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晨
著名财经作家，晨读书局创始人
《经济学人·商论》原总编辑。

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提出人的思考分为“系统1”和“系统2”，已经成为行为经济学最基本的认知框架：系统1依靠直觉，是百万年进化的结果，帮助人快速决策，却也常常展现非理性的一面，表现出各种偏见；系统2则是理性思考，是人类过去几万年进步的结晶。在《看不见的大象》中，卡诺瓦以大象和骑象人来比喻系统1和系统2，更加形象。他认为，人的大脑主要由两位成员组成：一是大象，代表情绪表达、边缘系统、条件反射和自发选择，是古老进化的产物；另一个则是骑象人，是大脑的新皮层部分，负责语言表达和长期规划。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哪些情况下应该让脑中的大象发挥作用？在哪些情况下又该听从骑象人的指挥？

《看不见的大象》的开拓之处在于利用行为经济学的思考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公共政策中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明明知道一些公共政策会带来长期收效——比如应对气候变暖必须减少碳排放，这样才能让子孙后代不用担心极端天气频发等各种自然灾害——却并不会主动配合这些政策采取行动，或者缺乏行动力。

古语说得好，勿以善小而不为！但很多时候，我们总会觉得个人的力量很微小，集体行动并不会缺了我一个人就做不成，或者攻坚克难的事情只靠一个人成不了事。如何改变这一观点，推动更多人加入集体行动？这就需要去分析集体行动背后的行为动力学。

导致集体行动乏力的原因很多，可以归结于几方面。

第一，我们倾向于关注短期而忽略长期。我们乐于活在当下，而不愿意思考长远的事情。过去100年新闻媒体所塑造的即时性让我们对长期缓慢的问题无感（温水煮青蛙的问题）。而过去十几年社交媒体的兴起，也导致我们的注意力日益缩减。

第二，集体行动难的问题。总有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轻则搭便车，别人出力干活，自己捡便宜；更有甚者，只从自己利益出发，认为只要别人减排了，自己哪怕继续排放也不会带来大问题。只是如果人人为自己，事情就不可为了。

第三，对气候变暖这样的复杂问题还是存在认知的不同。比如很多人并不认为碳减排是大问题，因为对他们而言，气候变暖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微小的变量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很难做精确的预测。既然短期预测不准，他们就很难相信长期不作为真会带来灾难。

针对集体行动问题，《看不见的大象》提出了我们需要从人类群体行为动力学来思考如何推动集体行动。就好像行为学告诉我们，人类并不是理性人或经济人一样，通过对人类的进化分析不难发现，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他们有合作性，具备超越族群与陌生人合作的能力。因此，核心问题变成了如何推动（助推）人们去合作？

一方面可以诉诸人类本身具备的平等和正义这样朴素的感情，而这些感情恰恰是经历了几十万年进化，人类在协作过程中固化在脑中的大象。行为学中很著名的“最后通牒”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人如果感受到分配不公平，哪怕让自己受损，也不能眼见着别人占便宜。在这个实验中，有100元的奖金，由甲来决定如何与乙分配，乙决定是否接受。如果甲决定五五分配，或者四六开，乙一般会接受，但如果甲决定留给自己90元，只给乙10元，在很多情况下乙就会选择不接受，虽然按照经济人的假设，即使甲给乙1元，乙也应该接受，因为这是意外之财。但脑中大象对公平的执着会让乙放弃这份额外的收益。

从平等和正义的观念出发，可以得出要想推动集体行动，需要加入互惠概念的结论。互惠强调只有在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相信其他成员也会采取合作行动时才能起作用。一个集体意识超越个人利益的人，愿意在集体中积极承担一定责任的人，只有在确信有很高比例的合作者时，才会选择合作。

另一方面则要思考如何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即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很渺小，改变不了大局，就因此不作为。卡诺瓦提出临界值的观点，即只要有足够多的人认为自己的努力能带来改变，他们就会选择加入行善（遵从自身对于公平和正义的朴素认知）的事业中，不再理会其他人。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推广垃圾分类，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觉得垃圾分类有助于环保，哪怕还是有几个邻居乱放垃圾，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付诸行动，践行分类垃圾。这背后当然也会有同侪压力（peer?pressure）的因素。同样，当大城市开始推广汽车在斑马线礼让行人时候，当更多司机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时，也会让遵从变得更普遍。这就是“足够”的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临界点更快出现。

在推动集体行为时，我们也需要避免出现两种错误的思维。一是集体惰性，我们一边期待着有人站出来做些什么，一边抱怨着事情没有改变，为我们的不作为找些简单的借口。二是将推动集体行为的临界值想象得过高，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想法想要得到广泛传播，并不需要得到超过半数人的同意。

最后回到认知问题，我们也需要追问一下，我们要采取的行动是否更依赖较高的认识水平，需要增加向公民提供的信息量？还是过多的信息阻碍了人们的行动，所以需要进行“大脑清理”，比如提供更加聚焦的信息，或者更加能打动人的信息？在信息爆炸时代，信息过载也可能成为阻碍集体行为的障碍。

