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住的王村都是种苹果的，旁边的李村都是种梨的。每年到了果子成熟的季节，两个村子的村民就会拿着自家的果子到集市去交换。因为苹果和梨的亩产量基本相当，所以一般就是1斤苹果换1斤梨，很多年都是如此。两个村子这样也都能有两种水果吃，比只吃一种水果强。

但有那么一年出了一点状况。那一年，李村的梨大丰收，收下的梨有往年的两倍，王村的苹果却还是老收成。这一年，王二拿着自家的苹果到了集上，还是按照老规矩 1斤苹果1斤梨和李村的人交换。可是没换多少，王二就发现情况不对，集上明显是梨多苹果少。不少王村的村民已经早早的把手上的苹果换完了，可是很多李村的村民手上还全是梨。王二就多了一个心眼，没有着急换梨。没过多久，随着集上有苹果的王村人越来越少，还没换到苹果的李村人开始着急了。家里的梨本来就太多，不换点苹果搭配吃不行。于是就有李村的人找到王二，愿意2斤梨换1斤苹果，后来还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剩下的王村村民，看到王二这么做，也都跟着涨价。结果，多了点心眼的王二，带回家了比往年多得多的梨，而李村的村民则用比往年多得多的梨，换回了和往年差不多的苹果。

这件事情过后，李村的村民有点不太高兴，特别是那些后来出了高价才换到苹果的村民。事情最后弄大了，两个村子的村长只能坐在一起协商，签下君子协议：下不为例。以后两村交换，一律按照1斤苹果1斤梨，谁也不许乱涨价。

君子协议签下不久，王村的苹果就遇到了虫害，苹果产量锐减，只有往年的一半左右。所幸的是，李村梨的收成还和平常相当。这一年赶集，王二和其他村民一样，带了只有往年一半的苹果去赶集，而李村的村民还是带了和往年一样多的梨。既然有了君子协议，虽然集上还是梨多苹果少，王村的居民只能老老实实按照1斤苹果1 斤梨交换，也没有太多好抱怨的。问题是，李村那边出了大问题，因为只有一半的人换到了苹果，还有一半人手里还全是梨。这一次，李村的村长面对的又是一群非常不高兴的村民。村长能做的，只能是动员一些有苹果的村民让出一些苹果来。但这件工作并不容易，而且得罪了更多的人。

中国的通货膨胀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和以往的历次通胀一样，食品价格高涨又是通胀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这意味着，通胀对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格外大。为此，央行不仅连续提高准备金率，国务院也准备必要时出台价格干预措施，试图控制物价的过快上涨。

从意图上说，这些政策均无可厚非，但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价格干预真的能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吗？答案恐怕是：很难。

通胀的原因有很多，在当前全球的经济环境下，从美国的数量宽松、中国的固定汇率到中国在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还有中国结构性的开始从粮食自给自足走向进口，恐怕都是原因。但不管原因是什么，事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钱多东西少。

涨价，在一个市场环境下，是钱多东西少的自然结果。因为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价格会反映两种东西的相对稀缺程度。钱多了，就会不值钱；东西少了，就会更值钱，所以就涨价了，没有太多的高深道理。看到价格涨了，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不让价格涨不就行了？所以就有了价格干预。这在实行计划经济多年、一些重要价格仍然被管制着的中国，是一个容易被接受的政策选择。而且，任何一个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一定都有奸商囤积居奇、寡妇没米下锅的故事，让价格干预似乎也有了道义基础。可问题是，如果通胀的原因是因为钱多东西少，干预价格是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的，因此不会解决真正的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价格干预几乎必然要伴随着短缺和分配问题。前面王二赶集的故事里，第一年出现梨多苹果少的情况时，没有人出来干预价格，最后李村的人就不得不面对“通货膨胀”，用更多的梨才能换到和往年一样多的苹果。老百姓为此不高兴是自然的，觉得王二是个坏人哄抬物价也是自然的，但市场最后还是能够自发的把苹果和梨相对平均的给分配了。但当第二次出现梨多苹果少的情况时，“君子协定”虽然排除了“通货膨胀”，但却没有改变梨多苹果少的事实。而且，在人为干预的价格下，所有有梨的人都想用1：1的比例换苹果，但问题是不存在那么多苹果。如果没人出来管，那结果就是先来的人能买到苹果，后来的人买不到苹果，就会出现“苹果荒”。如果有人出来管，那就得管好一个人一次能买多少。可问题是，这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谁能知道一家到底需要多少苹果呢？

