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借着一次赴厦门出差之机，笔者跟一位从事鞋子出口多年的老朋友交流。大家很快谈到了人民币汇率话题。进入2011年，人民币中间价屡破新高，近日更冲破了6.6大关。到底这样的汇率对于出口商有什么影响？老朋友的回答令人惊讶，他称，人民币再升值10%，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大。他们最担心的不是汇率问题，而是新一代的农民工“给钱都不愿意加班”。因此他们公司正考虑将产业向内陆转移。

　　拿鞋业来说，即使人民币再升值10%，也可以把增加成本全部转移至美国进口商头上，实际涨价也不到一美元，美方仍有非常高的利润率，只相当于美国进口商进行了小幅让利，所以说影响不大。其实从去年富士康与苹果的价值链上，大家已能对这种现象有所理解。

　　有人担心美国人不愿承担这种汇率成本，从而移师越南或其他东南亚国家——不用担心，因为过去几年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了，特别是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实际升幅已高达20%多，精明的美国人已经在寻找新的制造基地。但他们很快发现，上述市场的物流配送体系与整个基础设施建设比中国要落后好几年，而且越南等地的劳动者不像中国的农民工这般勤奋，愿意接受高强度加班。算下来，其实成本并不便宜多少。

　　有一些中国出口商认为，这种情况至少在未来的10年还不会改变。那么，10年之后会如何？没有人知道。

　　相对于汇率成本的上扬，目前一些出口商更担心新一代农民工在承受高强度劳动方面的忍耐力。中国的鞋子出口商们发现，新一代劳动力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在提升，愿意连续高强度加班的工人正在逐渐减少，有一些人开始“给钱都不干”。

　　和上一代农民工不同，现在这一代的农民工家里兄弟姐妹并不多，养家糊口的压力小，加上上一辈的打工者已经为家里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其在当地的生活水平未必困苦。这些人忍受高强度工作状态的忍耐力有限，也情有可原。

　　这种现象的出现，笔者认为颇值得讨论。一方面，它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已令部分农民工家庭摆脱了过去的极度贫困状态，令他们开始注意收入与休闲的平衡；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中国出口商在提升农民工待遇方面仍有所不足，如果说“给钱都不干”，是否可以理解为资方提供的待遇不足呢？

　　再深入一点说，这一代农民工是否应该像上一代那样忍受高强度的连续加班呢？对于这一点，笔者持保留意见。对于生活得更美好的追求是每个人的权利，上一代农民工那么勤奋，不就是为了他们的下一代能够过得更好些吗？如果未来30年的出口仍要靠农民工的高强度加班来支持，那么中国的进步体现在何处？

　　笔者以为，中国出口商不担心汇率升值、反担心民工荒，恰恰说明了一点：缺乏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要为“民工荒”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它令市场无法很好地起到资源调配的作用——那些早该转型，或向更先进技术升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仍可以通过压榨中国的劳动力来生存；而那些拥有技术含量的出口企业，尽管拥有更高的议价空间，却难免受限于劳动力紧缺。

　　如何解决中国出口商们的担忧呢？对于这些“给钱都不干”的新一代劳动者，笔者的理解是，关键还是出口商自己要转变：要么改进流程，减少加班频率；要么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提至让这些农民工愿意加班的地步。这两点肯定都不容易，但长期来看，却又是必需的。

　　不久前，借着一次赴厦门出差之机，笔者跟一位从事鞋子出口多年的老朋友交流。大家很快谈到了人民币汇率话题。进入2011年，人民币中间价屡破新高，近日更冲破了6.6大关。到底这样的汇率对于出口商有什么影响？老朋友的回答令人惊讶，他称，人民币再升值10%，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大。他们最担心的不是汇率问题，而是新一代的农民工“给钱都不愿意加班”。因此他们公司正考虑将产业向内陆转移。

　　拿鞋业来说，即使人民币再升值10%，也可以把增加成本全部转移至美国进口商头上，实际涨价也不到一美元，美方仍有非常高的利润率，只相当于美国进口商进行了小幅让利，所以说影响不大。其实从去年富士康与苹果的价值链上，大家已能对这种现象有所理解。

　　有人担心美国人不愿承担这种汇率成本，从而移师越南或其他东南亚国家——不用担心，因为过去几年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了，特别是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实际升幅已高达20%多，精明的美国人已经在寻找新的制造基地。但他们很快发现，上述市场的物流配送体系与整个基础设施建设比中国要落后好几年，而且越南等地的劳动者不像中国的农民工这般勤奋，愿意接受高强度加班。算下来，其实成本并不便宜多少。

　　有一些中国出口商认为，这种情况至少在未来的10年还不会改变。那么，10年之后会如何？没有人知道。

　　相对于汇率成本的上扬，目前一些出口商更担心新一代农民工在承受高强度劳动方面的忍耐力。中国的鞋子出口商们发现，新一代劳动力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在提升，愿意连续高强度加班的工人正在逐渐减少，有一些人开始“给钱都不干”。

　　和上一代农民工不同，现在这一代的农民工家里兄弟姐妹并不多，养家糊口的压力小，加上上一辈的打工者已经为家里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其在当地的生活水平未必困苦。这些人忍受高强度工作状态的忍耐力有限，也情有可原。

　　这种现象的出现，笔者认为颇值得讨论。一方面，它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已令部分农民工家庭摆脱了过去的极度贫困状态，令他们开始注意收入与休闲的平衡；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中国出口商在提升农民工待遇方面仍有所不足，如果说“给钱都不干”，是否可以理解为资方提供的待遇不足呢？

　　再深入一点说，这一代农民工是否应该像上一代那样忍受高强度的连续加班呢？对于这一点，笔者持保留意见。对于生活得更美好的追求是每个人的权利，上一代农民工那么勤奋，不就是为了他们的下一代能够过得更好些吗？如果未来30年的出口仍要靠农民工的高强度加班来支持，那么中国的进步体现在何处？

　　笔者以为，中国出口商不担心汇率升值、反担心民工荒，恰恰说明了一点：缺乏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要为“民工荒”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它令市场无法很好地起到资源调配的作用——那些早该转型，或向更先进技术升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仍可以通过压榨中国的劳动力来生存；而那些拥有技术含量的出口企业，尽管拥有更高的议价空间，却难免受限于劳动力紧缺。

　　如何解决中国出口商们的担忧呢？对于这些“给钱都不干”的新一代劳动者，笔者的理解是，关键还是出口商自己要转变：要么改进流程，减少加班频率；要么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提至让这些农民工愿意加班的地步。这两点肯定都不容易，但长期来看，却又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