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1日　　来源：中国金融网

　　中国如何应对富豪原罪，从制度层面杜绝企业家形象集体崩溃，绝对是关乎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型课题。27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金融家与企业家国际俱乐部武汉酒会暨湖北金融家与企业家俱乐部酒会”上，世界能源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家与企业家国际俱乐部执行主席何世红表示，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建立企业家保护机制，促进社会进步。

　　近年来，中国好似流行企业家版的《变形记》，刚刚以英雄的姿态成为商业名流的杂志封面人物，却可能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甚至沦为阶下囚。何世红认为，中国企业家正在扮演经济改革“马前卒”的角色，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做得多错得也多。

　　何世红希望国家能给企业家营造一种实现价值的、更加宽松的环境，培育和保护企业家队伍。他说，企业家资源是稀有资源，培养一个企业家很不容易，政府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保护机制，自始至终进行引导，避免企业家走上弯路。他认为，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经济领域的许多政策法规并不是很健全,因此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们面临的政策性风险较美、欧国家要大的多。

　　其实早在2005年“两会”期间，代表们就提出相关建议：应营造有利企业家成长的环境，有意识地对企业家进行保护。他们认为，企业家在任何国家都属于稀缺的珍贵资源，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更是如此。国有企业要改革，私营经济要发展，大学生要就业，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国家的政策，更要有赖于企业家们不断的努力。长期以来，我国的企业家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之中，这显然与其稀缺的属性很不相配。

　　那么，对于那些出了事的企业家，是否可以“法外开恩”呢？

　　何世红认为，任何一个企业家对企业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法律操作和企业运行之间应当做谨慎的选择。“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高超的执法精神和执法能力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文明程度，以及法律在处理企业运行问题上的成熟度。”

　　何世红对当前一些企业家的落马，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社会学的命题。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着企业家的发家和落马模式，同样，这些模式也折射着中国社会的急遽变迁。黄光裕出了问题，有人说是不守规则惹的祸；李彦宏出了问题，有人说是股东要求利益回报逼的；牛根生出了问题，有人说真正的祸首是行业潜规则。但是在总结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大多在做实业的时候都很稳当，为什么功成名就后容易出事呢？

　　在何世红看来，这恰恰说明了我们在制度上的不完善性,中国缺乏一种保护企业家的有效机制。

　　如果一个企业家的倒下，要引起一个企业的坍塌，从而引发一个行业地震的话，我们是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考虑的更加成熟？培养一个企业家是要经过漫长的过程，而让一个企业家倒下的速度却是那么的快。一个企业的坍塌，引发的各类问题比一个企业家的倒下大若干倍，经营关闭、员工失业、税收下降、诚信危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知道有关部门是否综合考虑。更加可怕的是，一个个企业家倒下后告诉了人们一个新的问题：企业做大的风险十分可怕，谁还该做大？

　　11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知会国美，黄光裕因涉嫌经济案件接受警方调查，同时告知，黄光裕事件与国美无关。何世红说，这一知会，显示了北京警方执法能力和执法精神的成熟。

　　12月23日，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级公安经侦部门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

　　“如果说北京警方的作法透露出一种理性的色彩，那么郑少东的讲话，则开辟了我国在司法层面建立企业家保护机制的先河。”何世红对公安部的态度赞赏有加。

　　从这次经侦系统执法工作会的具体内容上看，不论是“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账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还是“要从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出发，根据必要与可行的原则，正确适用强制措施”，均在不久前刚刚闭幕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已有类似要求。

　　何世红认为，从法律角度来看，帮助与扶持企业发展属于经济领域事务，对涉嫌违法犯罪企业管理人员实施拘留、逮捕属于执法与司法事务范畴，二者并不矛盾，而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平行线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为企业创造良好生存、发展环境与对确实存在违法犯罪的企业高管采取必要法律行动，并不是对立关系，坚持前者并不必定要以否弃后者为前提。

　　“至关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原罪与企业本身无关。”何世红说，我们应该分清是非。

　　企业家犯罪了要抓，但其负责的企业，又直接决定着许多员工的饭碗，还有债权债务等诸多纠葛。从社会意义上说，企业不完全是哪一个人的，还承载着不少的社会功能。如果在执法过程当中不采取审慎态度，必将引起企业垮台、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的严重后果。 “当然，这都必须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降低执法可能带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何世红说。

　　何世红认为，中国企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同时也担负着重要社会责任。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领袖，是身系企业兴衰安危，关联成百上千人的失业就业。尤其是大企业高管，他们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贡献无与伦比，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局势。所以，如何看待和处理企业家的违规违章问题举足轻重。

　　当然，对于那些触犯了刑律的企业家，除加以法律制裁外，还应该给予严厉的压倒性经济制裁；对于那些可以救药的违规人物或企业，要采取一定赎罪措施，令其参与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何世红表示：“预防为先，这需要一整套必要的长效机制进行保障和规范。”　　

