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局博弈，谋一子而胜乎？商海勤志，求一将而酬乎？

　　谋治者，不患事不成，而患势不成。谋治之道似如博弈，善谋者谋势，不善者谋子；谋势者局清子锁而子子相助，纵然有失，亦可持危救困而求胜；谋子者局茫子踌而子子自护，纵然有得，亦必朝不图夕而亡局，况谋一子求胜乎？

　　曾几时许，长虹纵横驰骋而独尊海内，国人甚以为傲。然，恰遇赤县九州举国日盛之时，其却渐失尊位，浮沉商海，世亦不乏幸灾乐祸、极力唱衰者。长虹今之困，一言蔽之：家有业而利不足。问其之困因，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或言误度时势致战略有失者，或言业不精道致战术失当者，或言国资拘绊致机构滞壅者，或言才乏兼人致创辟乏新者，或言权者谋私致祸起萧墙者，如此等等。

　　近日，得窥长虹改弦更张而四海求贤，欲谋一将擎局图强，此举睿算。长虹困因，众说纷纭，余未敢妄断是非。然，家有业而利不足者，其因无外有二：或利有余而心不足，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谓利有余而心不足者，是为“人心不足蛇吞象”，遇有欲壑难填之辈，利必窃失，故显不足，如上所言之“权者谋私致祸起萧墙”。如为此故，纵有神助亦难解困。余乃谋治之人，论治不论人，且居局外，勿敢妄议长虹局内是非，故取“心有余而力不足者”论之。

　　心有余而力不足者，世人常谬识其四：一则谬以“人才不济”因之，误以“人才不济”则业技不精，故使战略有失、战术失当、创辟乏新，终成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果；二则谬以“机构滞壅”因之，误以“管治滞壅”则贻事误时，故使战略有失、战术失当、创辟乏新，终成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果；三则谬以“赏罚不明”因之，误以“赏罚不明”致人怠惰因循，故使战略有失、战术失当、创辟乏新，终成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果；四则谬以“掌执不贤”因之，误以“掌执不贤”致万事难谋，故使战略有失、战术失当、创辟乏新，终成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果。此等谬识，貌似合乎情理，实则似是而非，多为管窥之说、皮相之谈。深究其理，无外如是：

　　其一，“人才不济”之论，实为不识“才之所出”而谬生此误。

　　余曾有论：人才非有才之人，人才乃一勤态。勤必自育而才。人若勤思、勤学、勤钻、勤谋、勤为、勤进，患无才乎？此即“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之理。故而，才之所出者：勤而自育。人无“勤”字当头，纵有天资亦难成器，纵怀大器亦不成用，故显人才不济。

　　其二，“机构滞壅”之论，实为不识“才之所驭”而谬生此误。

　　机构滞壅虽为恶疾，然，众人若勤力谋事、倾心谋业，何来滞壅之说？“胖”与“壮”皆为体硕，外强中瘠则为“胖”，内外兼修则为“壮”，胖壮之别，缘起驭人之术，南橘北枳、秦智虞愚即为此说。犹似当下诸企业，虽苦心经营占据市场一席，却做大不做强，胖而不壮，熊而不雄。

　　其三，“赏罚不明”之论，实为不识“人之所欲”而谬生此误。

　　赏罚严明虽为人所好，却非人所欲。知人所欲，须知人性。人之天性为何物？韩非子有云：“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又云“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其所谓“人情”即人性。人性者，趋利避害而已，此为人之一切社会行为动机。欲谋治，必始于趋利避害人性。人欲趋利，必先有机会；人遇有危机，必求避之。故而，人所欲者，机会也；人所恶者，危机也。商鞅有云：“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是以，谋治之道即为：均机以诱，伏危以惧。如此即可解放人性而解放生产力，此非“赏罚严明”所能及。