在一个通胀的环境里进行价格干预，面临的会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只管价格不管量，结果必然是这荒那荒，一旦出现，只会加剧通胀的恐慌。管住了价格又管量，政府就得干预具体的分配。这么想吧，如果说管房价的时候，认定一家人只能买一套房还存在一些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在一个大量生活必需品涨价的环境里，去管理千百万老百姓买了多少，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当然，最可能出现的结果还是，既没有短缺，也没有出现政府干预分配的情况。这并不意味着价格干预的成功，而更可能意味着价格干预最后是无效的──不管怎么干预，最后市价还是不听话的向上涨。

说这么多，不是说政府在通胀面前束手无策。历史上应对通胀成功的案例几乎只有一个模式──收紧货币政策。中国收紧货币政策了吗？既是也不是。从数量手段上说，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用前所未有的力度收紧。但从价格手段上说，利率几乎还没有动，汇率也几乎没有动。这样一种政策组合的结果是，人民银行几乎必然面临着调控不足或者调控过度的双重风险，这是数量手段的基本局限（具体原因可以参见王二的凉粉店和被绑住的央行，王二收粮和货币政策的难题和王二和面、数量宽松和中国货币政策）。从财政手段上说，保护低收入群体，应该通过直接的收入补贴，这样最具有针对性，钱也能花在刀刃上。如果通过财政补贴来平抑物价，大量的补贴会流向不需要补贴的人群，这会造成很大量的浪费，还有腐败。

无论如何，在通胀面前，不需要恐慌，更不能太心急。通胀不是一夜之间就出现的，也不会在一纸令下就消失，不能犯下病急乱投医的错误。

王二住的王村都是种苹果的，旁边的李村都是种梨的。每年到了果子成熟的季节，两个村子的村民就会拿着自家的果子到集市去交换。因为苹果和梨的亩产量基本相当，所以一般就是1斤苹果换1斤梨，很多年都是如此。两个村子这样也都能有两种水果吃，比只吃一种水果强。

但有那么一年出了一点状况。那一年，李村的梨大丰收，收下的梨有往年的两倍，王村的苹果却还是老收成。这一年，王二拿着自家的苹果到了集上，还是按照老规矩 1斤苹果1斤梨和李村的人交换。可是没换多少，王二就发现情况不对，集上明显是梨多苹果少。不少王村的村民已经早早的把手上的苹果换完了，可是很多李村的村民手上还全是梨。王二就多了一个心眼，没有着急换梨。没过多久，随着集上有苹果的王村人越来越少，还没换到苹果的李村人开始着急了。家里的梨本来就太多，不换点苹果搭配吃不行。于是就有李村的人找到王二，愿意2斤梨换1斤苹果，后来还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剩下的王村村民，看到王二这么做，也都跟着涨价。结果，多了点心眼的王二，带回家了比往年多得多的梨，而李村的村民则用比往年多得多的梨，换回了和往年差不多的苹果。

这件事情过后，李村的村民有点不太高兴，特别是那些后来出了高价才换到苹果的村民。事情最后弄大了，两个村子的村长只能坐在一起协商，签下君子协议：下不为例。以后两村交换，一律按照1斤苹果1斤梨，谁也不许乱涨价。

君子协议签下不久，王村的苹果就遇到了虫害，苹果产量锐减，只有往年的一半左右。所幸的是，李村梨的收成还和平常相当。这一年赶集，王二和其他村民一样，带了只有往年一半的苹果去赶集，而李村的村民还是带了和往年一样多的梨。既然有了君子协议，虽然集上还是梨多苹果少，王村的居民只能老老实实按照1斤苹果1 斤梨交换，也没有太多好抱怨的。问题是，李村那边出了大问题，因为只有一半的人换到了苹果，还有一半人手里还全是梨。这一次，李村的村长面对的又是一群非常不高兴的村民。村长能做的，只能是动员一些有苹果的村民让出一些苹果来。但这件工作并不容易，而且得罪了更多的人。

