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家族企业的民主传承：大午集团之难

发布者： Fei202004 2009/03/11 11:13

　　2009.03.11　　来源：服饰潭

　　那天，五个多小时的竞选活动，漫长而有序。几乎每一位竞选者都竭力陈述自己的业绩及能力，并提出新的奋斗指标、目标。终于，会场前方幕布上打出了新董事会成员名单。

　　而当新一任董事长、总经理、副董事长的名单公布时，场子里一阵轻轻的“哦”声——结果出来了。新一届董事会的15名成员中，上届董事长孙二午(大午的大弟)以617票、并由监事长提名，仍当选董事长；上届总经理刘平(大午夫人刘会茹的侄女)以592票、并由监事长提名，仍当选总经理；上届副董事长孙志华(大午的二弟)以618票仍为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理。原董事会董事、大午中学校长孙萌(大午的长子)也以628票高票留任董事。

　　“核心班子”并未发生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刚刚大学毕业两年、现任大午集团下属温泉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的孙硕(大午的次子)，在16名新竞选者中以第一名的票数(368票)首次进入董事会。

　　包括《中外管理》在内来自全国媒体的19名记者受邀全程跟踪，当然是要看看选举怎么个“民主”法。显然，过程与结局不能不令他们追问以下几个尖锐的问题：董事长、总经理为什么仍然由监事长提名？孙硕进入董事会的资格、条件是否成熟？选举的“可控”痕迹似乎太重，民主是目的还是工具……

　　“去家族化，才是沽名钓誉”

　　这天的晚饭，由企业给每位员工发送餐券就餐，以示祝贺新领导班子的成立。孙大午三兄弟和侄女刘平，在餐桌前举杯相碰，一饮而尽，会心一笑。就这样，一个家族的核心层、一个企业的核心层，再一次结结实实地拧在了一起。孙大午掩饰不住兴奋，连说：“没料到”。他没有料到的，是小儿子孙硕竟然也被选进董事会！

　　交流会上，《中外管理》随机请在场的12位董事谈谈孙硕能入选的理由可能是什么？结果更是让人“没料到”。第一位董事开口就说：“我没有投孙硕的票。”接下来，竟有9位董事相继表示他们也没有投孙硕的票！在他们看来，年轻的孙硕人品尤佳，工作中也显露了认真办事和善于动脑筋的少年成熟，但是董事会是决策机构，孙硕进入董事会显然还没有这个必要。而两位投了孙硕票的董事，恰恰都是与孙硕一起新进入董事会的年轻人。孙硕自己则回答：“我很抱歉，由于我的入选，挤占了别人的机会。”

　　给孙硕投票的既然不是高层干部，那么无疑是群众。

　　不过孙硕自己所在温泉中心的100多名员工中，有资格投票者也就只有20人，而孙硕的票数有300多张。显然，更多的是来自其他子公司普通群众的投票。现场考察的北京理工大学裴蓉教授分析：孙硕也在其他子公司工作过，至少年轻人与孙硕更容易产生心灵上的沟通，将来也有更多的机会与孙硕共事。

　　这时，孙硕的哥哥孙萌透露了当天晚上发生的一件小事：董事们都沉浸在喜悦中时，孙硕却没在饭桌前，而是亲自开车送一位普通员工回家，因为那位员工家里临时有事需要他赶回去。

　　在外人看来，孙大午的那番“开场白”里似乎包含着某种暗示。

　　有媒体问：选举与其说民主，还不如说是在保证家族所有权和统治权的前提下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孙大午坦然回答：“如果说我不愿意孙硕当选，不愿意搞家族化，为了迎合社会上的一些看法，把我弟弟换掉，让孩子退出，家族退出，那恰恰是一种自私！是一种沽名钓誉的行为！你们看到了，董事们不选孙硕，是因为他年轻，进企业时间短，还是小人物。当然我也没投他的票，说白了，我就不想让他上来。但是退一步讲，就是我的儿子当了董事长又有什么不好？如果我的儿子得到了大家拥护，我为什么不能认可他？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没有民主程序的时候，民主就是目的；有了充分的民主表达程序时，民主就是一种形式，一种监督。”

　　“我问自己，如果从狗洞里爬出来能得到自由，我会不会爬呢？我觉得我会爬！但从狗洞里爬出来，我还做人。在监狱里，生存的价值太低了！”

　　姓私？不姓私？

　　私营企业，家族企业，到底姓不姓“私”？这是孙大午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孙大午之所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文化根源。

　　大午之“难”

　　1985年，孙大午的妻子刘会茹和几个农户合伙，以每亩六元钱的价格承包了一片荒滩地。从养1000只鸡、54头猪，用本村的名字开办了一家“郎五庄养殖场”，企业起步了。但是合股人常常闹意见，互相不服气。一年后，养殖场因经营不善赔了1.6万元。不得已，大家只得散伙。孙大午想来想去没有出路，就愿意接手干下去，并答应干好了就把大家的钱连本带利都还上。于是合股人吃了顿“散伙饭”，养殖场就撂给了孙大午。最初的股份制失败了。多年后，孙大午更是眼见很多乃至身边的家族企业，因股份化而走向了分裂。这些或许都在孙大午心中投下了阴影。

　　当年一只鸡可以卖30元钱，孙大午在信用社上班，一个月的工资不过35元。村里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没有资金，但是夫妻俩拼了命靠双手劳动和费尽心思的各种“土”办法，把养殖场撑了下来。第二年就挣了3万元，还了钱，自己还赚1万。再一年，挣了10万。以后是百万……

　　但是，一个大年三十的夜晚，有人酒后提着菜刀到孙大午家里要钱。“你不是说共同富裕吗？怎么不把你挣的钱给大伙分一分？”孙大午和来人在院子里打了起来，还差点闹出人命。以后周围村庄的干部和村民仍有不少人以各种方式来折腾。因为一个村干部想入股被孙大午拒绝，就找人闯到孙大午家里，出其不意地拿铁锤打伤了孙大午。随后，大午的老父亲要到支书家去上吊，大午的两个弟弟则要以血还血，养殖场工人也要联名抗议公安局居然置之不理……都被孙大午拦住了。伤好出院后，他反而到支书家道歉说自己没处理好关系，但也告诉支书别再鼓捣歪的邪的，“我不怕你”。

　　大午的发家和惹祸，都缘起于为解决鸡饲料而向乡里乡亲借玉米。后来周围村庄的农民都把粮食存放到他这里，企业给打借条。半年后新粮食收获了，这些存粮如果仍然不需要取回去，就按国家的收购价变现，就高不就低。即农民存放1000斤粮食，最高按0.80元一斤折算，半年后就可以变现为800元钱，不提走就开始计利息。就是这样的方式，孙大午在没钱办企业的情况下，跟农民以实物交易解决了养殖的原料问题，资金也盘活了，也就有了“粮食银行”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