：“言教不如身教”，诸管理者为求其下倾心勤业，故好于身先士卒、事必躬亲，误以为“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认定此举必能激发下属积极性。殊不知“动车组”更快，且，时下诸汽车，少有前轮驱动而快者。古人所言“正身率下”者，即为正德、正纲、正责而已，非万事躬亲率下。正德者，言不逆理、行不悖义；正纲者，贴律奉法、公秉执律；正责者，克尽厥职、善其本务。是以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且，积极性源自趋利避害人性，下属所趋之事、所避之事非管理者躬亲与否。此如秦始皇横扫六国，其居深宫不亲征，秦民却“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秦卒则“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好以躬亲垂范而率下者，多有失职渎职之嫌。余且认为：上者谋势，下者谋事。上者谋势，力使何处？荀子曰：“法者，治之端也”；管子曰：“法者，天下之仪”；《黄帝经》有云：“法度者,政之至也”；《商君书》亦云：“民本,法也”；孔明曰：“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刘基曰：“纪纲,脉也”；洪仁玕曰：“最强之邦，由法善也”。是以，上者谋势，力谋治法之势而已，非躬亲率下也。

　　第五类，厚待其遇。

　　诸管理者自以为世人皆知恩必图报、安居必乐业，故好以“施主”身份厚待下属，或犒予高酬，或恩予福惠，闲来无事或聚食聚乐，或游历山水，节庆之时亦不忘赏封、赠物。误以此举必使下属倾心谋业。殊不知，“人心不足蛇吞象”。重金之下虽有勇士，但重金之上绝无勇士；厚禄使人安心，安心却未必尽心。人性趋利者，因利而趋之，非得利而趋之；得利而趋者，古今未有。且，予人优待必使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终使怀安丧志、好逸恶劳，有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训。

　　第六类，严惩威逼。

　　遇有“仁君”之举未及奏效则大行“暴君”之举以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下属谋事稍有懈怠及瑕疵者，轻则怒斥、棒喝、罚俸，重则贬职、罢官、驱逐，试以威逼之举激活下属积极性。此举貌似顺应避害人性。然，趋利与避害浑然一体、相辅相成，而非泾渭分明、各自为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者得利退者受害。若无趋利之诱，仅置避害之事，其局必为“苛政猛于虎”而使众人消极避害。且，此举亦易生人怨，管理者若遇危难，暗笑窃喜、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雪上加霜者绝不止一二。言明一点：管理者经营一群人，而非治理一囹圄。

　　第一类，思想劝教。

　　诸管理者遇有所属工作不甚积极，或乏有创造性时，常误以属下思想愚钝或不明大道，故好以“师者”身份劝教其下，喜以上课、开会等方式教育下属，或以名人轶事助励其志，或引经据典助明其理，或举个人事迹助顿其悟，或以谈心交流助释其惑，自认如此即可使人谋其职、勤其事、敬其业。亦有四院张挂名人名言，或独创理念使人背记，或使诸法强化“文化”认同，自以如此即可使人爱岗敬业、爱企如家，殊不知“大家都是聪明人”之理。劝教之法多用于教化五尺竖子，用于教化成人犹似露水之说徒显无力。大业之成，非劝教可得。如若劝教可谋事，兵家岂有血争乎？世人皆知理，明知是理而不为，只因一故：利。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然，孔子乃圣人，我等皆为圣人乎？故孔子复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古有云：“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意而能之”，“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我等皆凡人，虽求理，甚求利。是以，欲以劝教谋取下属积极性者，纵使其论力透纸背、其理刻骨镂心，终显苍白无力。且，劝教之说，多为愚民之说。管理者劝教其下，欲之所求，非下属积极性创造性，乃求一劳永逸而安享其成，此非愚民复为何乎？其民复受愚乎？故而，欲以劝教愚民者，常自愚。

