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晚上抵达上海，相关情况和最新进展咱们明天电话联系吧。”3月16日，范德均面对记者的采访，显得行色匆匆。

　　记者后来了解到，他当时正准备离开四川返回上海。这次蜀地之行，他是去四川证监局、四川国税局和绵阳国税局询问举报的最新进展。

　　调查结果近期难出

　　自从2002年在狱中写信举报长虹，范德均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举报长虹。这一次，他分别向国税总局、公安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进行了举报。

　　据记者了解，四川证监局2月20日已受理该案，根据相关法规，2月20日为起算日的55天内，也就是4月16日前应公布调查结果。

　　《华夏时报》：刚从四川回来，你的举报有没有最新的进展，相关调查结果何时会出来？

　　范德均：证监会已经将相关证据转至四川证监局，四川证监局作为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已经安排调查组进驻四川长虹进行现场调查。四川省国税局方面，也已经派人对我举报的有关情况展开调查，而且召开了相关单位的联系会议，目前处于调查初级阶段。

　　对于调查结果，几个部门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证监会方面表示，鉴于案件的重要性和复杂程度，55个工作日的规定期内可能无法给予准确的答复。国税方面，要彻查的方面则比较多，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

　　《华夏时报》：除了新披露的5个证据，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材料？

　　范德均：现在的证据主要集中在虚增收入方面，关于增值税发票方面，下一步还会在博客上大量更新证据。

　　长虹虚增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重复计算销售收入和虚增22.5亿商业承兑汇票所涉及的销售收入。当年的四川长虹是没有关联交易的，也没有分公司，它的主营业务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其销售收入。

　　长虹当时只有电视机、空调等为数不多的几块业务，而且电视机是重头，空调是长虹电子集团来做，空调销量非常小，主营收入的95%来源于电视机，而电视机的销售主要来源于销售回款。每个月的销售回款都是会通报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普通的销售人员，每个月的销售回款，各个管委会都会通报和排名，一些举证材料就是我从中拿出来的。

　　《华夏时报》：你对举报结果的预期是什么？

　　范德均：结果对我来说没有坏与好之分，最后的结果还需要监管部门和职能部门进行判定，这已经不是公众和举报者能决定的问题，如果这个事件能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前提下进行调查，我认为就是对大众特别是股民知情的最好交代。

　　举报人身份遭质疑

　　范德均系长虹公司员工，1998-1999年任公司销售处湖南管委会主任，其间因涉嫌职务侵占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公司依法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这是长虹在公告中对范德均身份的解读。

　　《华夏时报》：你如何看待长虹在对媒体的公告中涉及到的对你身份的披露，所说是否属实？

　　范德均：我也看到了这个公告，但我的过去与我现在举报的内容没有直接的关联。我承认我判过刑。但我现在是一个合法的公民，我在用合法的渠道进行相关的举报。

　　我认为长虹披露它的目的在于转移对该事件的视线。如果就事论事，我向证监会写了举报信并公布了相关证据，那长虹是不是也应该拿出证据和证人来，起码应该公布对应的情况。作为销售人员都会清楚这些情况，但长虹提供不出来相关的汇票。原上海英达商业公司对该问题委托律师跟长虹交涉，长虹对此一直没有回答。现在我出示了证据，长虹却拿不出有关这3亿多商业承兑汇票执行结果的证据。现在，我又拿到了新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长虹造假。

　　《华夏时报》：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举报长虹，现在坊间对你的举报目的备加质疑，你是怎么看待的？

　　范德均：我的举报属于个人行为，当初我的案件法院判决要求我赔偿77万余元，这个案子是法院判的，长虹是无法给我清白的。这些年我没有向长虹提出要求，没要过一分钱，我现在对于那个案件的判决还存在异议，该案的审判结果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审判结果。