　　其四，“掌执不贤”之论，实为不识“史之所创”而谬生此误。

　　古有云：“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谋大业者，寥寥数人岂能力支？历史唯物主义始持“历史由人民创造”之论。余之《论权者谋》有云：“世事万种，权者纵有天贤亦难善万事”，一单位之发展，非掌执之人独木可支，需群策群力方可如日中天、同辉日月。况乎，如余新著所言，“视下如死物，视上如无物”为谋治双原则。“视上如无物”近乎老子“无为而治”，犹似刘邦自轻之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是以，长虹困疾，责在掌执者，根在长虹身。根若不除，终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除此四论，尚有一“规制不善”论者。持此论者，多为“高人”：眼高手低。此等厮类好于遗迹谈虚、坐而论道，其之所见，亦多为燕雀之见、管窥之说，及表不及里、见木不见林；若问其善全规制之法，或为媚外之论，或为泛泛之谈，或为非非之想，皆道头不知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由此观之，长虹“心有余而力不足”者，疾于人不勤。人不勤即无积极性；人无积极性，创造性无从企及。人无积极性创造性，岂能怀才？人之不才，力将不足，利必不取。是以，人之积极性乃企业生命之源。欲掘此源，须以机会危机解放趋利避害人性。人性若得解放，人必勤趋利、勤避害，勤趋勤避，大势即成。

　　以何机会危机解放人性？古有云：“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所得不均，人必患之，终而惰之。如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何患之有？故而，欲使人无患，必求“劳得均衡”。人欲有所得，必先有所劳。劳者，无外用人，获用即得劳，重用即多劳；得者，无外量效而酬。求取“劳得均衡”之法甚为复杂，但其有二：竞岗用人，为分争劳。亦竞亦争而归自然之法，此即“道法自然”。竞岗用人重在“迎狼入室，量才器使”，为分争劳重在“独设曹职，按市切糕”。此等方法须长篇累牍方能明晓，恐贻笑大方，姑且简述：

　　迎狼入室之法重在均等用人机会，赋予企业新陈代谢机能；

　　量才器使之法重在量化度才之尺，使人知其短而奋进自育；

　　独置曹职之法重在独立职能任务，使人责无旁贷勤尽其责；按市切糕之法重在量化劳动价值，使人勤尽其能争劳抢工。

如此行之，可成三势：

　　一成“劳得均衡”之势，人无不均之患必勤之。

　　二成“不进则退”之势，人遇非福即祸必勤之。

　　三成“自然进化”之势，此势乃谋治之大成。一则部门为自求多利，必当自善其能、自裁其员、自顺其势；二则众人为自求多福，必当自育其才、自勤其事、自搏其业。

　　企业成此三势，所属必当勤学、勤力、勤智，存此三勤，力有不足乎？事有不谋乎？利有不厚乎？

　　然，“竞岗用人，为分争劳”需化为规制方可成行。规制者，规定、制度。欲使规制成行，须以机会与危机反噬、反生之理立规设制，赋其生命。时下，国政求法治，企业言法治。然，法治成行者屈指可数。法治，谋治根本之法。法治难成行，皆因规制生而无命之故。规制若生而有命，纵无监执亦可落实，终成垂法而治之势。规制可否生而有命，可求证阿尔巴尼亚《卡努法典》，其无护法监执却自行600余年而不衰，虽屡废亦不可止。众人常误以为“人是活的，规定是死的”，此乃诸多企业管理失败之根源。如前所言，“视下如死物，视上如无物”为治道双原则。视下如死物，以规制活之；视上如无物，以规制显之。如有此为，法治即成，谋治即成。

　　且，规制若生而有命，即生文化。古有云：“魂之所系，所向披靡；魂之不存，一溃千里”。企业之魂立于文化，魂强则企业强，魂衰则企业衰。企业文化，乃众人习性，亦为众人行为自觉，众人若行不自觉，谈文论化徒有其表、空乏其意。时下，诸多企业谬以口号、理念为其文化，遂以教育灌输、生记硬背、张挂图文等自铸其魂；其所谓“文化”如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为掌执者自以为是、自作多情之举。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其意有二：一则众人同心方可成事，二则取焰当先有柴。焰以柴为本，无柴既无焰。火焰恰如文化，能现于色、强于热，却不可擒、不可存。然，生焰以柴为本，铸魂当以何为本？古有云：“法立于上则俗成一下”，成语有曰：“约定俗成”。俗者，民之习也。有语如是：“一人之习曰性格，百人之习曰风气，千人之习曰文化”。故，企业之文化，一“俗”字可解；铸魂之本，一“法”字可解。是以，欲立文化铸商魂，当以规制为本。然，非有规制即生文化，人若不循则不生，纵使掌执者严厉督行，文化亦将生而不固、生而不聚。故而，当以机会与危机反噬、反生之理巧设规制，使其生而有命、行而不衰。

