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令美国人感到愤怒，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首先，金融业让我们深陷经济危机；然后，政府花费纳税人的钱对其进行救助；现在经济仍然低迷的情况下，华尔街银行又开始发放巨额奖金。
但是，摧毁经济和欺诈纳税人并不是华尔街的唯一罪行。即使在危机爆发前，许多金融业野心家的牟利行为从社会角度看如果不具有破坏性，也是毫无价值的。让我们看一下最近的两篇新闻报道。
一篇关于高速交易：一些金融机构如高盛一直利用超高速计算机抢在其他投资者之前购买或出售股票。利用高速交易系统获利是高盛实现创纪录利润以及发放创纪录奖金的原因之一。
另一篇关于花旗能源交易部门Phibro LLC主管安德鲁·霍尔(Andrew J. Hall)。霍尔所进行的原油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交易为花旗带了了丰厚的盈利，根据合约，花旗应该给予霍尔1亿美元奖金。
花旗集团已经接受大约450亿美元联邦救助，虽然高盛已偿还100亿美元直接援助资金，但它从联邦担保政策及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救助中受益匪浅。即使高盛和霍尔在没有政府援助情况下也可能实现巨额利润，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美国而言也是无益的。
需要澄清一点：金融投机可以发挥一定的正面作用。例如，期货市场为天气转冷前储存取暖油和夏季驾车高峰季节来临前储存汽油提供了动机。
但基于信息的投机行为是另一回事了。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家杰克·赫什利弗(Jack Hirshleifer)早在1971年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投机行为往往是“私人利润”与“社会无用”的结合体。
高速交易是再恰当不过的例子。股市理应促使资本得到最佳配置。但是，交易员比其他投资者早三十分之一秒发出买卖指令与提高资本配置的社会功能毫无联系。
那么又怎样看待霍尔先生的行为呢？根据报道，霍尔的赚钱之道主要是比其他投资者更聪明，而不是指引资源流向需要的地方。霍尔的行为也是很难看到什么社会价值的。
这些活动实际上是有害的。例如，高速交易可能会降低股市的功能，因为它是对那些无法使用超高速计算机的投资者变相征税，这意味着高盛花钱购买这些电脑对国家财富具有负面影响。斯坦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早在1973年就指出，基于私人信息的投机活动造成“双重社会损失”：耗尽资源和破坏市场。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上周，众议院通过金融业薪酬限制法案，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应当辅之以更广泛的金融监管。不幸的是，众议院的议案遭到奥巴马政府的反对。政府的原则似乎仍然是对于华尔街有益的就是对美国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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