　　《华夏时报》：你的举报与多年前判刑的案件有关吗？

　　范德均：肯定是有关联的。长虹至今一直否认是他们报的案，但从案件的审理过程看，怎么可能和长虹没有关系？其实案件中还有一个关联案件，当时湖南邵东县工业品集团公司向国家税务总局举报，称长虹虚开增值税发票，要对其开展调查，但现在我的案件判了，与之关联的该案却没有受理。同一个案件，一个有罪，一个没有罪，这个如何解释？我现在掌握了长虹造假的证据，我就要把它公布出来。从1月25日举报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长虹完全可以采用法律的手段进行“对质”，但长虹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华夏时报》：举报后长虹与你有过沟通联系吗，或者你与长虹进行联系吗？

　　范德均：没有，举报后就没有任何的沟通，因为举报就确定了没有沟通的可能和前提。

　　范德均眼中的长虹

　　《华夏时报》：你出狱后的工作是什么，现在靠什么维生？

　　范德均：举报前一直在做销售，主要是销售手机，由于举报长虹，现在工作停下来了，因为要配合两个部门进行调查。但需要说明的是，我对长虹并无恶意，甚至我对长虹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从一名销售人员到被提为销售骨干，这么多年来我对长虹十分了解，我举报长虹主要针对的是长虹所存在的问题。

　　《华夏时报》：你如何看待长虹在发展中的几次财务风波？

　　范德均：我觉得还是管理的问题。从1992年到1997年，长虹每一年的销售收入和销售计划都是按照年增50%的幅度递增。1996年和1997年是国内彩电的第二次革新期，电视从小屏幕向大屏幕升级换代，长虹就抓住了这个良机，发展壮大。

　　1998年，由于售后服务和管理能力的不足，导致了“济南罢售事件”，该事件对长虹打击巨大。随后就是特大洪灾，再后就是著名的“长虹彩管收购事件”，每一个事件都极大地制约了长虹彩电的销售，长虹高达数百万台的彩电整机库存，造成了彩电价格的大幅波动，而对于经销商而言，高价进低价出，就造成了诸多销售的问题。1998年9月13日，长虹开始实行代理商模式，当时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代理商，经销商不可能一次进上百万或更多的货，所以投资风险加大大，而这种销售体制的改革导致了销售大下滑，也就导致了我所举报的情况的发生。

　　“我晚上抵达上海，相关情况和最新进展咱们明天电话联系吧。”3月16日，范德均面对记者的采访，显得行色匆匆。

　　记者后来了解到，他当时正准备离开四川返回上海。这次蜀地之行，他是去四川证监局、四川国税局和绵阳国税局询问举报的最新进展。

　　调查结果近期难出

　　自从2002年在狱中写信举报长虹，范德均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举报长虹。这一次，他分别向国税总局、公安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进行了举报。

　　据记者了解，四川证监局2月20日已受理该案，根据相关法规，2月20日为起算日的55天内，也就是4月16日前应公布调查结果。

　　《华夏时报》：刚从四川回来，你的举报有没有最新的进展，相关调查结果何时会出来？

　　范德均：证监会已经将相关证据转至四川证监局，四川证监局作为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已经安排调查组进驻四川长虹进行现场调查。四川省国税局方面，也已经派人对我举报的有关情况展开调查，而且召开了相关单位的联系会议，目前处于调查初级阶段。

　　对于调查结果，几个部门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证监会方面表示，鉴于案件的重要性和复杂程度，55个工作日的规定期内可能无法给予准确的答复。国税方面，要彻查的方面则比较多，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

　　《华夏时报》：除了新披露的5个证据，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材料？

　　范德均：现在的证据主要集中在虚增收入方面，关于增值税发票方面，下一步还会在博客上大量更新证据。

　　长虹虚增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重复计算销售收入和虚增22.5亿商业承兑汇票所涉及的销售收入。当年的四川长虹是没有关联交易的，也没有分公司，它的主营业务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其销售收入。

　　长虹当时只有电视机、空调等为数不多的几块业务，而且电视机是重头，空调是长虹电子集团来做，空调销量非常小，主营收入的95%来源于电视机，而电视机的销售主要来源于销售回款。每个月的销售回款都是会通报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普通的销售人员，每个月的销售回款，各个管委会都会通报和排名，一些举证材料就是我从中拿出来的。