　　企业如人，体、气、魂缺一不可。体者，规制也；气者，积极性也；魂者，文化也。体健、气盛、魂聚则势成，纵然无心亦将有力，似如“无心插柳柳成荫”；体弱、气虚、魂散则势不成，纵然有心亦将无力，似如“有心栽花花不开”。不明此理，谋治、谋强、谋利或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或海底捞月、春梦一场。由此观之，长虹时下金台求贤之举虽可嘉，然，长虹之困，困于势不成，非困人不贤。势之不成，临局博弈，谋一子而胜乎？商海勤志，求一将而酬乎？况乎，长虹命运，岂非一贤所左右？是以，长虹当以谋势为先，非以谋贤为先。

　　时下诸企业遇效益不佳，常误断帐下无人，故持求贤若渴之态、逞伯乐相马之能广求天下贤能。东搜西罗、南寻北觅终得一人时，必如获至宝、委以重任。然，举用日长，或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变局，或陷“凤凰养久便是鸡”之困局。变局、困局不得解者复生畴咨之忧，故二度求贤、复市相马，如此循环。古有云：“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蛟龙失云雨，或与虾蟹俦”。蛟龙，龙脉水兽，未化为龙，若得云雨必飞腾云霄、化身神龙。蛟龙化神龙需一物：云雨。云雨者，名曰机会，实为单位之势。然，企业常误断池无“神龙”，故苦寻“神龙”优养其中，神龙入池无“云雨”，久养必化蛟龙而俦同虾蟹，终陷“凤凰养久便是鸡”之困。

　　总而言之：驭人之本，勤力奋志。欲勤人力，知人本初；人之初始，趋利避害；亦趋亦避，勤而奋之；驭人者，均机以诱，伏危以惧；危机相噬又相生，治道始成，万事谋矣。

　　余亦虾蟹之辈，坐而论道，得识肤浅，班门弄斧于长虹诸贤，实为不敬，且多此一举，望海涵。撰此一文，惟求抛砖引玉，助举长虹贯日之盛。

　　得观此文者，若觉无益，权当迂腐酸文一笑置之，弃而无妨。　　

　　临局博弈，谋一子而胜乎？商海勤志，求一将而酬乎？

　　谋治者，不患事不成，而患势不成。谋治之道似如博弈，善谋者谋势，不善者谋子；谋势者局清子锁而子子相助，纵然有失，亦可持危救困而求胜；谋子者局茫子踌而子子自护，纵然有得，亦必朝不图夕而亡局，况谋一子求胜乎？

　　曾几时许，长虹纵横驰骋而独尊海内，国人甚以为傲。然，恰遇赤县九州举国日盛之时，其却渐失尊位，浮沉商海，世亦不乏幸灾乐祸、极力唱衰者。长虹今之困，一言蔽之：家有业而利不足。问其之困因，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或言误度时势致战略有失者，或言业不精道致战术失当者，或言国资拘绊致机构滞壅者，或言才乏兼人致创辟乏新者，或言权者谋私致祸起萧墙者，如此等等。

　　近日，得窥长虹改弦更张而四海求贤，欲谋一将擎局图强，此举睿算。长虹困因，众说纷纭，余未敢妄断是非。然，家有业而利不足者，其因无外有二：或利有余而心不足，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谓利有余而心不足者，是为“人心不足蛇吞象”，遇有欲壑难填之辈，利必窃失，故显不足，如上所言之“权者谋私致祸起萧墙”。如为此故，纵有神助亦难解困。余乃谋治之人，论治不论人，且居局外，勿敢妄议长虹局内是非，故取“心有余而力不足者”论之。

　　心有余而力不足者，世人常谬识其四：一则谬以“人才不济”因之，误以“人才不济”则业技不精，故使战略有失、战术失当、创辟乏新，终成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果；二则谬以“机构滞壅”因之，误以“管治滞壅”则贻事误时，故使战略有失、战术失当、创辟乏新，终成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果；三则谬以“赏罚不明”因之，误以“赏罚不明”致人怠惰因循，故使战略有失、战术失当、创辟乏新，终成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果；四则谬以“掌执不贤”因之，误以“掌执不贤”致万事难谋，故使战略有失、战术失当、创辟乏新，终成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果。此等谬识，貌似合乎情理，实则似是而非，多为管窥之说、皮相之谈。深究其理，无外如是：