作者：吴晨
著名财经作家，晨读书局创始人
《经济学人·商论》原总编辑。

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提出人的思考分为“系统1”和“系统2”，已经成为行为经济学最基本的认知框架：系统1依靠直觉，是百万年进化的结果，帮助人快速决策，却也常常展现非理性的一面，表现出各种偏见；系统2则是理性思考，是人类过去几万年进步的结晶。在《看不见的大象》中，卡诺瓦以大象和骑象人来比喻系统1和系统2，更加形象。他认为，人的大脑主要由两位成员组成：一是大象，代表情绪表达、边缘系统、条件反射和自发选择，是古老进化的产物；另一个则是骑象人，是大脑的新皮层部分，负责语言表达和长期规划。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哪些情况下应该让脑中的大象发挥作用？在哪些情况下又该听从骑象人的指挥？

《看不见的大象》的开拓之处在于利用行为经济学的思考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公共政策中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明明知道一些公共政策会带来长期收效——比如应对气候变暖必须减少碳排放，这样才能让子孙后代不用担心极端天气频发等各种自然灾害——却并不会主动配合这些政策采取行动，或者缺乏行动力。

古语说得好，勿以善小而不为！但很多时候，我们总会觉得个人的力量很微小，集体行动并不会缺了我一个人就做不成，或者攻坚克难的事情只靠一个人成不了事。如何改变这一观点，推动更多人加入集体行动？这就需要去分析集体行动背后的行为动力学。

导致集体行动乏力的原因很多，可以归结于几方面。

第一，我们倾向于关注短期而忽略长期。我们乐于活在当下，而不愿意思考长远的事情。过去100年新闻媒体所塑造的即时性让我们对长期缓慢的问题无感（温水煮青蛙的问题）。而过去十几年社交媒体的兴起，也导致我们的注意力日益缩减。

第二，集体行动难的问题。总有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轻则搭便车，别人出力干活，自己捡便宜；更有甚者，只从自己利益出发，认为只要别人减排了，自己哪怕继续排放也不会带来大问题。只是如果人人为自己，事情就不可为了。

第三，对气候变暖这样的复杂问题还是存在认知的不同。比如很多人并不认为碳减排是大问题，因为对他们而言，气候变暖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微小的变量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很难做精确的预测。既然短期预测不准，他们就很难相信长期不作为真会带来灾难。

针对集体行动问题，《看不见的大象》提出了我们需要从人类群体行为动力学来思考如何推动集体行动。就好像行为学告诉我们，人类并不是理性人或经济人一样，通过对人类的进化分析不难发现，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他们有合作性，具备超越族群与陌生人合作的能力。因此，核心问题变成了如何推动（助推）人们去合作？

一方面可以诉诸人类本身具备的平等和正义这样朴素的感情，而这些感情恰恰是经历了几十万年进化，人类在协作过程中固化在脑中的大象。行为学中很著名的“最后通牒”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人如果感受到分配不公平，哪怕让自己受损，也不能眼见着别人占便宜。在这个实验中，有100元的奖金，由甲来决定如何与乙分配，乙决定是否接受。如果甲决定五五分配，或者四六开，乙一般会接受，但如果甲决定留给自己90元，只给乙10元，在很多情况下乙就会选择不接受，虽然按照经济人的假设，即使甲给乙1元，乙也应该接受，因为这是意外之财。但脑中大象对公平的执着会让乙放弃这份额外的收益。

从平等和正义的观念出发，可以得出要想推动集体行动，需要加入互惠概念的结论。互惠强调只有在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相信其他成员也会采取合作行动时才能起作用。一个集体意识超越个人利益的人，愿意在集体中积极承担一定责任的人，只有在确信有很高比例的合作者时，才会选择合作。

另一方面则要思考如何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即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很渺小，改变不了大局，就因此不作为。卡诺瓦提出临界值的观点，即只要有足够多的人认为自己的努力能带来改变，他们就会选择加入行善（遵从自身对于公平和正义的朴素认知）的事业中，不再理会其他人。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推广垃圾分类，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觉得垃圾分类有助于环保，哪怕还是有几个邻居乱放垃圾，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付诸行动，践行分类垃圾。这背后当然也会有同侪压力（peer?pressure）的因素。同样，当大城市开始推广汽车在斑马线礼让行人时候，当更多司机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时，也会让遵从变得更普遍。这就是“足够”的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临界点更快出现。

在推动集体行为时，我们也需要避免出现两种错误的思维。一是集体惰性，我们一边期待着有人站出来做些什么，一边抱怨着事情没有改变，为我们的不作为找些简单的借口。二是将推动集体行为的临界值想象得过高，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想法想要得到广泛传播，并不需要得到超过半数人的同意。

最后回到认知问题，我们也需要追问一下，我们要采取的行动是否更依赖较高的认识水平，需要增加向公民提供的信息量？还是过多的信息阻碍了人们的行动，所以需要进行“大脑清理”，比如提供更加聚焦的信息，或者更加能打动人的信息？在信息爆炸时代，信息过载也可能成为阻碍集体行为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