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官僚资本的演进史是一个很敏感而有趣的课题。这一资本集团往往与国有垄断资本有着天然的制度性互联，因此也是当今中国最需要警惕的一股力量。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否遏制这股力量的崛起与公开化，将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考察过去一百多年里的企业史，也许会得出一些对今天有些警示的结论。

在近现代的百年企业史上，出现了三个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岩，二是盛宣怀，三是孔宋家族。他们的身份都是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若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特点：

第一，胡雪岩在资产关系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他的财富大多来自为左宗棠采办军购，在这期间上下其手，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怀就官商难分了，官股私股交错在一起，用当时人对他的议论便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害则归公，利则归己”。而至孔宋一代，则是公开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担任的重要性也是日渐持重。胡雪岩不过是一个从二品顶戴的挂名道员，盛宣怀已是实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国行政之首脑，；两人主管国家财政的时间前后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资产，一个比一个更庞大，而且敛聚的效率越来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果说胡雪岩的化公为私还是盗窃式的，那么，盛宣怀就已经演进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则是手术刀式的精致切分。他们更善于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重大经济政策变革、重要发展机遇，往往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佳时机。官僚资本的累增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经济景气的高涨或暴跌，都是它进行扩张的机会点，它似乎只与动荡有关，孔宋财富最暴涨的时候正是国难民困的抗战八年期间。

第四，资产的增加呈金融化趋向。胡、盛的财富大多以实业的型态呈现，特别是盛宣怀――包括稍晚于他的周学熙等人，在办实业上很有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增量。而孔宋则对实业毫无兴趣，他们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从存量的社会资产――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产还是国际援助――中进行切割，因此，他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更小，正当性也更差，民愤也更大。

通过胡、盛及孔宋这三个案例的递进式暴发，我们不得不说，自晚清到民国，中央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力不是在减弱，而是在逐渐的加重，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

后人研究胡、盛以及孔宋这些“大怪物”（这是傅斯年对宋子文的“尊称”），不仅仅好奇于他们到底弄到了多少钱，而更在于他们是一些怎样的“制度性产物”。

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官商人物的批判往往趋向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发现，事实上，在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思想家们从来不相信有一种“彻底的恶”，中国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的基督神学里，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身，康德用“反常的恶意”来描述恶行为背后的、可理解的动机。因此阿伦特认为，“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对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须建筑在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上。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景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为――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本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19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政权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所以，当过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的经济学家何廉曾哀叹，孔宋下台，官僚资本“未伤毫末”。

在某种意义上，对官商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

在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官僚资本的演进史是一个很敏感而有趣的课题。这一资本集团往往与国有垄断资本有着天然的制度性互联，因此也是当今中国最需要警惕的一股力量。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否遏制这股力量的崛起与公开化，将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考察过去一百多年里的企业史，也许会得出一些对今天有些警示的结论。

在近现代的百年企业史上，出现了三个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岩，二是盛宣怀，三是孔宋家族。他们的身份都是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若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特点：

第一，胡雪岩在资产关系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他的财富大多来自为左宗棠采办军购，在这期间上下其手，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怀就官商难分了，官股私股交错在一起，用当时人对他的议论便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害则归公，利则归己”。而至孔宋一代，则是公开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担任的重要性也是日渐持重。胡雪岩不过是一个从二品顶戴的挂名道员，盛宣怀已是实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国行政之首脑，；两人主管国家财政的时间前后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资产，一个比一个更庞大，而且敛聚的效率越来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果说胡雪岩的化公为私还是盗窃式的，那么，盛宣怀就已经演进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则是手术刀式的精致切分。他们更善于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重大经济政策变革、重要发展机遇，往往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佳时机。官僚资本的累增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经济景气的高涨或暴跌，都是它进行扩张的机会点，它似乎只与动荡有关，孔宋财富最暴涨的时候正是国难民困的抗战八年期间。

第四，资产的增加呈金融化趋向。胡、盛的财富大多以实业的型态呈现，特别是盛宣怀――包括稍晚于他的周学熙等人，在办实业上很有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增量。而孔宋则对实业毫无兴趣，他们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从存量的社会资产――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产还是国际援助――中进行切割，因此，他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更小，正当性也更差，民愤也更大。

通过胡、盛及孔宋这三个案例的递进式暴发，我们不得不说，自晚清到民国，中央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力不是在减弱，而是在逐渐的加重，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

后人研究胡、盛以及孔宋这些“大怪物”（这是傅斯年对宋子文的“尊称”），不仅仅好奇于他们到底弄到了多少钱，而更在于他们是一些怎样的“制度性产物”。

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官商人物的批判往往趋向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发现，事实上，在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思想家们从来不相信有一种“彻底的恶”，中国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的基督神学里，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身，康德用“反常的恶意”来描述恶行为背后的、可理解的动机。因此阿伦特认为，“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对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须建筑在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上。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景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为――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本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19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政权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所以，当过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的经济学家何廉曾哀叹，孔宋下台，官僚资本“未伤毫末”。

在某种意义上，对官商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