　　第二类，道德绑架。

　　诸管理者遇有所属工作不谋其职、不勤其事、不尽其能时，常误以属下其德不尚或其品不端，故好以“绑匪”身份绑架下属，喜以扣帽、揪辫等方式拷问其德。如，遇有斤斤计较、不愿吃亏者，必言其无牺牲奉献精神；遇有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者，必言其无爱岗敬业精神；遇有隔岸观火、置身事外者，必言其无集体大局意识；遇有独善其身、不好助人者，必言其无团结协助意识，等等。殊不知，绑架人德实为不德。管理者绑架下属道德，其所求者，欲使下属如驴拉磨般只勤事、不求欲而已；其之所为，奴役其下而已。此如救人者，若以“知恩图报”绑架人德而求索取以逞其欲，实为不德。余且认为：交往即交易。如，恋爱即为感情交易谈判，婚姻为感情垄断交易，婚外恋即打破垄断交易，离婚则终止交易，等等。交易之事若值，人必为之；其若不值，必不为之。是以，下属若有工作不谋其职、不勤其事、不尽其能者，非无德也，交易不值而已。司马迁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故而，交易不值，纵使德尚，亦不往矣。

　　第三类，人情关爱。

　　此类管理者多有“士为知己者死”观念，误以为关爱即能催生感情，有感情必能积极工作。故喜举“人性化管理”之旗力行仁君之风，遇人皆能安老怀少，遇困皆能送汤送水，遇难皆能推食解衣，纵使下属无事亦嘘寒问暖、体恤入微，甚至效法吴起“含血吮疮”，欲以此为换得“感动、感情”而促使下属倾心勤业。视下如伤虽为上者德养，却非谋治正解。关爱虽可感人一时，却未能感人一世。欲得一人心，关爱之举尚可为之一二；若取众人心，关爱之举犹如杯水车薪，徒劳无益。且，人生于世，皆图自强而不欲受助、受恩于人，况且世人饮水思源、结草衔环者不多，“饥则附人，饱便高扬”者不少。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即天道，顺适人之天性即顺应天道，非关爱也。喜举“人性化管理”之旗者，皆误以人性即仁，殊不知，人性乃趋利避害，非仁也。韩非子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复曰：“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谋治具矣”。商鞅亦云：“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是以，人性者，趋利避害而已。若能顺适趋利避害人性，谋治大事必成。

　　第四类，躬亲垂范。

　　常言道：“言教不如身教”，诸管理者为求其下倾心勤业，故好于身先士卒、事必躬亲，误以为“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认定此举必能激发下属积极性。殊不知“动车组”更快，且，时下诸汽车，少有前轮驱动而快者。古人所言“正身率下”者，即为正德、正纲、正责而已，非万事躬亲率下。正德者，言不逆理、行不悖义；正纲者，贴律奉法、公秉执律；正责者，克尽厥职、善其本务。是以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且，积极性源自趋利避害人性，下属所趋之事、所避之事非管理者躬亲与否。此如秦始皇横扫六国，其居深宫不亲征，秦民却“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秦卒则“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好以躬亲垂范而率下者，多有失职渎职之嫌。余且认为：上者谋势，下者谋事。上者谋势，力使何处？荀子曰：“法者，治之端也”；管子曰：“法者，天下之仪”；《黄帝经》有云：“法度者,政之至也”；《商君书》亦云：“民本,法也”；孔明曰：“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刘基曰：“纪纲,脉也”；洪仁玕曰：“最强之邦，由法善也”。是以，上者谋势，力谋治法之势而已，非躬亲率下也。

　　第五类，厚待其遇。

　　诸管理者自以为世人皆知恩必图报、安居必乐业，故好以“施主”身份厚待下属，或犒予高酬，或恩予福惠，闲来无事或聚食聚乐，或游历山水，节庆之时亦不忘赏封、赠物。误以此举必使下属倾心谋业。殊不知，“人心不足蛇吞象”。重金之下虽有勇士，但重金之上绝无勇士；厚禄使人安心，安心却未必尽心。人性趋利者，因利而趋之，非得利而趋之；得利而趋者，古今未有。且，予人优待必使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终使怀安丧志、好逸恶劳，有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训。

　　第六类，严惩威逼。

　　遇有“仁君”之举未及奏效则大行“暴君”之举以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下属谋事稍有懈怠及瑕疵者，轻则怒斥、棒喝、罚俸，重则贬职、罢官、驱逐，试以威逼之举激活下属积极性。此举貌似顺应避害人性。然，趋利与避害浑然一体、相辅相成，而非泾渭分明、各自为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者得利退者受害。若无趋利之诱，仅置避害之事，其局必为“苛政猛于虎”而使众人消极避害。且，此举亦易生人怨，管理者若遇危难，暗笑窃喜、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雪上加霜者绝不止一二。言明一点：管理者经营一群人，而非治理一囹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