　　其一，“人才不济”之论，实为不识“才之所出”而谬生此误。

　　余曾有论：人才非有才之人，人才乃一勤态。勤必自育而才。人若勤思、勤学、勤钻、勤谋、勤为、勤进，患无才乎？此即“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之理。故而，才之所出者：勤而自育。人无“勤”字当头，纵有天资亦难成器，纵怀大器亦不成用，故显人才不济。

　　其二，“机构滞壅”之论，实为不识“才之所驭”而谬生此误。

　　机构滞壅虽为恶疾，然，众人若勤力谋事、倾心谋业，何来滞壅之说？“胖”与“壮”皆为体硕，外强中瘠则为“胖”，内外兼修则为“壮”，胖壮之别，缘起驭人之术，南橘北枳、秦智虞愚即为此说。犹似当下诸企业，虽苦心经营占据市场一席，却做大不做强，胖而不壮，熊而不雄。

　　其三，“赏罚不明”之论，实为不识“人之所欲”而谬生此误。

　　赏罚严明虽为人所好，却非人所欲。知人所欲，须知人性。人之天性为何物？韩非子有云：“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又云“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其所谓“人情”即人性。人性者，趋利避害而已，此为人之一切社会行为动机。欲谋治，必始于趋利避害人性。人欲趋利，必先有机会；人遇有危机，必求避之。故而，人所欲者，机会也；人所恶者，危机也。商鞅有云：“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是以，谋治之道即为：均机以诱，伏危以惧。如此即可解放人性而解放生产力，此非“赏罚严明”所能及。

　　其四，“掌执不贤”之论，实为不识“史之所创”而谬生此误。

　　古有云：“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谋大业者，寥寥数人岂能力支？历史唯物主义始持“历史由人民创造”之论。余之《论权者谋》有云：“世事万种，权者纵有天贤亦难善万事”，一单位之发展，非掌执之人独木可支，需群策群力方可如日中天、同辉日月。况乎，如余新著所言，“视下如死物，视上如无物”为谋治双原则。“视上如无物”近乎老子“无为而治”，犹似刘邦自轻之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是以，长虹困疾，责在掌执者，根在长虹身。根若不除，终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除此四论，尚有一“规制不善”论者。持此论者，多为“高人”：眼高手低。此等厮类好于遗迹谈虚、坐而论道，其之所见，亦多为燕雀之见、管窥之说，及表不及里、见木不见林；若问其善全规制之法，或为媚外之论，或为泛泛之谈，或为非非之想，皆道头不知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由此观之，长虹“心有余而力不足”者，疾于人不勤。人不勤即无积极性；人无积极性，创造性无从企及。人无积极性创造性，岂能怀才？人之不才，力将不足，利必不取。是以，人之积极性乃企业生命之源。欲掘此源，须以机会危机解放趋利避害人性。人性若得解放，人必勤趋利、勤避害，勤趋勤避，大势即成。

　　以何机会危机解放人性？古有云：“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所得不均，人必患之，终而惰之。如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何患之有？故而，欲使人无患，必求“劳得均衡”。人欲有所得，必先有所劳。劳者，无外用人，获用即得劳，重用即多劳；得者，无外量效而酬。求取“劳得均衡”之法甚为复杂，但其有二：竞岗用人，为分争劳。亦竞亦争而归自然之法，此即“道法自然”。竞岗用人重在“迎狼入室，量才器使”，为分争劳重在“独设曹职，按市切糕”。此等方法须长篇累牍方能明晓，恐贻笑大方，姑且简述：