　 2008年12月31日　　来源：中国金融网

　　中国如何应对富豪原罪，从制度层面杜绝企业家形象集体崩溃，绝对是关乎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型课题。27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金融家与企业家国际俱乐部武汉酒会暨湖北金融家与企业家俱乐部酒会”上，世界能源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家与企业家国际俱乐部执行主席何世红表示，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建立企业家保护机制，促进社会进步。

　　近年来，中国好似流行企业家版的《变形记》，刚刚以英雄的姿态成为商业名流的杂志封面人物，却可能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甚至沦为阶下囚。何世红认为，中国企业家正在扮演经济改革“马前卒”的角色，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做得多错得也多。

　　何世红希望国家能给企业家营造一种实现价值的、更加宽松的环境，培育和保护企业家队伍。他说，企业家资源是稀有资源，培养一个企业家很不容易，政府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保护机制，自始至终进行引导，避免企业家走上弯路。他认为，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经济领域的许多政策法规并不是很健全,因此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们面临的政策性风险较美、欧国家要大的多。

　　其实早在2005年“两会”期间，代表们就提出相关建议：应营造有利企业家成长的环境，有意识地对企业家进行保护。他们认为，企业家在任何国家都属于稀缺的珍贵资源，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更是如此。国有企业要改革，私营经济要发展，大学生要就业，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国家的政策，更要有赖于企业家们不断的努力。长期以来，我国的企业家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之中，这显然与其稀缺的属性很不相配。

　　那么，对于那些出了事的企业家，是否可以“法外开恩”呢？

　　何世红认为，任何一个企业家对企业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法律操作和企业运行之间应当做谨慎的选择。“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高超的执法精神和执法能力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文明程度，以及法律在处理企业运行问题上的成熟度。”

　　何世红对当前一些企业家的落马，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社会学的命题。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着企业家的发家和落马模式，同样，这些模式也折射着中国社会的急遽变迁。黄光裕出了问题，有人说是不守规则惹的祸；李彦宏出了问题，有人说是股东要求利益回报逼的；牛根生出了问题，有人说真正的祸首是行业潜规则。但是在总结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大多在做实业的时候都很稳当，为什么功成名就后容易出事呢？

　　在何世红看来，这恰恰说明了我们在制度上的不完善性,中国缺乏一种保护企业家的有效机制。

　　如果一个企业家的倒下，要引起一个企业的坍塌，从而引发一个行业地震的话，我们是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考虑的更加成熟？培养一个企业家是要经过漫长的过程，而让一个企业家倒下的速度却是那么的快。一个企业的坍塌，引发的各类问题比一个企业家的倒下大若干倍，经营关闭、员工失业、税收下降、诚信危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知道有关部门是否综合考虑。更加可怕的是，一个个企业家倒下后告诉了人们一个新的问题：企业做大的风险十分可怕，谁还该做大？

　　11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知会国美，黄光裕因涉嫌经济案件接受警方调查，同时告知，黄光裕事件与国美无关。何世红说，这一知会，显示了北京警方执法能力和执法精神的成熟。

　　12月23日，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级公安经侦部门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

　　“如果说北京警方的作法透露出一种理性的色彩，那么郑少东的讲话，则开辟了我国在司法层面建立企业家保护机制的先河。”何世红对公安部的态度赞赏有加。

　　从这次经侦系统执法工作会的具体内容上看，不论是“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账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还是“要从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出发，根据必要与可行的原则，正确适用强制措施”，均在不久前刚刚闭幕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已有类似要求。

　　何世红认为，从法律角度来看，帮助与扶持企业发展属于经济领域事务，对涉嫌违法犯罪企业管理人员实施拘留、逮捕属于执法与司法事务范畴，二者并不矛盾，而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平行线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为企业创造良好生存、发展环境与对确实存在违法犯罪的企业高管采取必要法律行动，并不是对立关系，坚持前者并不必定要以否弃后者为前提。

　　“至关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原罪与企业本身无关。”何世红说，我们应该分清是非。

　　企业家犯罪了要抓，但其负责的企业，又直接决定着许多员工的饭碗，还有债权债务等诸多纠葛。从社会意义上说，企业不完全是哪一个人的，还承载着不少的社会功能。如果在执法过程当中不采取审慎态度，必将引起企业垮台、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的严重后果。 “当然，这都必须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降低执法可能带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何世红说。

　　何世红认为，中国企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同时也担负着重要社会责任。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领袖，是身系企业兴衰安危，关联成百上千人的失业就业。尤其是大企业高管，他们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贡献无与伦比，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局势。所以，如何看待和处理企业家的违规违章问题举足轻重。

　　当然，对于那些触犯了刑律的企业家，除加以法律制裁外，还应该给予严厉的压倒性经济制裁；对于那些可以救药的违规人物或企业，要采取一定赎罪措施，令其参与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何世红表示：“预防为先，这需要一整套必要的长效机制进行保障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