中国的通货膨胀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和以往的历次通胀一样，食品价格高涨又是通胀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这意味着，通胀对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格外大。为此，央行不仅连续提高准备金率，国务院也准备必要时出台价格干预措施，试图控制物价的过快上涨。

从意图上说，这些政策均无可厚非，但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价格干预真的能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吗？答案恐怕是：很难。

通胀的原因有很多，在当前全球的经济环境下，从美国的数量宽松、中国的固定汇率到中国在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还有中国结构性的开始从粮食自给自足走向进口，恐怕都是原因。但不管原因是什么，事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钱多东西少。

涨价，在一个市场环境下，是钱多东西少的自然结果。因为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价格会反映两种东西的相对稀缺程度。钱多了，就会不值钱；东西少了，就会更值钱，所以就涨价了，没有太多的高深道理。看到价格涨了，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不让价格涨不就行了？所以就有了价格干预。这在实行计划经济多年、一些重要价格仍然被管制着的中国，是一个容易被接受的政策选择。而且，任何一个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一定都有奸商囤积居奇、寡妇没米下锅的故事，让价格干预似乎也有了道义基础。可问题是，如果通胀的原因是因为钱多东西少，干预价格是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的，因此不会解决真正的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价格干预几乎必然要伴随着短缺和分配问题。前面王二赶集的故事里，第一年出现梨多苹果少的情况时，没有人出来干预价格，最后李村的人就不得不面对“通货膨胀”，用更多的梨才能换到和往年一样多的苹果。老百姓为此不高兴是自然的，觉得王二是个坏人哄抬物价也是自然的，但市场最后还是能够自发的把苹果和梨相对平均的给分配了。但当第二次出现梨多苹果少的情况时，“君子协定”虽然排除了“通货膨胀”，但却没有改变梨多苹果少的事实。而且，在人为干预的价格下，所有有梨的人都想用1：1的比例换苹果，但问题是不存在那么多苹果。如果没人出来管，那结果就是先来的人能买到苹果，后来的人买不到苹果，就会出现“苹果荒”。如果有人出来管，那就得管好一个人一次能买多少。可问题是，这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谁能知道一家到底需要多少苹果呢？

在一个通胀的环境里进行价格干预，面临的会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只管价格不管量，结果必然是这荒那荒，一旦出现，只会加剧通胀的恐慌。管住了价格又管量，政府就得干预具体的分配。这么想吧，如果说管房价的时候，认定一家人只能买一套房还存在一些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在一个大量生活必需品涨价的环境里，去管理千百万老百姓买了多少，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当然，最可能出现的结果还是，既没有短缺，也没有出现政府干预分配的情况。这并不意味着价格干预的成功，而更可能意味着价格干预最后是无效的──不管怎么干预，最后市价还是不听话的向上涨。

说这么多，不是说政府在通胀面前束手无策。历史上应对通胀成功的案例几乎只有一个模式──收紧货币政策。中国收紧货币政策了吗？既是也不是。从数量手段上说，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用前所未有的力度收紧。但从价格手段上说，利率几乎还没有动，汇率也几乎没有动。这样一种政策组合的结果是，人民银行几乎必然面临着调控不足或者调控过度的双重风险，这是数量手段的基本局限（具体原因可以参见王二的凉粉店和被绑住的央行，王二收粮和货币政策的难题和王二和面、数量宽松和中国货币政策）。从财政手段上说，保护低收入群体，应该通过直接的收入补贴，这样最具有针对性，钱也能花在刀刃上。如果通过财政补贴来平抑物价，大量的补贴会流向不需要补贴的人群，这会造成很大量的浪费，还有腐败。

无论如何，在通胀面前，不需要恐慌，更不能太心急。通胀不是一夜之间就出现的，也不会在一纸令下就消失，不能犯下病急乱投医的错误。