　　迎狼入室之法重在均等用人机会，赋予企业新陈代谢机能；

　　量才器使之法重在量化度才之尺，使人知其短而奋进自育；

　　独置曹职之法重在独立职能任务，使人责无旁贷勤尽其责；按市切糕之法重在量化劳动价值，使人勤尽其能争劳抢工。

如此行之，可成三势：

　　一成“劳得均衡”之势，人无不均之患必勤之。

　　二成“不进则退”之势，人遇非福即祸必勤之。

　　三成“自然进化”之势，此势乃谋治之大成。一则部门为自求多利，必当自善其能、自裁其员、自顺其势；二则众人为自求多福，必当自育其才、自勤其事、自搏其业。

　　企业成此三势，所属必当勤学、勤力、勤智，存此三勤，力有不足乎？事有不谋乎？利有不厚乎？

　　然，“竞岗用人，为分争劳”需化为规制方可成行。规制者，规定、制度。欲使规制成行，须以机会与危机反噬、反生之理立规设制，赋其生命。时下，国政求法治，企业言法治。然，法治成行者屈指可数。法治，谋治根本之法。法治难成行，皆因规制生而无命之故。规制若生而有命，纵无监执亦可落实，终成垂法而治之势。规制可否生而有命，可求证阿尔巴尼亚《卡努法典》，其无护法监执却自行600余年而不衰，虽屡废亦不可止。众人常误以为“人是活的，规定是死的”，此乃诸多企业管理失败之根源。如前所言，“视下如死物，视上如无物”为治道双原则。视下如死物，以规制活之；视上如无物，以规制显之。如有此为，法治即成，谋治即成。

　　且，规制若生而有命，即生文化。古有云：“魂之所系，所向披靡；魂之不存，一溃千里”。企业之魂立于文化，魂强则企业强，魂衰则企业衰。企业文化，乃众人习性，亦为众人行为自觉，众人若行不自觉，谈文论化徒有其表、空乏其意。时下，诸多企业谬以口号、理念为其文化，遂以教育灌输、生记硬背、张挂图文等自铸其魂；其所谓“文化”如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为掌执者自以为是、自作多情之举。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其意有二：一则众人同心方可成事，二则取焰当先有柴。焰以柴为本，无柴既无焰。火焰恰如文化，能现于色、强于热，却不可擒、不可存。然，生焰以柴为本，铸魂当以何为本？古有云：“法立于上则俗成一下”，成语有曰：“约定俗成”。俗者，民之习也。有语如是：“一人之习曰性格，百人之习曰风气，千人之习曰文化”。故，企业之文化，一“俗”字可解；铸魂之本，一“法”字可解。是以，欲立文化铸商魂，当以规制为本。然，非有规制即生文化，人若不循则不生，纵使掌执者严厉督行，文化亦将生而不固、生而不聚。故而，当以机会与危机反噬、反生之理巧设规制，使其生而有命、行而不衰。

　　企业如人，体、气、魂缺一不可。体者，规制也；气者，积极性也；魂者，文化也。体健、气盛、魂聚则势成，纵然无心亦将有力，似如“无心插柳柳成荫”；体弱、气虚、魂散则势不成，纵然有心亦将无力，似如“有心栽花花不开”。不明此理，谋治、谋强、谋利或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或海底捞月、春梦一场。由此观之，长虹时下金台求贤之举虽可嘉，然，长虹之困，困于势不成，非困人不贤。势之不成，临局博弈，谋一子而胜乎？商海勤志，求一将而酬乎？况乎，长虹命运，岂非一贤所左右？是以，长虹当以谋势为先，非以谋贤为先。

　　时下诸企业遇效益不佳，常误断帐下无人，故持求贤若渴之态、逞伯乐相马之能广求天下贤能。东搜西罗、南寻北觅终得一人时，必如获至宝、委以重任。然，举用日长，或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变局，或陷“凤凰养久便是鸡”之困局。变局、困局不得解者复生畴咨之忧，故二度求贤、复市相马，如此循环。古有云：“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蛟龙失云雨，或与虾蟹俦”。蛟龙，龙脉水兽，未化为龙，若得云雨必飞腾云霄、化身神龙。蛟龙化神龙需一物：云雨。云雨者，名曰机会，实为单位之势。然，企业常误断池无“神龙”，故苦寻“神龙”优养其中，神龙入池无“云雨”，久养必化蛟龙而俦同虾蟹，终陷“凤凰养久便是鸡”之困。

　　总而言之：驭人之本，勤力奋志。欲勤人力，知人本初；人之初始，趋利避害；亦趋亦避，勤而奋之；驭人者，均机以诱，伏危以惧；危机相噬又相生，治道始成，万事谋矣。

　　余亦虾蟹之辈，坐而论道，得识肤浅，班门弄斧于长虹诸贤，实为不敬，且多此一举，望海涵。撰此一文，惟求抛砖引玉，助举长虹贯日之盛。

　　得观此文者，若觉无益，权当迂腐酸文一笑置之，弃而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