　　《华夏时报》：你对举报结果的预期是什么？

　　范德均：结果对我来说没有坏与好之分，最后的结果还需要监管部门和职能部门进行判定，这已经不是公众和举报者能决定的问题，如果这个事件能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前提下进行调查，我认为就是对大众特别是股民知情的最好交代。

　　举报人身份遭质疑

　　范德均系长虹公司员工，1998-1999年任公司销售处湖南管委会主任，其间因涉嫌职务侵占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公司依法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这是长虹在公告中对范德均身份的解读。

　　《华夏时报》：你如何看待长虹在对媒体的公告中涉及到的对你身份的披露，所说是否属实？

　　范德均：我也看到了这个公告，但我的过去与我现在举报的内容没有直接的关联。我承认我判过刑。但我现在是一个合法的公民，我在用合法的渠道进行相关的举报。

　　我认为长虹披露它的目的在于转移对该事件的视线。如果就事论事，我向证监会写了举报信并公布了相关证据，那长虹是不是也应该拿出证据和证人来，起码应该公布对应的情况。作为销售人员都会清楚这些情况，但长虹提供不出来相关的汇票。原上海英达商业公司对该问题委托律师跟长虹交涉，长虹对此一直没有回答。现在我出示了证据，长虹却拿不出有关这3亿多商业承兑汇票执行结果的证据。现在，我又拿到了新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长虹造假。

　　《华夏时报》：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举报长虹，现在坊间对你的举报目的备加质疑，你是怎么看待的？

　　范德均：我的举报属于个人行为，当初我的案件法院判决要求我赔偿77万余元，这个案子是法院判的，长虹是无法给我清白的。这些年我没有向长虹提出要求，没要过一分钱，我现在对于那个案件的判决还存在异议，该案的审判结果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审判结果。

　　《华夏时报》：你的举报与多年前判刑的案件有关吗？

　　范德均：肯定是有关联的。长虹至今一直否认是他们报的案，但从案件的审理过程看，怎么可能和长虹没有关系？其实案件中还有一个关联案件，当时湖南邵东县工业品集团公司向国家税务总局举报，称长虹虚开增值税发票，要对其开展调查，但现在我的案件判了，与之关联的该案却没有受理。同一个案件，一个有罪，一个没有罪，这个如何解释？我现在掌握了长虹造假的证据，我就要把它公布出来。从1月25日举报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长虹完全可以采用法律的手段进行“对质”，但长虹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华夏时报》：举报后长虹与你有过沟通联系吗，或者你与长虹进行联系吗？

　　范德均：没有，举报后就没有任何的沟通，因为举报就确定了没有沟通的可能和前提。

　　范德均眼中的长虹

　　《华夏时报》：你出狱后的工作是什么，现在靠什么维生？

　　范德均：举报前一直在做销售，主要是销售手机，由于举报长虹，现在工作停下来了，因为要配合两个部门进行调查。但需要说明的是，我对长虹并无恶意，甚至我对长虹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从一名销售人员到被提为销售骨干，这么多年来我对长虹十分了解，我举报长虹主要针对的是长虹所存在的问题。

　　《华夏时报》：你如何看待长虹在发展中的几次财务风波？

　　范德均：我觉得还是管理的问题。从1992年到1997年，长虹每一年的销售收入和销售计划都是按照年增50%的幅度递增。1996年和1997年是国内彩电的第二次革新期，电视从小屏幕向大屏幕升级换代，长虹就抓住了这个良机，发展壮大。

　　1998年，由于售后服务和管理能力的不足，导致了“济南罢售事件”，该事件对长虹打击巨大。随后就是特大洪灾，再后就是著名的“长虹彩管收购事件”，每一个事件都极大地制约了长虹彩电的销售，长虹高达数百万台的彩电整机库存，造成了彩电价格的大幅波动，而对于经销商而言，高价进低价出，就造成了诸多销售的问题。1998年9月13日，长虹开始实行代理商模式，当时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代理商，经销商不可能一次进上百万或更多的货，所以投资风险加大大，而这种销售体制的改革导致了销售大下滑，也就导致了我所举报的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